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所說：“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蒙受宮刑確實是一種奇恥大辱。該書的中心便是闡述自己的恥辱觀，抒發忍辱含詬的憤懣心情。他反複地說自己是“身殘處穢”，“大質已虧缺”。身受腐刑給司馬遷造成的精神折磨遠遠超過了肉體的痛苦。受辱的方式有很多，而被處以腐刑則是最大的恥辱。這種恥辱加給司馬遷的精神壓力極為沉重，他“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嚐不發背沾衣也”。
然而，司馬遷並沒有就此沉淪下去。恰恰想法，他的恥辱感和雪恥意識成為他創作《史記》的動力，也形成了他寫作《史記》的特殊心理。在這種恥辱感和雪恥意識的影響下，他記錄和讚揚了許多能夠卓有遠見、棄小存大或矢誌複仇的曆史人物。像韓信早年在淮陰忍受屠中少年胯下辱，後來才能拜將封侯；越王勾踐臥薪嚐膽身為奴隸在所不辭，終於消滅吳國，昭雪了世仇；伍子胥“棄小義，雪大恥”，鞭荊平王墓；季布“摧剛為柔”終為漢臣；公孫杵臼掩護趙氏孤兒等等，都體現了一種雪恥意識。靠著這種意識，最終，他完成了規模宏大、貫通古今、內容廣博的百科全書式的通史——《史記》。
司馬遷的故事告訴我們，活著就要堅強，就要勇敢地麵對人生的各種屈辱和苦難。不要忘記人終將一死，也不要把活著看得太美好。意識到生命無常，雖然是一件令人傷感的事，但也並非沒有益處，至少可以幫助我們減輕對於死亡的恐懼。活著也許會不開心，但絕不會死心；也許會失望，但不會絕望；也許會有所放棄，但絕不會自暴自棄。
我國現代著名作家史鐵生，也是一個身殘誌堅，毅力非凡的人。他的作品獲得了廣泛的讚譽和肯定，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最重要的是它啟發幫助了很多人。
史鐵生1951年生於北京，1967年清華附中畢業，1969年去延安插隊。因雙腿癱瘓於1972年回到北京。後來又患腎病並發展到尿毒症。自稱是“職業是生病，業餘在寫作”。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史鐵生以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命若琴弦》引起廣泛反響。1991年長篇散文《我與地壇》的發表，被韓少功稱為“即使沒有其他作品，這一年也因之而成為文壇的豐年”。1996年，脫稿40萬字長篇小說《務虛筆記》的創作完成。1998年起史鐵生因腎病加重開始做透析，其間陸續完成了《病隙碎筆》、《我的丁一之旅》兩部長篇。
死亡對於史鐵生來說並不陌生。沒有人知道，他到底花過多少時間考慮過死。他也用文字談論死，但那必然隻是他無限的思考中極其有限的一小部分。“死是一件不必急於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這是史鐵生關於死的論述中被引述最多的一句，出自他1991年成稿的《我與地壇》，其時他四十歲。
史鐵生曾把自己的身體比作一架飛機，發動機（兩個腎）和起落架（兩條腿）一起失靈。他長年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聽血在透析器裏汩汩地走，“好像聽見飛機在天上掙紮的聲音”。
史鐵生有很多朋友。作家餘華回憶了一件小事，1996年史鐵生和他們一群朋友在瑞典，有老朋友帶來了一碗紅燒肉給史鐵生，“他舍不得吃，非要等大家都到齊了，每人分一小塊，當時大家西餐都吃膩了。這就是鐵生，得到一點點就會感恩，擁有一點點就要和朋友分享。”
2010年12月31日淩晨3點46分，史鐵生因突發腦溢血逝世。
史鐵生是當代中國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寫作與他的生命完全同構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寫作之夜”，史鐵生用殘缺的身體，說出了最為健全而豐滿的思想。他體驗到的是生命的苦難，表達出的卻是存在的明朗和歡樂，他睿智的言辭，照亮的反而是我們日益幽暗的內心。
身殘誌堅，德行高遠。從古至今，許多誌士賢人都用他們殘缺的身體、不屈的靈魂為自己的人生奏響了一曲曲動人的凱歌。我們應該將它們作為我們人生的榜樣，不斷從中汲取力量和精神，鼓舞自己前行。
【家長裏短說莊子的大智慧】
有位哲人說過：“你要欣然接受自己的長相，如果你是駱駝，那麼就不要去唱蒼鷹之歌，駝鈴同樣充滿魅力。”所以，無論你麵臨怎樣的境地，都應該正視它，接受它，更要努力去改變它。人生的旅途上難免有些艱難險阻，但麵對困境，我們應當充滿信心，千萬不要感到自卑，我們的不懈努力將會讓一切得到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