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明大義、曉明大體
曾國藩在致其弟曾國荃的信中指出：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可見“明”對一個人的重要性。
“明”字訣是曾國藩處世字訣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它也是中國古代許許多多有識之士長期以來探討不休的話題，並不斷賦予了它豐富的內涵。
所謂“明”，其本意是明亮，與“暗”相對而言。但在曾國藩的“明”字訣中，“明”字更多的時候是指其他意思。如在治國理民方麵，應該曉明大體、明達公正，還需要有先見之明；在為官從政方麵，要明察秋毫、聰明機敏，適當的時候還要明哲保身；在鑒別、選拔、任用人才方麵，要有識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樹人之方；在修身養性方麵，應該知曉天命，要有自知之明等等。
簡而言之，曾國藩的“明”字訣，就是要求人們根據自己的實際地位和客觀條件，對於不同的問題采取不同的對策，明智地做出自己的決策，以求利國、利民、利己，以盡一個儒學信仰者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
深明大義、蹺明大體應該說是曾國藩“明”字訣中最主要的內涵。在曾國藩看來，“凡辦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至於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他認為擔當重任、欲成大事者，如果不能夠曉明大義的話，就猶如凡夫俗子一樣，難以識大體、顧大局，不能對事物有明確透徹的認識，當然也就成不了大事。
曉明大體對不同的人來說，又具有不同的含義。例如對於主宰萬民、君臨天下的一國之君來說，曉明大體就是要善於用人，遠離奸佞，任用賢良之材治國理民，而不能任人唯親；人君不能善用賢良，賢良之材就會心生怨懟；天下生怨，國家就會亡在旦夕。
東漢章帝時期的馬太後就稱得上一位深明大義、曉明大體者。東漢時期，章帝即位，尊立明帝皇後馬氏為太後，並打算對幾位舅舅加封官爵，但是馬太後極力反對。
第二年夏季大旱，朝廷有些官員認為這是因為不封外戚導致的“天怨”，再次上書要求加封外戚。馬太後見到這種情況，立即下詔說：“凡是上書要求加封外戚的人，都是想取媚於我，以便得到好處。從前王氏五侯，同時受封，黃霧四起，也沒有聽說迎來及時雨。先帝慎防舅氏，不準他們在重要的位置擔任官職，我又怎麼能夠違背先帝的旨意呢？”章帝看了太後的詔書，覺得太後對幾位舅舅太過嚴厲，就再向太後求情。
馬太後語重心長地對章帝說：“我曾經觀察過富貴人家，他們祿位重，就好比結實的樹木，因此根必然會受到傷害。人們之所以希望得到封侯，是想上求祭祀，下得溫飽。而你的舅舅們受到皇室恩寵，吃的穿的無不具備，他們所得到的已經夠多的了，還能不滿足嗎？再給他們封侯就有些過分了，這樣對他們是沒什麼好處的。”
章帝聽了，非常感慨，從此不再提此事。而馬太後也以自己的公正無私、曉明大體的胸懷，不僅免去了外戚專政的隱患，使自己的家族免遭其他專權外戚那樣的禍患，而且又杜絕了一些好拍馬屁的官員的趨炎附勢，保證了國家的利益。
曉明大義對於朝廷官員來說，就是要求官員為國盡忠，造福於民，為君分憂，安固民心；向朝廷推薦人才或提拔、任用人才，使其為國效力。
對於為官一地、任職一方的地方官來說，肅整地方、移風易俗、鼓勵農耕、勸民本業就是曉明大體的具體表現。對此曾國藩說道：“太史公所謂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識大體而已。後世專尚慈惠，或以煦煦為仁者當之，失循吏之義矣……”
對於領兵打仗的將帥來說，曉明大體更具有多重含義。曾國藩在這方麵有許多過人的見解。他認為，“為將帥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齊嚴肅為先，不貴煦慪也”；“凡將才有四大端：一日知人善任，二日善亂敵情，三日臨陣膽識，四日營務整齊……”即要求將帥既要善於知人料敵，又要有膽識謀略，還要治軍有方，隻有這樣，才會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成為一名合格的將帥。
二、做仁愛好官
1.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孟子說：“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對這句話，曾國藩的理解是：知道了仁愛二字，卻不能守住它，即使得到了它，也會失去它。知道了它，心中的仁能守住，不是莊嚴而謹慎地對待它，行動也就沒有禮規，也就不是好的了。
守住了仁愛，就能看到人的性情，人的心血；守住了仁，就能看到人的德行，人的威嚴，人的儀表。行動有禮節，就能看到人的規範與法道。三者結合起來，就可以看到聖人的風範與氣象。
據傳，有一次，湘鄉縣城新建碼頭竣工，按慣例須以“三牲”祭祀，但這次祭祀卻沒有殺豬宰羊，而是在曾國潢的主持下斬殺16人祭之。此事傳出，鄉人對曾氏家族恨透了。
鹹豐七年（1857年），曾國藩因父親去世回到湘鄉。回家後他很快得知弟弟曾國潢殺人逞凶，遭到了老百姓的怨恨。曾國藩非常生氣，他正要衝過去狠狠教訓弟弟一番，突然想到自己多年在外，家中大小諸事均由國潢照料，並且父親屍骨未寒，剛一回家便責罵國潢實在不妥，於是站住了，按捺著怒火一時未發。
這天中午，曾國藩向歐陽夫人要了一根錐子，等到曾國潢睡午覺時，他走過去用錐子猛刺弟弟的大腿，頓時鮮血直流，染紅被褥。曾國潢從睡夢中驚醒，痛呼：“殘暴！殘暴！”曾國藩厲聲說：“為何如此大呼小叫？”曾國潢回答：“痛死我也！”曾國藩道：“我隻用錐子刺一下你的大腿，你就如此痛苦，你殺的那些哥老會眾，他們就不痛嗎？”曾國潢這才明白哥哥此舉原來是在教訓他。經曆此事，曾國潢痛改前非，戒掉了驕橫暴虐的毛病，在當地做了大量的義舉善行。
這個故事雖然隻記於野史，但說明了曾國藩愛民之心是有口皆碑的，並且這種愛是他的修養的重要功課，他說：“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毫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隻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若以明德、新民為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做官，與用牧豬奴何以異哉？”
同治八年（1869年），曾國藩拖著病痛的身子赴直隸領導練兵、飭吏、治河等事，那年華北大旱，老百姓的日子非常難過。曾國藩在永清、固安一帶查閱永定河工程，見“麥稼既已全壞，而稷粱不能下種”的嚴重災情，心情非常沉重，“念百姓遭此旱災，殆無生理”。可自己能做什麼呢？一是向朝廷如實反映，盡快賑災；二是節衣縮食，搭救窮人；三是恪盡職守，努力工作。這一年，曾國藩清理結案的直隸多年積下的案子達41000餘件，“多年塵牘，為之一清”。
當兒子曾紀澤替父親身體擔憂時，曾國藩回信說“亢旱焦灼，其憂有甚於病耳”，意思是說憂旱情甚於自己的病情。曾國藩如此“先天下之憂而憂”，其思想境界，無論從儒家，還是從道家，都能找到其心靈皈依的精神底蘊。
儒家思想從基本方向來說，是民本主義。“天生民而立君，以為民也”，而且儒家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觀念，具體落實於民的身上，把民升到神的地位。如儒家認為“天聰明，自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再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再如“民，神之主也”和“民和，而後神降之福”，又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所以在儒家思想中，民的地位代表著天與神的資格，站在統治者之上，對人的關注構成了儒家人本主義傳統的重要方麵，或者說民本思想構成了儒家思想中的一大特色。
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方麵表現在對“民”的關注、重視上，主張“重民”、“愛民”、“以民為本”；另一方麵表現在對統治者的“德”和“賢”的要求上，主張實行“德治”、“仁政”。統治者必須想到人民，為了人民，關心人民的利益。孟子說：“民事不可緩也。”“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儒家認為民心向背決定了統治者得失天下，所以，統治者必須贏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統治者不能使用武力來對付人民，應該愛民、護民，不以威懾來使人民畏懼。隻有人民自覺自願地支持，統治者才能有效地統治，國家也才能長治久安。“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再來看道家對“官與民”關係的觀點。老子說：“以百姓心為心。”一個人如果能夠愛護天下像尊重自己的身體一樣，便可以暫時寄身於天地之間：一個人如果愛護天下能夠像愛護自己的身體一樣，便可以把天下托付給他來進行管理了。
曾國藩從儒道思想中總結出官與民之間的紐帶是“愛”，於是發出“愛民為第一義”的心聲。他反對戰爭，因為戰爭會給人民帶來災難，如果不得已而打仗，就得“樹兵勇正氣，不犯民眾秋毫”，要求部屬們“不吸煙，不擾民，二者是吾輩辦事根本”。
他還編寫了一首《愛民歌》：“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第一紮營不要懶，全靠官兵來做主。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打民間鴨和雞，莫借民間鍋與碗。莫派民夫來探壕，莫到民家去打館。築牆莫攔街前路，砍柴莫砍墳土樹。挑水莫挑有魚塘，凡事都要讓一步。”在這裏，我們不能不佩服曾國藩，湘軍的勝利難道不與“愛”字功夫有關？
我們再來看幾則曾國藩的家書。鹹豐七年（1857年）十二月十一日，曾國藩寫信給曾國荃說：
“我從前在江西，之所以鬱鬱不得誌，第一，不能幹預民眾的事情，有剝奪民眾的權，沒有施惠於民眾的地位，滿腹仁愛的心思，沒有地方施展。第二，不能接見官員，凡屬省裏的文武官僚，接見有稽查，語言有監察。第三，不能聯絡紳士，凡屬地方紳士與我通往來，便因此受到責咎。因為以上三點，便鬱鬱不樂，沒法施展，然而，這隻是不適宜駐紮省城，生出的許多煩惱罷了。弟弟現在不駐紮在省城，除了接見官員這件事，沒有必要討論以外，其他愛民和聯絡兩件事，都應該實實在在去做。
“現在軍餉很是充足，凡屬抽厘金和勸捐款這些，都下決心停止。士兵騷擾百姓的事，嚴加禁止。那麼我過去一腔愛民的誠心，弟弟可以為我表達一二了。我在江西，紳士們為我勸捐了八九十萬，沒有能夠為江西消滅敵軍、安撫百姓。今年奔喪太快，若忽然不辭而別，棄置紳士們不加理睬，這是我很後悔的。如果奔喪遲走幾天，與紳士們多商量，那才妥當。弟弟應當彌補我這個缺憾，凡與紳士書劄往來，或者接見暢談時，都說江西紳士對待兄長很寬厚，家兄愧疚很深這類的話。”
鹹豐八年五月初六日給曾國荃的信中說：
“我不因為弟弟得官階而高興，而喜歡弟弟做官吏的才能過於帶兵的才能，將來或者可以做一個剛正廉明的官長，切實做幾件對老百姓有實惠的事情，那是我曾家門戶的光榮，長兄的幸運！”
不過對於“愛”，曾國藩認為如果功夫不夠，也會出現負麵影響。鹹豐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寫信給曾國荃說：周濟受害士紳、百姓，不是泛愛博施，隻偶見一家之中，殺害幾口人的，流轉遷徙，回來缺吃的，房屋被燒，流離失所的，或給數千金，以應急需，先祖星岡公說：“救人要救急難中沒有的人。”星岡公還說：“隨緣分布施，專以眼睛親見的為主。”
關於這一點，曾國藩進一步闡述道：“施仁的方法，如果沒有親見，而泛泛地去找受害人救濟，與造冊發賑二樣，那麼帶兵的人專幹沽名的事，一定被地方官所惑，並且有掛一漏萬的憂慮，弟弟的見解，切中事理，我是因為過去湖口紳士受害的慘況，沒有力量救濟，所以推而達於吉安，不是叫弟弟無緣無故去做沽名釣譽的事。”
愛要真實，也就是心中要守住“仁愛”，這樣權力再大，也會把百姓裝在心裏。愛還要掌握方法，不能因“偏愛”、“錯愛”引起紛亂與不安。愛是自然的情感表達，不求回報，尤其不可沽名釣譽。這是“愛”字功夫給我們的啟示。
2.把下屬看作自己的親人
人際關係，包括上下屬關係是雙向的，愛人的人，別人會愛他；尊敬別人的人，別人也會尊敬他。總而言之，你怎樣對待別人，別人往往就會用同樣的態度或方式對待你。領導者要想受人敬愛，必須首先敬愛他人。
曾國藩做官，時刻注重一個“愛”字，知道上級與下級是“兩端”關係，而最好的相處方式是找到結合點，即“執其兩端，用其中”。
他說，一個富貴的家庭待人接物應該寬容仁厚，可是很多人反而刻薄無理，擔心他人超過自己，這種人雖然身為富貴人家，可是他的行徑已走向貧賤之路，這樣又如何能使富貴之路長久地行得通呢？一個聰明的人，本來應該保持謙虛有禮、不露鋒芒的態度，反之如果誇耀自己的本領高強，這種人表麵看來好像很聰明，其實他的言行跟無知的人並沒有什麼不同，那他的事業到時候又如何不受挫、不失敗呢？
曾國藩深知，要提高士氣和戰鬥力，上對下就得關愛，以關愛贏得尊重，讓士兵在感激中迸發頑強殺敵的勇氣。
他說：“帶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奠如用禮，仁者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是也。待弁兵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發達，望其成立，則人知恩矣。禮者所謂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泰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斯二者，雖蠻貊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吾輩帶兵，如父兄之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煙而壞身體。個個學好，人人成才，則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為性命根本之事，毋視為要結粉飾之文。”
近代反袁複辟著名將領蔡鍔選編《曾國藩治兵語錄》，評點道：“古今名將用兵，莫不以安民愛民為本。蓋用兵原為安民。若擾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餉亦出之自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