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之所以這樣去做，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是建立在他對於人性的獨特認識基礎之上，知道該采取什麼樣的方式，將人性的善惡，向積極有利的方向發展——有利於作為一個軍隊的特殊團隊向不斷壯大的方向發展。
他認為，人的“自私”在有的時候並不是一件壞事，隻要適當地加以引導，就像洪水一樣，加以正確的疏導，不僅不會使洪水泛濫成災，反而還會使得洪水灌溉農田，促進農作物的生長。曾國藩建設湘軍並使湘軍迅速發展壯大，在很大的程度上，在於他知道怎樣將人性中“自私”、“趨利”的弱點向有利於湘軍這個團隊壯大和發展的方向引導！
人是自私的，就像是在血管裏麵流動的血液一樣，倘若人沒有自私這種本性的存在，也不能夠稱之為人。也正是這種“自私”的本性存在，才讓人在思考問題的時候，往往是站在一切“自我”的角度。正因為如此，才產生了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動力——欲望。這一點是後人經過苦苦地思考才得出的結論。
然而，在曾國藩所處的那個時代——封建社會製度即將瓦解，而統治了中國人思想近千年的封建道德倫理卻仍然在人們的心裏根深蒂固，桎梏著人們的思想觀念，並要求人們嚴格地按照“仁義禮信廉孝恥”的標準去做人。人們是鄙夷“自私”的，更有甚者對於“利”更是嗤之以鼻。稱錢財為“阿堵物”、“孔方兄”、“銅臭”，就更不要說那些以維護封建道德倫理為己任的理學家們對錢財美我的“君子遠庖廚”了。而曾國藩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自私”在那個時候，被人們片麵地認為是產生罪惡的根源，不能夠從一個全麵的角度去認識“自私”。而作為傳統儒家理學傳人的曾國藩，雖然對於自己要求“廉”，並且是一種近似刻薄的“廉”，但是有著非凡洞察力和對於人性有著深刻見解的他，卻站在了一個客觀的角度，用一種辯證的觀點去認識了“自私”。曾國藩認為，隻要把握好一個度，因勢利導就能夠讓人心中的“自私”為我所用。
2.以共同利益把湘軍連成一體
曾國藩在很多的時候，便是通過對於人性之中所存在的這種本性，在一定的“度”內滿足人因為“自私”所產生的欲望，從而達到了自己的目的。由此，為了消除湘軍之中所存在的猜忌，促成湘軍內部成為一體，曾國藩采取了這樣一種策略——以共同的利益，把湘軍上下連成一體。所謂的相同利益，對於曾國藩來說主要有這樣兩點：
第一，從維護封建道德理論和宗教信仰的角度出發來引導人民。
中國是由儒、道、佛三種宗教文化所控製的國家。而其中儒家的道德思想在人們的腦海裏麵根深蒂固。他們崇尚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而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洪秀全打出的卻是基督教名號，以“上帝”的名義去號召受苦受難的普通人民。這樣一來，無疑衝擊了中國大地原有的宗教文化，甚至可以說是在向傳統中國人的宗教信仰發出挑戰。
深受近千年儒、道、佛三種宗教文化熏陶的庶民百姓，在心裏麵絕對不能夠接受這個突然“舶來的邪教邪說”。更重要的是洪秀全隻不過是借用基督教的名義，而去實現自己的目的罷了，所以他的“教義”也是不完全的，並且一些理論觀點和信仰衝擊了人們心目中的道德基石，這不僅讓人們難以理解，而且還讓人們在心裏產生了恐慌。
人在受到外部刺激的時候，都會很明顯地產生自然條件反射一般的抵抗。在洪秀全率兵圍攻長沙的時候，左宗棠便去見過他。勸說洪秀全要想獲得成功，最好是拋棄基督教，倡導儒家的孔教。
左宗棠的勸告完全是出自肺腑之言，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洪秀全所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的弊端所在，就是洪秀全所提倡的基督教，宣揚的基督教義，與原本中國傳統的孔教、道教、佛教有著很大的衝突。
洪秀全和他的上層部屬動輒巫婆神漢式的裝神弄鬼，滿嘴神話欺騙軍民愚弄下屬的行徑，不僅讓普通的中國人民感到反感，也讓他們感到了一種威脅，也是對當時文人的一種羞辱。以至於，後來毛澤東在評價太平天國運動，總結其失敗的原因時指出：主要的原因是在於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領導階層不懂得社會的心理並運用社會心理的緣故。
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便寫了一份《討粵匪檄》，在這篇檄文之中，曾國藩列舉出了洪秀全的全部罪狀，歸結起來為下麵四個方麵：
一是，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莆牛馬之不若；二是，竊上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讀書典冊，一旦掃地蕩盡；三是，毀宣聖之木主，汙關嶽之宮室，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四是，農不能自耕以納賦，商不能自賈以取息。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對此，他感到了痛心疾首，認為自己要：“慰孔孟人倫之隱痛，為百萬生靈報戮殺之仇，為上下神祀被辱之憾。”並且發誓要以消滅太平天國為己任。
曾國藩所列舉的以洪秀全為首惡的太平軍的罪狀，沒有一條不與深受了千百年傳統文化熏陶，崇拜孔孟關嶽的民眾思想傾向相衝突的。並且都是一些大逆不道的行徑，嚴重地威脅到他們的文化和宗教信仰。這便是後來毛澤東在評價太平天國起義之所以失敗，是由於不懂社會民眾心理造成的原因。
因此，曾國藩巧妙地將存在於中國人思想之中根深蒂固的道德文化與宗教文化相結合，站在維護中國人的家庭倫理、宗教信仰的角度上寫出了“檄文”。讓湘軍知道他們共同的利益正遭到破壞，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便必須緊緊地抱在一起，向破壞天下士農工商共同利益的敵人作戰。
第二，用可以看得見的錢財和誘人的功名利祿吸引人力。
同前麵所講的一樣，曾國藩之所以采取這樣的策略，也是出於自我對人性“自私”的認識。共同的利益，就像是促使湘軍全體團結的“潤滑劑”，使得湘軍士卒之間為了達到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暫時地放棄心中的猜忌，齊心合力將矛頭指向了太平軍。
智慧點評
團結，是由多種情感聚集在一起而產生的一種精神。團結並不隻存在於誌同道合的人群之中。想要成為一個團結優秀的集體，隻需要我們都用真誠去麵對集體中的每一個人，讓這個集體裏的每一個人，都感覺到心靈的溫暖。
No.37用兵以審勢為第一要義
名人導語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孫子
本節要點
勢是人生的製高點；“以靜製動”的攻撚策略。
故事案例
1.勢是人生的製高點
勢有形勢、時勢、地勢、人勢等之分，但是歸結為一個詞，就是優勢。勢是人生的製高點，要想爭得主動，必須搶占它，利用它。善於用勢，弱者也能變成強勢，辦事就像從山坡上滾圓石，所當者靡，所擊者敗，戰無不勝。
當權者接手一個新局麵，常會遇到一個矛盾現象：捏怕死，放怕飛；強調立威，怕激化矛盾，引發變亂；過於寬容，怕威嚴不立，政令不行。曾國藩為官一生，知人勤政，功績卓著，但他用兵作戰也不乏陰謀奇計，為人處世也獨具自己的謀身之道。
善於用兵打仗的人，總是努力創造有利的態勢，而不是對部下求全責備，所以他能夠選擇人才去利用和創造有利的態勢。中國古代有一句成語說：“與其待時，不如乘勢。”許多看起來難辦的大事，曾國藩居然都順順當當地辦成了，就是因為他懂得用勢的緣故。
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撚軍由河南考城過黃河故道進入山東曹縣。自此撚軍在山東境內晝夜奔馳，經定陶、成武、汶上等地，東達寧陽、曲阜，渡過汶河，前鋒曾達濟南郊外。
兩個月來，撚軍有時縱馬疾馳，有時盤旋打轉，以便迷惑並拖垮敵軍，尋找戰機，將緊迫不舍的僧格林沁所部清軍消滅。結果，僧軍“三旬之間，回旋奔波不下三四千裏”，被拖得疲憊不堪，隊伍參差不齊、七零八散，“步隊不及馬隊，駑馬不及良馬”，糧草也接濟不上，“有連日不得一餐者”，人馬相繼倒斃於途，“軍中多怨言”。而僧格林沁本人衣不解帶，“寢食俱廢”，常常“手疲不能舉韁索，以布帶束腕係肩上馭馬”。
清廷一再令其“馬步各隊宜稍為休息，養其銳氣，毋使疲乏”，“穩慎進攻”，並警告他“擇平原地休養士馬，且戒勿輕臨前敵”，但僧格林沁已近於發昏，仍窮追不舍，企圖一舉聚殲撚軍。
這時，撚軍已南走鄒縣、滕縣、嶧縣、郯城，進人江蘇海州、沭陽、邳州，旋又回至山東郯城，並進抵臨城，擊敗山東布政使丁寶楨部清軍，陣斬都司楊西林、守備郭齡鼇等。然後再返寧陽、汶上，西進範縣、濮州。就這樣忽東忽西，時南時北，使清軍疲於奔命，欲罷不能，欲戰不得，從而將戰爭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僧格林沁還誤認為撚軍不堪一擊，已潰不成軍。
四月初，撚軍彙集了範縣、濮陽以南，鄆城以北的水套地區抗清武裝後，到達菏澤一帶。這時撚軍共有馬步精銳數萬人。他們來到菏澤以北的葭密寨、郝胡同、高樓寨附近，做了周密的軍事布置，撒下了天羅地網，以待僧軍到來。撚軍將士還相互鼓勵說，“前有黃河，後有追兵”，“若戰而北，則全軍盡覆，無一能生者，不如拚死向前”。從而堅定了必勝信心，並確定了詳密的作戰方案。
到了四月二十四日，僧軍追至高樓寨，於是開始了撚軍戰史上著名的殲滅戰。
撚軍先以小股馬隊於中午將僧軍引入伏擊圈，撚軍伏兵遂起而應戰。一時，殺聲震天動地。先是陳國瑞的左路清軍被撚軍一舉擊敗，接著撚軍又殺退副都統常星阿的右路清軍，殺得兩路清軍人仰馬翻。然後，撚軍集中兵力包抄夾擊僧格林沁親自統帶的中路清軍。中路清軍四麵挨打，很快全軍潰敗。
僧格林沁幾次率軍用洋槍突圍，卻均被撚軍擊退，被迫率殘兵敗將躲進葭密寨，憑堅拒守。撚軍遂環寨築壘，據長壕圍之，而主力則埋伏於外圍防線，以備僧軍突圍。
當夜三更，僧格林沁率殘部趁夜色蒙蒙，利用洋槍突圍而出，雖一時衝過長壕，但又落入撚軍新布下的圍陣裏。撚軍伏兵四起，迅速將僧軍殘部全部殲滅。僧格林沁落荒而逃，結果墜馬被殺。內閣學士全順、總兵何建鼇、額爾經厄等也先後被斬。
這一戰役，撚軍一舉殲滅了清政府的這支王牌軍，共殲敵萬餘人，繳獲了大批戰馬與洋槍，取得了巨大勝利，給清統治者以沉重打擊。丁寶楨等人被處分，陳國瑞等被革職，成保等被逮問。
撚軍痛殲僧軍後，兵力強盛，一時有北渡黃河，直搗京津之勢。清廷恐慌萬狀，急派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為欽差大臣，統帶湘、淮各軍赴援。而撚軍因進軍方向有分歧，失去戰機，加之北上敵人已有準備，遂由山東再入河南、安徽活動。
2.“以靜製動”的攻撚策略
在剿撚軍時，曾國藩發現撚軍十分善戰。在給其弟寄出的信中，他詳述了對撚軍特點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