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35用看得見的實惠激發整體潛能
名人導語
戰爭期間，非重獎、厚利，不足得人死力，而獎勵手段則不外升官、發財二途。
——曾國藩
本節要點
保舉的用人手段；保舉的三種方式。
故事案例
1.保舉的用人手段
戰爭時期，籌餉相當困難，所以保舉是曾國藩吸引人才、鼓勵士氣的主要手段。
曾國藩幕僚有四百餘人，其中絕大多數人都受過他的保舉。可以說，凡為其幕僚者幾乎人人都有頂戴，即使不是實缺官員，也有候補、候選、記名之類名堂，無此資格者反倒為數極少，成為鳳毛麟角。其中，有二十六名督撫、堂官，五十名三品以上大員，以及難以數計的道、府、州、縣官員。這些人都多次受過曾國藩的保舉，有的甚至一保再保。他們所以得任現有最高官職，有的係他人奏保，有的是曾國藩死後循資升遷，有的則完全出自曾國藩的推薦。
攻陷被太平軍長期占領的地區，如安徽省，人人視為畏途，避之猶恐不及。這樣，曾國藩就不得不保奏一批人充任地方官員。同時，曾國藩每到一處，就彈劾不法官吏，又以整頓吏治為念，因此也有許多空缺留給了幕僚。在直隸，他又從江南奏調大批幕僚北上，待機補缺，一次即達十一員之多，錢應溥、薛福成、吳汝綸、陳鼐、遊智開、趙烈文、方宗誠等都是這樣調去的。其後，除隨曾國藩返回江南的錢應溥、薛福成、吳汝綸等人外，留於直隸府上的人也均先後補授實缺，既對直隸吏治有所補益，亦使這些追隨多年的幕僚找到了出路。
曾國藩從軍之初，對這一點體會並不深刻，從沒有大量地保舉過手下的幕僚，同時也舍不得花錢獎賞，因而人們都不願依附於他。例如，鹹豐四年（1854年），曾國藩帶兵攻下武漢，這次他僅奏保了三百人，而受獎人數僅占百分之三。鹹豐五、六兩年（1855年、1856年）隻保奏了三次，總人數合起來也不過數百人。
開始，曾國藩還以為自己德不足以服眾，後來漸漸發覺主要是保舉太少，使人感到升發無望所致。而此時，胡林翼僅攻占武漢一次，就當即保奏了三千多人，而且受獎人數競達到百分之二三十。這一消息一傳開，就有不少人認為欲求官職投曾國藩不如投靠胡林翼，因此曾國藩挽留不住的人員都主動地投靠了胡林翼門下。
回顧往事，曾國藩甚感對不住李元度、甘晉等同自己患難與共的僚屬。他們長期沉於下位，實與自己保舉不利有關。對此，好友劉蓉多次向曾國藩進言，並舉楚漢之爭為例，曾國藩有所觸動。後來，趙烈文又上書懇切進言，曾國藩隨即改弦更張。從鹹豐十一年（1861年）起開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於舊例。
2.保舉的三種方式
曾國藩的保舉，主要是彙保、特保、密保三種，這三種不同的保舉方式也反映了不同的情況、級別和待遇。
例如，每當湘軍攻占一城、奪回一地或打一勝仗，曾國藩就辦一次彙保之案，於獎勵作戰有功人員的同時，也以勞績奏保一部分辦理糧台、文案、善後諸務的幕僚。而特保，多以薦舉人才的方式保奏，如鹹豐十一年（1861年）曾國藩以常州士紳辦團堅守危城為由，一次就特保周騰虎、劉瀚清、趙烈文等六員。對於密保之案，則專為立有大功或特別優異的人才個別辦理而設置的，對有些人或專具密折，或夾帶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的密折等。
按照慣例，各省督撫每年年終要對司、道、府、縣官員進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實考語，“以備朝廷酌量黜陟”，因此清政府對此極為重視，措辭偶爾含混不清就要重新草擬，官員的升遷降黜皆以此為據。戰爭期間，清政府基本上仍沿用此法，雖候補官員奏保甚濫，而實缺官員的補授則非地方督撫出具的切實考語不可。因這些考語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這種考核辦法及其考語，稱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員即稱為密保。
也正因為這一點，正保一般隻能得到候補、候選、即用、即選之類，而隻有密保才能得到實缺官員，所以，曾國藩欲保奏實缺官員，就隻有密保。
鹹豐十一年（1861年）奏保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等人的八字考語就極有分量，曾國藩在奏疏中說，李鴻章“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左宗棠“取勢甚遠，審機甚微”。而且，在左宗棠評語中又加上了“才可獨當一麵”，而沈葆楨“器識才略，實堪大用，臣目中罕見其匹”。看到了這樣的保語，清廷很快就準了奏，左宗棠授浙江巡撫，沈葆楨授江西巡撫，李鴻章授江蘇巡撫，由此可見密保作用之大。
除了使用奏保之外，曾國藩還是會使用錢財，這種看得見的實惠來獎勵一部分人的。
人在大多數的時候，都有一種趨利之心。對於“錢財”的看重，就像是自己的命根子一樣。雖然，一直以“廉”、“儉”來嚴厲要求自我的曾國藩也知道，錢財這一看得見的實惠的東西，確確實實就像是一支興奮劑一樣，能夠激發出人身體內部極大的潛力。他在建設湘軍的時候，也是屢屢地使用這種辦法的，並且屢試不爽。在招募士卒的時候，他便是使用錢財——“糧優餉厚”這一策略招募到了一批存有淳樸之氣的士卒和部屬。而在激發士氣，以求士卒在戰場上能夠一鼓作氣破敵的時候，曾國藩所采用的也是這種辦法。
在錢財方麵，曾國藩對自己的要求和對待湘軍的時候具有如此大的反差，其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深受封建道德傳統儒家理學影響的他同樣對於人性有著很好的把握度。他知道，要想使得湘軍的士卒能夠在戰場上英勇殺敵，僅僅是憑借什麼忠義思想作為奠基是萬萬不夠的。因為，人身上所固有的自私本性和“實際”的看法，決定了他們趨利避害之心。也就是說，當湘軍的士卒在戰場上真正地遇到凶悍的對手之後，由於自身受到了威脅，就必定產生畏縮，逃避之心，並不能夠真正地去奮勇殺敵，去戰勝強悍的敵人。
那麼，怎樣才能夠減弱他們身上固有的自私之本性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滿足他們自私的欲望，也就是通過看得見的錢財去刺激他們向前的神經。因此，在招募湘軍士卒之初，為了能夠吸引人前來投軍，並且讓他們能夠更好地投入訓練，在以後真正的上戰場之後能夠殺敵製勝，他在《曉諭新募鄉勇》之中，便清晰地寫到了關於湘軍士卒在以後上戰場殺敵，所得獎勵的具體方法：
一、臨陣又能殺賊一名者，功賞銀十兩，並賞八品軍功。
二、殺賊兩名者，功賞銀二十兩，並賞六品軍功。
三、殺賊三名以上者，除功賞銀三十兩外，隨即奏請老營，以千把總補用。
四、拿獲長發賊，每名賞銀二十兩，短發賊每名賞銀十五兩。
五、拿獲賊馬一匹，即以其馬充賞。如不願意要馬，將馬繳呈，賞銀十兩。
六、搶獲火藥，每桶賞銀五兩。七、搶獲鉛子，每桶賞銀三兩。八、搶獲大炮一尊，賞銀十兩，小炮每尊五兩。
九、搶獲鳥槍一杆，賞銀三兩。
十、搶獲刀矛、旗幟，每件賞銀二兩。
十一、打仗奮勇當先，雖未得功，亦隨時酌給賞號。落後者不賞。如以己物詐功冒賞者，查出捆責四十棍，革除。臨陣退縮者斬殺！假冒功者，梟首示眾。
十二、打仗陣亡者，照營製，賜恤銀子五十兩，燒埋銀十兩。
十三、傷分三等：頭等，賞銀三十兩；二等，賞銀二十兩；三等，賞銀十二兩。
十四、臨陣回身，傷在背者，不賞。
二十五、詐傷冒功者，查出捆責四十棍，革除。
以上便是曾國藩所規定的湘軍士卒在戰場上立功與詐功冒賞臨陣退怯脫逃的獎懲標準。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幾乎隻要上戰場，不管是否能夠殺敵立功都會有一定的獎勵，並且所獲獎勵並不少。這樣一來隻要湘軍的士卒，在平時將武藝操練好，無疑就像是到戰場上撿錢一樣。再者說，又有如此強烈的營規製度作為後盾，誰敢以身試法呢？
反過來，如果在戰場上畏懼退縮的話，懲罰也是相當嚴厲的。試想，在巨利的誘惑和嚴格的規章製度約束的雙重作用下，與敵軍作戰的時候，湘軍能不奮勇向前殺敵嗎？因為，那直接關係到了他們切身的利益啊！隻要沒有戰死，好處就是很大的！
再者，就是權力。
曾國藩之所以采取這樣開明的策略，一方麵在於他罕見的寬廣胸襟；另一方麵還在於他對當時時局有著明晰的認識。
“眾人拾柴火焰高”，單憑一個人的力量想要取得成功並非是件容易的事情。曾國藩意識到要想使湘軍能夠真正地得以壯大發展，就必須集眾人之所長為我所用，讓湘軍之中的中高級將領發揮出自身的能力和他一起建設好湘軍而努力。於是他便通過放權，讓湘軍中高層將領把建設湘軍當做自己的事情來做，自動自發地承擔起為湘軍壯大和發展的責任。
智慧點評
作為一種選官方式，清代文官保舉製度確立於順治年間。由於其激勵與提拔人才的特殊作用，所以終清未被廢黜。清代文官保舉主要有：詔令保舉、考績保舉、勞績保舉等類型，其保舉方式有：密保、明保、特保。
No.36和衷共濟，把軍隊上下連在一起
名人導語
和於國，然後可以出軍；和於軍，然後可以出陣；和於陣，然後可以出戰。
——（宋）許洞
本節要點
群體團結的重要性；以共同利益把湘軍連成一體。
故事案例
1.群體團結的重要性
北宋劉書在《劉子·兵術》中說：“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
曾國藩不僅是從理論上，而且從以往的經驗和教訓中都認識到一個群體團結的重要性。他在給林源思的信中說道：
現在大營所調之兵，東抽一百，西撥五十；卒與卒不和，將與將不和；彼營敗走，此營不救；此營敗走，彼營不救；此營欲行，彼營顧止。離心離德，斷不足以滅劇賊而成大功。
曾國藩深惡痛絕的是八旗綠營彼此“敗不相救”，他在給江忠源的信中說：
國藩每念今日之兵，極可傷恨者，在“敗不相救”四字。彼營出隊，此營張目而旁觀，哆口而微笑。見其勝，則深妒之，恐其得賞銀，恐其獲保奏；見其敗，則袖手不顧，雖全軍覆沒，亦無一人出而援手拯救於生死呼吸之頃者。
關於這一點，早在衡陽練軍的時候他就已經充分認識到了，他說：“今欲掃除更張，非萬眾一心不可。”
因此，他認為綠營軍的種種惡習、積習、陋習必須一掃而光，他製定了“別開生麵，斬斷日月”、“改弦更張，赤地立軍”的方針，立誓要創建一支嶄新的軍隊。為了他新建團體的“純”，曾國藩招募湘勇、組建湘軍時，決定一個綠營兵也不要，他怕“一根魚腥一鍋湯”，怕勇丁染上官兵習氣。
為此，他為自己所要編練的湘軍確定了最基本的建軍標準。用他的話說，這支軍隊必須要能夠做到：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太平軍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吾官兵亦當有誓不相棄之死黨。隻有這樣，才可以血戰數次，漸新吾民之耳目而奪逆賊之魂魄。
為了使士卒與士卒之間，士卒與統領之間，統領與統領之間消除影響整個湘軍團結的猜忌，曾國藩首先去做的就是用一個共同的利益，把湘軍的士卒束縛在一起。讓他們為了共同的利益，雖然心存猜忌，卻又不得不團結在一起。這是一種“求大同存小異”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