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古之所謂得誌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誌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者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誌，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嚐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譯文】
古時候所說的自得自適的人，不是指高官厚祿地位尊顯，說的是出自本然的快意而沒有必要再添加什麼罷了。現在人們所說的快意自適，是指高官厚祿地位顯赫。榮華富貴在身，並不出自本然，猶如外物偶然到來，是臨時寄托的東西。外物寄托，它們到來不必加以阻擋，它們離去也不必加以勸止。所以不可為了富貴榮華而姿意放縱，不可因為窮困貧乏而趨附流俗，身處富貴榮華與窮困貧乏，其間的快意相同，因而沒有憂愁罷了。如今寄托之物離去便覺不能快意，由此觀之，即使真正有過快意也未嚐不是迷亂了真性。所以說，由於外物而喪失自身，由於流俗而失卻本性，就叫做顛倒了本末的人。
【莊子的大智慧】
當今人們所說的“得誌”，主要是指成就榮華富貴，也即是莊子所講的“軒冕”，軒，就是車子，冕是帽子，有好車子、又有好的烏紗帽，自然就既貴且富；既貴且富了，自然誌得意滿，不可一世。這是普通人所向往的，也是普通人所終生孜孜以追求的。
而在古代的莊子看來，其所謂得誌，並不是將肆情軒冕作為標準，而是以是否悅樂於身心作為必要條件。那些經曆“喪己於物，失性於俗”的奮鬥所得到的軒冕，也許就是離得誌的要求相距甚遠，甚至南轅而北轍，是走到了反麵的。因為軒冕並不真正代表身心的悅樂，而求得軒冕的過程也許要犧牲各自的真性情，將各本性自然的東西都要壓抑或拋棄以達成取媚他人的目的。沒有真性情的榮華富貴，對於心靈來說，隻會成為阻礙悅樂的障蔽，成為身心自由的贅疣。
莊子是反對“喪己於物，失性於俗”的，他把得失看得非常簡單，“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無非外物的寄托，暫時快意於前，總有一天，要物歸原主，這時一並連暫時之快意歸都還於不可知的命運了。
所以說，人生的目標倘若不合其本然之性狀，那是很容易成為倒置之民的，自然也不會有真正的快樂。
【莊子大智慧的解讀】
莊子所說的“喪己於物，失性於俗”，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求我們在物欲麵前，保持自己的本性。
現實生活中，每個人都會有各種各樣的欲望，其中有一些人更是有著永無止境的貪欲，他們的動機、行為被他們內心貪婪的本性左右著。貧賤時，他們不顧一切地追求自己的欲望和野心，完全喪失了自己的本性。富貴時，他們往往也鮮有仁者，心誌漂浮乖張，甚至目空一切，為富不仁。
孔子說：“蘭芝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上子修道立德，不以窮困而敗節。”這即是告誡我們，無論貧富，人都應該保持自己的本性。
陶淵明是東晉後期的大詩人、文學家，他的曾祖父陶侃是赫赫有名的東晉大司馬、開國功臣；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作過太守。但到了東晉末期，朝政日益腐敗，官場黑暗。陶淵明生性淡泊，在家境貧困、入不敷出的情況下仍然堅持讀書作詩。他關心百姓疾苦，有著“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誌向，懷著“大濟蒼生”的願望，出任江州祭酒。由於看不慣官場上的那一套惡劣作風，不久就辭職回家了，隨後州裏又來召他作主簿，他也辭謝了。
後來，他陸續做過一些官職，但由於淡泊功名，為官清正，不願與腐敗官場同流合汙，而過著時隱時仕的生活。
陶淵明最後一次做官，是義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過“不惑之年”（四十一歲）的陶淵明在朋友的勸說下，再次出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派遣督郵來檢查公務，潯陽郡的督郵劉雲，以凶狠貪婪遠近聞名，每年兩次以巡視為名向轄縣索要賄賂，每次都是滿載而歸，否則栽贓陷害。縣吏說：“當束帶迎之。”就是應當穿戴整齊、備好禮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督郵。陶淵明歎道：“我豈能為五鬥米向鄉裏小兒折腰。”意思是我怎能為了縣令的五鬥薪俸，就低聲下氣去向這些小人賄賂獻殷勤。說完，掛冠而去，辭職歸鄉。此後，他一麵讀書為文，一麵躬耕隴畝。
陶淵明妻翟氏，與他誌同道合，安貧守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朋友來訪，無論貴賤，隻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盡管生活貧困，但他始終不願再為官受祿。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到他家訪問，他對江州刺使送來的米和肉堅拒不受。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