第二十二章 為官要知為政之體(2 / 3)

曾國藩以諸葛亮的人格為明鏡,諸葛亮是讀書人帶兵打仗,自己是帶兵打仗的讀書人。當時不少人確實把曾國藩比作諸葛亮,曾國藩表麵上不敢把自己比做諸葛亮,但內心卻是學習諸葛亮的“靜”、“愛”、“忍”等等功夫。諸葛亮說為官為將者,如果不去愛自己的部屬,那麼是很難取得勝仗的,“夫為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饑;軍火未燃,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張蓋,與眾同也。”

曾國藩發現塔齊布忠勇奮發,習苦耐勞,深得兵心,反遭副將德清所忌和提督鮑起豹的羞辱。因此,專折上奏,彈劾德清,同時舉薦塔齊布“忠勇可大用”。在一年多時間裏,曾國藩連續保奏他為遊擊將軍、參將、副將,直至取代鮑起豹而任提督,成為湘軍前期的一名主要將領。

塔齊布任提督時,“受印日,士民聚以觀,歎詫國藩為知人”。塔齊布也知恩圖報,盡心盡力為曾國藩打贏了幾場大仗,尤其是在關係到湘軍存亡的湘潭、嶽州兩仗,塔齊布更是立下汗馬功勞。

鹹豐五年(1855年)七月,塔齊布因久攻九江不下,嘔血而亡。曾國藩為之黯然神傷,夜不成寐。第二天,就率領高級將領和幕僚離開老營抵達九江營地,向塔齊布奠靈沉痛追悼。接著,派副將玉山帶300兵士護送靈柩至南昌公祭,公祭之後,再由守備長春護送回原籍安葬。

接下來,曾國藩上奏朝廷,詳細奏述塔齊布在湘軍創建中的功勳及諸多成績,並請在長沙建專祠。曾國藩還親自為“塔公祠”撰寫楹聯:“大勇卻慈祥,論古略同曹武惠;至誠相許與,有彰曾薦郭汾陽。”又吩咐從湘勇內銀錢所拿出二千兩銀子,送給塔齊布的老母。曾國藩對塔齊布的功勳如此稱頌褒獎,對其後事料理得如此周到妥帖,使湘軍將官士兵十分感動。

鹹豐八年,曾國藩在浙江辦軍務,白天與胡林翼會商進兵、籌餉之策,晚上看書、寫日記。四月初九日晚,曾國藩大概看了一個時辰的《左傳》和一個時辰的《史記》,什麼時候侍從康福來還書,並站在書架旁選其他書,曾國藩並不知道,他見康福後說了一聲:“你過來。”然後分別打開《左傳》和《史記》中插書簽的那一頁,對康福說:“這是我今夜重溫的兩段,你讀讀吧。”

少年失去雙親的康福沒有接受過私塾教育,但他受家傳棋藝的影響,圍棋下得不錯,鹹豐三年曾國藩回籍時無意中發現了他,便把他留在身邊,培養成為一名親信。這些年來,康福在曾國藩的教育下,已成長為一個有謀有勇的人。康福接過老師的書,按圈點的內容看了起來:

鄭國曾經派子濯孺子去攻打衛國,戰敗,便逃跑,衛國派庾公之斯追擊。子濯孺子說:“今天我的病發作了,拉不了弓,我活不成了。”又問給他駕車的人說:“追我的是誰呀?”駕車的人回答:“庾公之斯。”子濯孺子便說:“我死不了啦。”駕車的人不明白:“庾公之斯是衛國的名射手,他追您,您反說您死不了啦,這是什麼道理呢?”子濯孺子回答說:“庾公之斯跟尹公之他學的射箭,尹公之他又是跟我學的射箭,尹公之他是個正派人,他所選擇的學生、朋友一定也正派。”這時,庾公之斯追了上來,他見子濯孺子端坐不動,便問道:“老師為什麼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說:“我今天病了,拿不了弓。”庾公之斯說:“我跟尹公之他學射,尹公之他又跟您學射,我不忍心拿您的技巧反過來傷害您。但是,今天我追殺您,是國家的公事,我也不能完全放棄。”於是,庾公之斯抽出箭,在車輪上敲了幾下,把箭頭敲掉,用沒有箭頭的箭向子濯孺子射了四下,然後回去了。

康福看完這則故事,抬頭看了一眼曾國藩,心想老頭子為什麼要我看這個故事。見曾國藩正在寫信,康福又讀起《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吳起愛兵的故事:

戰國時兵家吳起善用兵,屢建戰功,被魏文侯任為西河守。吳起治軍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愛兵如子,因而深得人心,得到廣大將士的尊重。

有一年,吳起統率魏軍進攻中山國,軍中有一個青年士兵的身上長了毒瘡,痛得他滿地打滾。吳起看到後心急如焚,他聽人說毒瘡裏的膿血不排出來,病是好不了的。出征途中,各方麵條件都很差,要想排出膿血隻能用嘴巴去吮吸。為了解除士兵的痛苦,吳起不顧毒瘡的又髒又臭,親自用嘴巴吮吸毒瘡,膿血排盡了,士兵得救了,這個士兵感動得熱淚滾滾。吳起為士兵吸毒的事情,在軍營中傳為佳話。

由於吳起愛兵如子,治軍有方,公元前409年,吳起率兵討伐秦國,所向披靡,一連攻克五個城池,奪得了西河地區。以後,在他鎮守西河的27年間,先後率軍與諸侯大戰76次,全勝的就有64次,這與他體貼下士、治軍有方是分不開的。

就在康福讀書的時候,曾國藩手不停歇地寫著致前線指揮曾國荃的書信:

“你目前名望正高,務必要堅持不懈,有始有終。治理軍隊的道理,能戰爭是第一要義。如果圍攻半年,一旦被敵人衝突,不能取勝,或者受到小挫折,那麼你的名聲一個早晨的時間便下落了,所以說探驪的方法,是以會戰鬥為得珠。能愛民為治軍第二要義。希望弟弟兢兢業業,一天比一天謹慎,一直到底決不鬆懈,那不僅為我補救了從前的過失,也可以為我父增光於九泉之下……”

其實,曾國藩這一“愛”字功夫,道理是非常淺顯的,“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上下級之間有沒有愛,決定了其工作配合是否默契,是否有效率,合作事業是否長久,是否成功。

三、“任”字當頭躬身入局

如果把活著當成一種責任,會很容易就感覺到疲累,但若把世界當做是自己的,把小我放進大我裏,那麼為此而做的所有事情都會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凡辦大事的人不會一味計較自己失去的,會先認清什麼是自己應該做的,自己肩頭的首要責任是什麼。

1.以天下為己任

曾國藩相信“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說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輩當盡人力之所能為,而天事則聽之彼蒼。在談到自己為什麼能夠有所作為時,曾國藩自己也說:真正的聖人君子的行為準則,在於責任,並且以此去倡導天下的人們。世道之所以變亂,是因為上上下下心中充滿了物欲,每個人都隻為自己考慮,自私成風,給社會帶來危害。當災難來臨,他們四處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絲一毫的力氣來為拯救天下做點事情。於是那些有責任感的人站出來改變這些壞的現象,克製自己的欲望去關心他人,提倡社會責任感,反對自私自利,挺身承擔各種困難。於是人人都仿效他們的行為,都把苟活看做是羞恥的事情,躲避是可恥的行為。我們的君子們之所以能夠鼓舞眾人,曆經九年而平定大亂,全在於“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

2.執著於躬行踐履

曾國藩對躬行踐履最為執著,他提出的“躬身入局”就是不當旁觀者,不當看客!而是要從自己做起,虛心實做,則近於成功。這就是把責任感與具體行動相結合。

為此,他主張“言不妄發”。他認為做應做之事,說應說之話才是本分的事情。他還以此教育弟弟回顧曆朝士大夫的興衰,多應以此為鑒。這也是完善自我,振興家業的根本。

曾國藩還主張“虛心實做”,倡導躬行,自然就反對講資格,問樣子。他說:“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防彼礙之弊。其夫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在他的眼裏,表麵功夫是沒有效果的,是一種極不可取的處世態度。

正因如此,曾國藩的責任感和良好的品性深受眾人認可。薛福成認為曾國藩有建樹的原因不光因為有強烈的責任感更是由於宏毅的個性。他說:“道光、鹹豐時期,相安無事,每個人都渾渾噩噩的,突然有賊寇舉事造反,卻沒人能製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臨頭隻會趴倒在地,互相對望而毫無辦法。曾國藩當時奉旨治喪在家,接到命令馬上組織鄉兵出去。打破舊的規章的束縛,自己創立軍隊編製,和叛軍孤身奮戰。當時,反賊像決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勢頭凶猛,人們都束手無策,隻有曾國藩奮起抵抗,四處戰鬥。結果孤立無援,進退兩難。但即使如此,曾國藩仍然堅守節操,從容指揮。他之所以能做到這樣,是與他‘以國為己任’的忠心有關聯的。不論文武將相名賢,凡是有才能的都舉薦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後收複失地、平定叛亂,社會得以安定,事業由此中興。像曾國藩這樣挾持亂世,成就的確重而且遠,可以稱得上是宏毅的人吧?”這裏的“宏毅”也是從不做看客,而是由內在責任心驅動下的堅持到底。

正是因為這種以國家、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感和胸懷,使曾國藩出類拔萃,堅強謙謹,誌向上堅貞脫俗,處理公務,待人接物都鮮有差池,寫過的書籍卷稿人人看來皆有獲益,這所有的一切都因為他心中對自己的要求很高。把自己應做的所有事情都當做責任來對待。

3.人當自強

曾國藩說:人當自強,自強為國。至於說到一個人的強大,在我看來,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情況。曾子的“自反而縮”,也就是孟子將仁義和謙虛集於一身的強大,這種強大與孔子告知弟子仲由的強大,大概可以久長。另一種強大是鬥智鬥力。有因此而大興的,也有因此而大敗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等人,這些人的智力可以說都是橫絕一世的,但是他們的失敗禍害也非同尋常。所以,我們在自我修養上求強是可以的,但在逞能鬥狠上求強就不行了。

由此看來,一個真正強大的人,或者說想獲得永久強勢的人,要學會先從品質上變強。集責任感、謙虛、仁義三種品質於一身。光是形似而忽略實質是行不通的。

4.自我肯定,自我超越

曾國藩認為要獲得對他人的超越感和優越感,首先要做到對自我的肯定、服從或尊敬。不能隻在某一時間、某一場合或某一範圍內你確實征服了別人,而在另一時間、另一場合或另一範同內你又征服不了他人,那麼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廣大。最後你就把自己陷入一個孤立的境地,結果你發現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難。所以說,真正的征服是品格上的敬佩,是精神上的榜樣。

一個想不斷變強的人首先要做到自我超越。而這種超越需要你不斷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來自於你的內部,是舊我對新我的反抗:這一反抗有時會刺激你更堅決更強烈地征服自我,由此,你就在這征服與反抗中不斷前行。到一定時候你就因為自修而完善和強大,這種強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仲由的強大。是君子所要盡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由此可知,世上的成功者、強者無一不是嚴格要求自己,對自己有責,對他人有義,以國家利益為己任的人。他們多能以廣大的胸懷,出眾的品質,成為人人佩服崇拜的對象。其實,想成為這樣的人說難也不難,首先就看自己是否懂得了“任”這個字。

四、挺膺負責,成事可冀

生於人世即行人道,立於天地間就為天下蒼生謀福祉。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是理學倡導的觀點。如宋代理學家張載所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遠大誌向。這似乎就是曾國藩的平生縮影。

1.事必躬親,挺膺負責

曾國藩以書生起家,在國家危難之際挺身救國,拿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身入局,挺膺負責,乃有成事之可冀。”

相傳曾國藩曾經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家人,家中的老翁請來了一位貴客,準備留這位貴客吃飯。就叫兒子到市場上去買菜。但是,時間已近中午,兒子還沒有把菜買回來,老翁很著急。就到窗口去看,隻見在離家不遠的地方,一條田埂上,兒子正挑著菜擔子與一個挑著京貨擔子的人麵對麵地站著,互不相讓。

老翁急忙出門,趕了過去。他對挑京貨擔子的人說:“老哥,我家裏來了客人,正等著這些菜去做飯。請你行個方便,往水田裏讓一讓,等我兒子過來,你老哥也就過去了。”

那個挑京貨擔子的人說:“你兒子怎麼不下水呢?”

老翁說:“我兒子個子矮,要是下到水裏,擔子裏的菜就被水浸濕了。你老哥個子高,下到水裏也碰不到水。因為這原因,我才請你讓一下。”

那人說:“你兒子的擔子裏不過是些蔬菜果品,就是浸了水也可以將就著吃。我的擔子裏全是京廣貴貨,萬一沾上一點水,就不值錢了。我的擔子比你兒子的擔子貴重,怎麼叫我讓路呢?”

老翁不能說服此人,便挺身過去說:“來!來!這樣吧,我下到水田裏,你把貨擔子遞給我,我頂在頭上,你空著身子從我兒子的身邊閃過去,我再把擔子交給你。這樣行嗎?”老翁說著就脫下鞋襪準備下田。

那人看到老翁如此舉動,覺得過意不去,就說:“既然您老人家這樣費事,我就下在田裏,你把擔子遞給我。”

故事之中老翁躬身入局,化解了一場糾紛,使事情得到了圓滿的解決。老翁能換位思考,把關懷他人當成自己應做的事情,所以能得到對方的認同。

2.積極入世,敢於進取

曾國藩主張積極入世,充滿著對國家、文化的使命感。他非常欽佩唐朝中興名將郭子儀。郭子儀認為身為臣子理當心係萬民,為國家排憂解難,任國家驅使,不計個人榮辱名利。曾國藩以郭子儀為榜樣,樹立了勇於進取的人生態度,使自己成為了一代名臣。

當太平軍崛起,清廷麵臨危亡時,他挺身而出,編練湘軍。功成之後,又奉命剿撚。剿撚不力,他不放棄,自願留營效力。他回兩江總督任上,依舊盡職盡責,為李鴻章出謀劃策,打氣鼓勁。後來他接任直隸總督,辦理“天津教案”,因為恐怕激怒洋人,導致戰爭,退讓較多,引起全國公憤,人人都視之為“賣國賊”。

俗話說:“不在其位難謀其事”,在此事件中曾國藩的功過是非不是簡單的好與壞,有太多的非人力因素摻雜其中。後來李鴻章辦理,基本上維持原議。如丁日昌所說:“自古以來,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曾國藩勇於任事,挺身入局,其動機不說,這種精神,卻是值得借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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