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謀略(1)(1 / 3)

No.30泱泱儒學鑄兵法

名人導語

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

——孫武

本節要點

曾國藩以書生帶兵;儒學把軍隊建成第二家庭。

故事案例

1.曾國藩以書生帶兵

曾國藩以書生帶兵,不愛財、不怕死,正應了嶽飛所說的:“文臣不愛錢,武將不惜死,則天下治矣。”可惜清朝兩百多年的曆史中,像曾國藩這樣的官員僅是鳳毛麟角。

鹹豐元年(1851年)正月,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發動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經過兩年多的奮戰,起義軍從廣西進入湖南、湖北,勢如破竹,順長江而下,攻占江西、安徽、江蘇。太平軍於鹹豐三年(1853年)三月攻占南京,隨即定都南京,改稱天京,建立了與清政府對立的農民革命政權。然而,這時的清朝主要軍隊八旗兵和綠營兵都已衰敗不堪。清政府先後調集大批軍隊前往廣西、湖南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結果紛紛潰敗。無奈之下,清政府隻好起用地方地主武裝力量來協助官軍鎮壓太平天國起義。

鹹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進入湖南時,清政府便令兩湖督撫勸諭地方士紳興辦團練。此時,曾國藩因其母病逝在原籍守製。

這年二月,曾國藩接到鹹豐帝的上諭,要求其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協助張亮基“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曾國藩隨即起程趕赴長沙,著手籌辦團練武裝。

曾國藩到達長沙後,麵對日漸惡化的軍事形勢,他心裏明白,八旗兵、綠營兵等正規武裝力量根本抵擋不住太平軍的進攻,更不用說剿滅太平軍了,小股的團練武裝也無濟於事。有鑒於此,曾國藩認為必須從根本上著手,建立和訓練出一支組織嚴密並有頑強戰鬥意誌和實戰能力的新的地主武裝力量,才能維護封建統治秩序。

在長沙解圍之後,湖南巡撫張亮基從湘鄉等地調來了一千多團丁,以加強長沙防守。曾國藩到達長沙後,將這一千多人分為左、中、右三營,由羅澤南統率中營,壬叁統率右營,鄒壽瓊統率左營,每日進行操練。這就是最初的湘軍。此後,經過半年的招募擴充,至鹹豐三年(1853年)八月,湘軍隊伍已發展到十營六千人。

與此同時,曾國藩鑒於太平軍在長江有一支龐大的水師,並控製著從武漢到南京的長江水域,因此想建立一支水師。恰好此時,清政府也有創建水師的計劃,於是曾國藩到了衡州以後就開始著手創建水師。鹹豐四年(1854年)二月,湘軍水師建成。至此,經過整編後,湘軍擁有陸軍十營,共五千人,以塔齊布為諸將先鋒;水師五千人,以諸汝航為各營頭領。合計員弁、兵勇、俠役共一萬七千人。

湘軍的編製與八旗兵、綠營兵不同,是曾國藩效仿明代戚繼光所編練的戚家軍進行編製的。湘軍以營為基本戰鬥單位,設營官一人,掌管五百兵勇;營下設四哨,哨下設八隊。對官兵的選拔采取層層選拔的辦法,即大帥挑選統領,統領挑選營官,營官挑選哨弁。從而逐級加以節製,全軍由曾國藩一人節製。在將士的選擇上,將官多以士紳與儒生為主,而且主要將領間大多是同鄉、同學、師生、親友關係;士兵以年輕力壯、樸實的農民為主。

同時,曾國藩又對士兵進行了嚴格的訓練。其中,訓主要是進行封建倫理和紀律教育,練則指練隊伍和練技藝。這樣一來,曾國藩便利用封建宗法關係作為維係湘軍的紐帶,組成了一支強壯的私人武裝,成了太平軍的死敵。然而,此時由於曾國藩殺人過多也開始被人稱為“曾剃刀”、“曾屠戶”。

2.儒學把軍隊建成第二家庭

“其於兵事,素未夢見。”就像是後來蔡鍔所說的一樣。曾國藩是一個對於軍事所知不甚多的文人,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白麵書生。他是如何組建湘軍,使得原本屬於地方節製的小武裝勢力,在極短的時間內成長為維護岌岌可危的清朝統治的軍事力量,而最終達到了他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的目的呢?

這確實是令人們感到有些奇怪和有趣的事情。特別是在如今,競爭日益激烈,需要組建優秀高效的團隊去獲取成功的市場經濟時代,曾國藩成功後的曆史現象更為一些企事業單位的領導者、管理者所關注。

將傳統的封建儒家理學觀念同人性結合起來。通過“誘導”和“約束”,限製和壓抑人性的弱點,激發和誘導人性之中的優點,從而形成湘軍團隊特殊的風氣,這便是曾國藩在建設湘軍,使得湘軍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得以壯大和發展的魔法。

曾國藩認為,汲汲於文章學問,不是真正的豪傑,一定要立誌高遠,在詩文中他寫道:“黃鵠一舉何其高!紛紛燕雀非吾曹。”他的誌向不僅限於領兵治軍,他要的是文武兼通,出將入相,要以書出征,治國平天下,不學窮兵黷武的武夫,要做平定大亂,再造中興的功臣,既要作詩解文,又能經理亂世。將“文以荷道”落實在具體的行為上,就是曾國藩有別於一般“大學問”家的特殊之處。

曾國藩把治家的理論,全部移植到了軍隊中,在軍隊內部創建軍人的第二家庭,讓他們來到軍隊就像來到了自己家一樣,感受到溫暖。在他的帶領下,湘軍內部逐漸形成一種親和團結的氛圍。

智慧點評

曾國藩愛兵如愛子,關心他們的衣食住行,關心他們的疾苦,用自己的真誠之心去對待自己的部下、對待自己的士兵,從而得到了士兵們的真心擁戴,士兵們在戰場上拚死殺敵,以報答將領們的知遇之恩。

No.31政治教育是軍隊的靈魂

名人導語

在戰略上是打強的,在戰役、戰術上是打弱的。

——劉伯承

本節要點

以儒家道德感化將士;湘軍是一支文人軍隊。

故事案例

1.以儒家道德感化將士

曾國藩認為隻有以儒家道德感化將士,才能上下一致,同心協力。

曾國藩以他的子弟兵——湘軍起家,他募練湘軍的過程最能體現他做事目標明確、貫徹到位的風格。他發明的重視“思想政治教育”的練兵方式在封建時代尤屬難能可貴。

曾國藩在鎮壓太平軍的過程中,以自募之兵勇取代了國家的正規軍而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湘軍能打仗、善打仗,這正是曾國藩鼎力訓練的結果。曾國藩在湘軍中推行了兵製改革,其一大特色是他在軍隊內部強化封建意識。

鹹豐四年(1854年)正月二十一日,他在給郭良燾的信中慷慨陳詞:

逆匪信天主之教,棄孔子之經;但知有天,無所謂君也;但知有天,無所謂父也;蔑中國之人倫,聽從敵人的謬誤;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學賈氏(賈似道)官田之法,說這都是天王之田;商不能自運以取息,而借王氏(王安石)貨民之說,說這都是天王之貨。

這段話,與他在同月二十八日發布的《討粵匪檄》幾乎一模一樣,甚至有些字句也相同,它的中心思想是要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人倫關係,維護兩千多年的孔教統治。他在信中哀歎道:

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堯舜以來之奇變,我仲尼之所痛哭於九泉者也。

這就是說,曾國藩自辦團練之初便明確意識到,湘勇與太平軍之間開展的大規模戰爭,不隻是軍事鬥爭,而同時是兩種文化之戰,兩種精神意識之戰,兩種社會製度之戰。

因此,當他寫信給郭嵩燾,動員他人幕時,曾國藩勸他不要認為入幕“替我走後門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而以為國家之公義;不以為兵家討伐的常規,而以為公門千古就是變化的”。曾國藩的這封信,典型地說明他是靠豎起孔門的“忠義”大旗,來聚集那些崇尚名教、尊重名分的封建士子的。《湘軍記》載:江忠源帶楚勇援戰江西時,“士人輕死陷陣,每克縣城,國藩聞而樂之,益以忠義激勵將士”,就是最好的一個證據。

在倡導忠義的思想指導下,曾國藩強調要創建“死黨”。他反複向朋僚們闡明自己“練勇萬人,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以讓功,敗則死力以相救。賦有誓不相棄死黨,吾官兵亦有誓不相棄死黨”,因此須“慷慨地求吾黨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為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並且強調:“今欲圖謀大局,萬眾一心,自須別開生麵,嶄新日月,專用新招之勇,求忠義之將”統領它,“不收入營已久之兵,不用守備以上之將”。他表白自己的心境說:“餘所求,不在鄉勇,而在統領鄉勇之人;不在拳技,而在肝膽忠義之氣概。”

2.湘軍是一支文人軍隊

對於招幕將領,曾國藩還提出了四個條件:

帶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不公不明,則兵不悅服;不勤,則營務巨細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

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為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稍不如意則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卒爭毫厘。故又次之。身體贏弱者,過勞則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

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則萬不可帶兵。

死,人人都怕,但天底下確有不怕死的人,關鍵是死得其所,死得有價值,死得重於泰山。從出山的第一天起,曾國藩就立定了一個誌向:“一不要錢,二不怕死。”不要錢,就戒除了私心;不怕死,就斷絕了後路。能做到這兩點,一個人就會英氣勃發,氣吞山河,壯誌淩雲。

湘軍是一支由文人組建起來的軍隊,而文人的特點就是思慮過多,貪生怕死。曾國藩想練就一支身經百戰的勁旅,就必須首先煥發出他的將士的豪氣與英姿。他在挑選將官的時候,除了考察他是否熟諳用兵之道,是否有忠義之氣,還要考察他是否血氣方剛。他說:

古來名將,得士卒之心,蓋有在於錢財之外者。後世將弁,專恃糧重餉優,為牢籠兵心之具,其本為已淺矣。是以金多則奮勇蟻附,利盡則冷落獸散……帶兵之道,勤、恕、廉、明,缺一不可……餘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臨死之際,寸心無可悔憾,斯為大幸。

這種天命論色彩極強的思想,不隻是他教導士兵的法寶,也是他安慰自己的利器。他又說:“吾嚐舉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運氣一囊之中,久而彌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

不過,作為湘軍最高軍事統帥,既須有勇,還須有毅,正如蔡鍔所說:“軍人之居高位者,除能勇不算外,尤須於毅之一字下工夫。挾一往無前之誌,具百折不回之氣,毀譽、榮辱、死生皆可不必較,唯求吾良知之所安。”這就是一個高級將領所應具備的氣度。

曾國藩說:“國藩昔在江西、湖南,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複聞世事。唯以造端過大,本以不顧生死自命,寧當更問毀譽。”由此可見曾國藩的意誌力非常人可比。

曾國藩深惡痛絕八旗綠營彼此“敗不相救”,他在給江忠源的信中說:“國藩每念今日之兵,極傷恨的,在‘敗不相救’四字。”因此,他認為綠營軍亟須改革,種種惡習、積習、陋習必須一掃而光,他製定了“別開生麵,斬斷日月”、“改弦更張,赤地立軍”的改革方針,立誓要創建一支嶄新的軍隊。這是一支“士卒精強”、“精械精致”的武裝,一支可“破釜沉舟,出而圖事”的勁旅,一支“諸將一心,萬眾一氣”的隊伍。為此,他在湘鄉守籍時創製了《要齊心》的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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