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頂不上去，退不下來”的情商病症，應該采取什麼辦法來治病呢？
1.硬項法
所謂硬頂，就是要明確堅決要頂的決心，一而再、再而三地頂住，絕不半途而廢。
宋代時，有一次趙普向太祖推薦一位官吏，太祖沒有允諾。趙普不為此尷尬，第二天臨朝又向太祖提出這項人事任命請太祖裁定，太祖還沒有答應。趙普仍不死心，第三天又提出來。連續三天接連三次反複地提，同僚也都吃驚，趙普何以臉皮這樣厚!太祖這次動了氣，將奏折當場撕碎扔在了地上。但趙普自有他的做法，他默默無言地將那些撕碎的紙片一一拾起，回家後再仔細地重新粘好。第四天上朝，話也不說，將粘好後的奏折舉過頭項，立在太祖麵前不動。太祖為其感動，長歎一聲，隻好準奏。
2.硬退法
所謂硬退，就是咬定牙關，一定要退下來，不管有多難，都要硬退，因為退下來後，活動餘地更大，選擇更多，這就好似古語所說：“退一步海闊天空。”
例如，北京某廠技術科長郭某，設計的產品曾多次獲獎，對廠裏貢獻很大，廠裏也獎勵過他一套房子。後來廠領導懷疑他私自為外廠幹活，撤銷了他的科長職務，還把他調到了與技術無關的崗位。郭某因不能發揮特長，這時“頂”當然是沒有辦法“頂”了，隻有想退路了，於是他要求調到某三資企業，廠裏堅決不放。因為此時的企業經營麵臨著非常困難的境地，專業隊伍不穩定，廠裏認為同意郭某調走會使更多的技術人員外流，而不安排郭某的工作也隻是暫時的，以後還是要用的。這時郭某就采取硬退之法，說什麼也不願再幹，一方麵申請人事仲裁，另一方麵積極去三資企業說明並聯係工作，廠裏一看，隻好在仲裁令下達後放他走人。
3.進退兩全法
此法一方麵考慮到別人的麵子問題，使別人能“退”；另一方麵又堅持自己的原則，使自己能“頂”，這種方法更適合於素質較高的當事人及事情尚有餘地的情形。如太史公司馬遷的著作《史記·滑稽傳》載：戰國時期，齊威王荒淫無度，不理國政，好長夜之飲。由於上行下效，僚屬們也全不幹正事了，眼看國家就要滅亡，可是就在這種節骨眼上卻沒有人敢去進諫，最後隻好由“長不滿四尺”的淳於髡的出麵了。但是他並沒有氣勢洶洶、單刀直入地向齊威王提出規諫，而是先和他搭訕聊天。他對齊威王說：“咱們齊國有一隻大鳥，落在大王的屋頂上已經三年了，可是它既不飛，又不叫，大王您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齊威王目前雖然荒淫好酒，但是他本人卻不是一個同夏桀、商紂一樣壞進骨子裏去的人物，所以一明白淳於髡的隱語之後，他就被刺痛並醒悟了，於是很快回答說：“我知道。這隻大鳥它不鳴則已，一鳴就要驚人；不飛則已，一飛即將衝天。你就等著看吧!”說畢立即停歌罷舞，戒酒上朝，切實清理政務，嚴肅史治，接見縣令長72人，賞有功一人，殺有罪一人。隨後領兵出征，打退要來侵犯齊國的各路諸侯，奪回被別國侵占去的所有國土，齊國很快又強盛起來。
四、求人辦事難得糊塗
求人辦事很多時候就需要你揣著明白裝糊塗。在做人糊塗方麵，有的人可謂是無與倫比。例如，《水滸傳》中的林衝，已被人多次算計，還要誠信地赴約誤入白虎堂，甚至到了黑鬆林還要說“無冤無仇，望祈饒命”的癡話，這是由老實而落入愚蠢。而三國時期的劉備裝呆作癡，則是謀略上的韜光養晦大師。劉備處在低穀時期，隻有暫時投向走紅運的曹操。而他暗地又參與了滅曹的組織，隻好裝癡，將自己的計劃隱藏到深處，屈作一菜農。不然稍稍露出蛛絲馬跡，就會遭殺身之禍。
曹操擊敗呂布，奪取了徐州，劉備因自己勢單力薄，隻好隱藏下自己獨展宏圖的夙願，暫時依附於曹操。
曹操原本對劉備不放心，消滅呂布後，讓車胄鎮守徐州，把劉、關、張一同帶回許都。既然歸順於他，也就得給些甜頭，於是曹操帶劉各進見獻帝，論起輩分，劉備還是獻帝的叔叔，所以後來人家叫他“劉皇叔”。劉備原先就是豫州牧，這次曹操又薦舉他當上了左將軍。曹操為了拉攏劉備，對他厚禮相待，出門時同車而行，在府中同席而坐。一般人受到如此的禮遇，應該高興，劉備卻恰恰相反，曹操越看重他，他越害怕，怕曹操知道自己胸懷大誌而容不下他，更怕“衣帶詔”事發。原來，獻帝想擺脫曹操的控製，寫了一道討滅曹操的詔書，讓董承的女兒董人縫在一條衣帶中，連一件錦袍一起賜給董承。董承得到這“衣帶詔”，就聯合了種輯、吳子蘭、王服和劉備結成滅曹的聯盟。因為此事關係重大，一點兒風也不能透漏。於是，劉備裝起糊塗，在後花園種起菜來，連關羽、張飛都摸不透大哥為什麼變得這麼窩囊。
宋代蘇洵在《審敵》中寫道：“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為個人謀利益則思維狹隘，為天下謀利益則思維開闊。它的主要原因就是，為個人私利考慮得多，就必然將個人的利益淩駕於許多人的利益之上，思維基礎的變化必須導致思維結局的變化。所以，隻有思維開闊，不受私利的狹隘觀念所限製，才能使一個人的思維清醒、正確、明智。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從元615年)，李淵被任命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奉命討捕群盜。對於一般的盜寇如毋端兒、敬盤陀等，都能手到擒來，毫不費力；但對於北鄰突厥，因突厥自恃有鐵騎，民眾又善於騎射，卻是大傷腦筋。經多次交戰，李淵敗多勝少，突厥兵更是肆無忌憚，李淵視之為不共戴天之敵。
公元616年，李淵被詔封為太原留守，突厥竟用數萬兵馬多次衝擊太原城池，李淵遣部將王康達率千餘人出戰，幾乎全軍覆滅。後來巧使疑兵之計，才勉強嚇跑了突厥兵。更可惡的是，盜寇劉武周，突然進據歸李淵專管的汾陽宮（隋煬帝的離宮之一），掠取宮中婦女，獻給突厥。突厥即封劉武周為定楊可汗。另外，在突厥的支持和庇護下，郭子和、薛舉等紛紛起兵鬧事，李淵防不勝防，隨時都有被隋煬帝借口失責而殺頭的危險。
人們都以為李淵懷著刻骨仇恨，會與突厥決一死戰。不料李淵競派遣謀士劉文靜為特使，向突厥屈節稱臣，並願把“美女玉帛”統統送給始畢可汗!
李淵的這種屈節讓步行為，就連他的兒子都深感恥辱。李世民在繼承皇位之後還念念不忘：“突厥強梁，太上皇(即李淵)……稱臣於頡利(指突厥)，朕未嚐不痛心疾首!”
李淵卻“眾人皆醉我獨醒”，他有他自己的盤算，屈節讓步雖然樣子上難看一點兒，但他意識到能屈能伸方可成為大丈夫。
原來李淵根據天下大勢，已斷然決定起兵反隋。要起兵成大氣候，太原雖是一個軍事重鎮，但不是理想的發家基地，必須西入關中，方能號令天下。西入關中，太原又是李淵大軍萬萬不可丟失的根據地。那麼用什麼辦法才能保住太原，順利西進呢？
當時李淵手下兵將不過三四萬人馬，即使全部屯住太原，應付突厥的隨時出沒，再加上又要追剿有突厥撐腰的四周盜寇，已是捉襟見肘。而現在要進伐關中，顯然不能留下重兵把守。唯一的辦法是采取和親政策，讓突厥“坐受寶貨”。所以李淵不惜屈節讓步，俯首稱臣，且親寫手書：“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複與貴國和親，如文帝時故例。大汗肯發兵相應，助我南行，幸勿侵暴百姓。若但欲和親，坐受金帛，亦唯大汗是命。”與突厥約定，共定京師，則土地歸我唐公，美女玉帛則統統獻給可汗。
退一步，海闊天空。唯利是圖的始畢可汗果然與李淵修好。在李淵最為艱難地從太原進入長安這段時間裏，李淵僅留下第三子李元吉率領少數人馬駐紮太原，卻從未遭過突厥的侵犯，依附突厥的劉武周等也收斂了不少。李元吉於是有能力從太原源源不斷地為前線輸送人員和糧草。等到公元619年，劉武周攻克晉陽時，李淵早已在關中建立了唐王朝。此時的唐王，已在關中站穩了腳跟，擁有了新的幅員遼闊的根據地，劉武周再也不是李淵的對手了。李淵派李世民出馬，不費多大力氣便收複了太原。
再一重要原因，由於李淵甘於屈節讓步，還得到了突厥的不少資助。始畢可汗一路上送給李淵不少馬匹及士兵，李淵又乘機購來許多馬匹，這不僅為李淵擁有一支戰鬥力極強的騎兵奠定了基礎，“而且因為漢人素懼突厥兵英勇善戰，李淵軍中有突厥騎兵，自然憑空增加了聲勢。
李淵屈節讓步的行為，雖為不少人所不齒，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失為一種明智的策略，它使弱小的李家軍既平安地保住後方根據地，又順利地西行打進了關中。如果再把眼光放遠一點兒看，突厥在後來又不得不向唐求和稱臣，突厥可汗還在李淵的使喚下順從地翩翩起舞呢!
由此看來，暫時的屈節讓步，往往是贏取對手的支持，最後不斷走向強盛的一條有用的妙計。
“成大功者不謀於眾。論至德者不合於俗。”這是秦國嬴政讀《商君書》一開始就看到的兩句話。這兩句話對他影響特深，使得這個本來就心理陰暗、性格孤僻的嬴政，在接受秦國傳統文化熏陶後，變得更加冷漠、殘酷，對一切人都不信任，對眾人都仇視，唯一追求的就是個人的功利。為了個人目的，他可以忍耐旁人無法忍受的壓力，在長達數年之久的秦王之位上，甘心坐冷板凳，眼睜睜地看著呂不韋在身邊頤指氣使地發號施令。他甚至視而不見地任憑呂不韋之流出入自己母親的後宮，眼看著他們在母後的床第間恣意歡樂。但是，這種壓抑的性格，潛藏著令人們想都沒想到的仇恨，一旦得誌他會像豺狼一樣吃掉任何一個人。說他“居微易出人下，得誌亦輕食人”，簡直恰當極了。
不過，在秦王政八年之前，他必須保持沉默，必須裝聾作啞，裝得什麼也不懂，任呂不韋擺布。尤其是《呂氏春秋》公布後的一段日子裏，嬴政似乎像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一樣，沒說一句評論的話，甚至沒有任何表情。令呂不韋捉摸不透。
事實上，嬴政這些日子緊張極了。下朝以後他匆匆忙忙回到後宮，顧不得和宮女們嬉鬧，就伏在案上閱讀《呂氏春秋》，他急於弄清呂不韋這部書裏寫的什麼內容，他要幹什麼。
“咚咚”，宮中巡夜的衛士敲著警器已經走過三遍，滴漏刻示標出已是夜大半的時刻。可是宮中的秦王寢殿內還亮著燈光，嬴政從晚飯後一直伏在案上看《呂氏春秋》。他眼睛從簡上掠過，腦海裏翻江倒海似的掀起波濤。書中所寫的內容，有的使他拍案讚賞，有的則令他憤怒發指，不知不覺已到深夜。宮女、侍衛們偷偷地看了幾次，誰也不敢請他睡覺，他們都納悶，究竟是什麼吸引秦王如此動情。
“好!說得好。”忽然聽到嬴政大叫，下人忙進來看，誰知嬴政原來是看書入神自言自語，高興得大叫。他看到的是《有始覽·謹聽》中的一段文字：“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強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
當時東、西周均被秦所滅，掛名的“天子”確實“已絕”，年輕的秦王嬴政儼然以未來的天子自居，當然欣賞這種重新建立以“天子”為中心的、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新秩序的言論和主張，所以對於戰爭實現統一的目的理論也由衷地讚成。同時，他對於以武力的方式完成統一大業，也頗讚賞，比如《孟秋紀·禁塞》中所寫的：“故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義兵為可。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