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沈萬三的故事顯然就悲慘得多了。
明朝時，沈萬三是金陵巨富，雖王侯而不能及。朱元璋攻下金陵後，打算擴大外城，然而當時正值戰亂，國庫空虛，主管工程的大臣叫苦不迭，表示難以完成這個任務。
沈萬三這時出麵了，為了和朱元璋搞好關係，他表示願意承擔工程總費用的一半。他和政府方麵同時開工，由於財大氣粗，沈萬三比朱元璋的官方工程隊還早三天完成了任務。之後，朱元璋賜給他酒宴，慰勞他說：“古代有素衣天子，號曰素封（無官無爵而有資財的人），您就是這樣的人啊。”其實朱元璋心裏並不高興，竟然比我的官方工程隊還快，他對沈萬三的富裕既厭惡又嫉恨。
而當時，沈萬三有一塊田地，正靠近湖邊，為了保護自己的田地不受水淹，他便在湖邊新修了一道石堤。朱元璋討厭他太富，而且連他這個皇帝也比不上他，於是太祖一點兒也沒留情麵，單獨對他的田地抽稅，每畝九鬥十三升，賦稅高得嚇人。
其實，朱元璋心裏早就想殺他了，隻是一時找不到理由。
忽然有一天，恰好沈萬三用茅山石鋪蘇州街的街心，朱元璋這一下子可有了借口了——以茅山石為心，“茅心”者，“謀心”也，此乃叛逆之舉。不由分說，朱元璋就給他定了一個謀反罪，殺了他，又查抄了他的家產，將其全部充公。
沈萬三死得冤枉，他既沒有犯法，而且還為皇帝出了力，反而被殺，你說可不可悲。
這樣的教訓告訴我們，麵對如此複雜紛紜的人世，人們的那一點兒小聰明顯得多麼地可笑和幼稚，多麼地不值一提。而在此時，“憨”、“拙”、“直”、“樸”這些本與聰明無緣的字眼，卻會顯露出一種閃光的高超智慧。
2.以史為鑒，處處謙讓
以史為鑒，以自己過去的經曆為鑒。曾國藩在任兩江總督之後，他變得更加穩重低調，更加“憨”、“拙”、“直”、“樸”，對待同僚及下屬都注意處處謙讓，甚至對手中的權力，他也常常辭讓。
曾國藩升任兩江總督後的聲望已無人可比，長江水麵上迎風招展的無不是“曾”字帥旗。作為親率三四十萬人馬的湘軍最高統帥，曾國藩卻全然沒有飛揚跋扈、揚揚自得之態，反而更加處處收斂，慎之又慎。從他給弟弟寫的家書上看，那時的他不但沒有躊躇滿誌，反而是充滿了憂慮。他諄諄告誡弟弟說：
餘家目下鼎盛之際，餘忝竊將相，沅（曾國荃）所統近兩萬人，季（曾國葆）所統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沅弟半年以來，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吾家亦盈時矣。管子（管仲）雲：鬥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餘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
曾國藩說：“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白概之。”“概”是什麼？這個“概”字就是大概的概。據查，“概”在古代就是量具，其實就是個木板。古代用缸、用桶、用盆來盛米、稻穀，堆得高了上麵會凸出一個尖來，然後就用這種木板來刮平，起的就是這個作用，這就叫做概。
曾國藩說，別人不來管你，自然有上天管你。中國人素來相信“舉頭三尺有神靈”，如果天再管不了你，那就自己管住自己了，這就是自律。其實，曾國藩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要見好就收，要急流勇退，要學會“自概”。
曾國藩時刻不忘記給自己及諸弟狠敲警鍾，盡心盡力地消除隱憂。自從實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之後，曾國藩深知自己地位漸高，名譽漸廣，便多次上奏請求減少自己的一些職權，或請求朝廷另派大臣來江南會辦。攻克南京之後，他立即裁減湘軍，又令弟弟曾國荃停職回家反省。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曾國藩再三告誡弟弟曾國荃道：
弟克複兩省，勳業斷難磨滅，根基極為深固。但患不能達，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穩適，不患不崢嶸。此後總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吾亦不甘為庸庸者，近來閱曆萬變，一味向平實處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皆危道也。
類似這樣的言辭在曾國藩的書信中俯拾即是。目的就是要告誡弟弟常懷謙退，永葆“花未全開月未圓”的態勢。
這種收斂低調的做人方式，曾國藩將其一直保持到老。在他功成名就之時，打算在家鄉建一座富厚堂，以作“終老林泉之所”。後來富厚堂建成了，他一聽說工程巨大，花費極多，於是就感到非常不安，從來就不進富厚堂的大門。他寫信嚴責弟弟及兒子費錢太巨，他說：
富升修理舊屋，何以花錢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應費錢許多。餘生平以大官之家買田起屋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爾行之。澄叔諸事皆能體我之心，獨用財太奢與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實不清，尤為造物所怒。我家欠澄叔一千餘金，將來餘必寄還，而目下實不能違還……餘將來不積銀錢留與兒孫，推書籍尚思添買耳。
此後十多年，曾國藩一直住在他的總督府，直到死在任所。
3.堅持收斂和守拙的原則
在教子家書中，曾國藩一再強調“勤理家事”，“不可厭倦家常瑣事”，“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在家要種菜、養魚、養豬、做飯，“以習勞苦為第一要義”。他還說：“居家之道，不可有餘財”，“以做官發財為可恥”，“家事忌奢華，尚儉。”
曾國藩的收斂和守拙的功夫，對於我們今天的人來說絕對沒有過時。這些都是實打實的人生智慧。一個人過於顯露出自己高於一般人的才智，或是生活方式太過張揚，往往會對自己不利，甚至會招來很大的麻煩。因為這樣可能使對手容易摸清虛實，提前準備好防範措施和對策，或者觸動某些人如妒忌等不便說明的心理。老子說過“大象無形”、“大音希聲”、“大智若愚”，這才是一個人成熟、智慧的標誌。不顯露、炫耀才華，固守柔順之德，做再大的事也不居功自傲，低調自守，這樣的人其實是會有好結果的。
曾國藩身為三軍統帥，做著“掀天揭地”的大事，能有如此胸襟，能如此穩慎，如此謙恭，但卻能善始善終，永立不敗之地，可見亦非等閑之輩，也絕非浪得虛名。
智慧點評
人們有時會在一些重要的人生關口發現，自己平日裏引以為傲的聰明才智，在關鍵時刻竟然派不上用場，有時還“聰明反被聰明誤”，甚至就栽在自己的這個聰明勁兒上。因為你的聰明跟不上變化的形勢，反而將事情弄得更複雜。
No.27 爭心不可過重
名人導語
讓一得百，爭十失九。
——馬克
本節要點
凡事講究退讓；與沈葆楨爭中有讓。
故事案例
1.凡事講究退讓
爭與不爭學問極大，猛爭者不一定得勢，不爭者不一定不得力，此為辯證學問。曾國藩說：“常以恕字自惕，常留餘地處人，則荊棘少矣。”他處世常講退讓，而事關原則大事卻不能不爭，但是在爭的過程中，有時也講“退”。他因軍餉問題與沈葆楨鬧翻一事就說明了這一點。
同治元年（1862年），湘軍主力集中在南京一帶，太平天國的軍隊也正好集中在這裏。江、浙地區本是富庶之區，但因連年戰火，生產停頓，糧食歉收，饑民成群，有的地方連饑民也不見，遍地榛莽，“常竟日不見煙火，不逢行人”。這樣一來，不要說無錢購糧，即使有錢也買不到糧食。南京城下僅曾國荃、鮑超的軍隊就達7萬餘人，每天最少也要吃10萬斤糧食，哪裏去弄這麼多的糧食？曾國荃沒有辦法，每天隻能發四成餉，士兵連半飽都不夠，隻能煮粥度日。曾氏兄弟不斷向四處呼籲供給湘軍糧食，說再這樣下去，湘軍就要潰散了！
為此，曾國荃通過曾國藩向李鴻章借糧，李鴻章的淮軍也不寬裕，隻能將發黴的大米運來一些。曾國藩見狀大罵李鴻章沒有良心，下令將壞米還給李鴻章。幕僚立即勸他：“糧食不可退，有米總比無米強，退回上海將與少荃失去了和氣！”後來，他們把黴米賣給饑民，得款買了好米，才沒和李鴻章鬧翻。
正因為餉項、糧食供應困難，南京城下的湘軍開始四處搶劫，本來曾國荃部湘軍就是搶掠成性，現在更是無法無天。他們不僅成群出動，搶劫鄉村居民，劫掠肆市，成了明火執仗的強盜，而且到處搶劫婦女，虜入營盤奸宿。太平軍糧食奇缺，就把南京城內的百姓放出城來，婦女兒童放出者更多，大批婦女一出江東橋，就被城外的湘軍掠去，無一幸免。
為此，幕僚趙烈文建議曾國荃出麵製止，曾國荃表示：“我欠各營的糧餉太多，勇丁們連粥也吃不夠，沒有臉去見各部將領，哪有理由再去管這些事？若再不破城，軍隊便要瓦解了！”
趙烈文素以足智多謀、能言善辯著稱，聽了曾國荃的話也無話可說。不久，蕭慶衍部果然發生鬧餉事件，曾國荃向曾國藩問計，曾國藩勸他：“事因欠餉缺糧而起，隻宜多加慰撫，不可過繩以法，免得功虧一簣！”
2.與沈葆楨爭中有讓
軍餉問題越鬧越緊張，這時發生了曾國藩與沈葆楨的重大矛盾。
沈葆楨，字翰宇，一字幼丹，福建侯官人，林財徐之婿，道光朝進士。鹹豐五年（1855年）任九江府知府時，因九江為太平軍所占，到曾國藩湘軍充營務處會辦。後再任江西廣信府知府，太平軍楊輔清部攻打廣信，沈葆楨與夫人堅守城池，力戰勝之。曾國藩上奏極言沈葆楨夫婦共同抗敵，謂“軍興有年，郡縣望風逃潰，惟沈某能獨申大義於天下”等，清廷聞報，加沈葆楨按察使銜。
鹹豐十一年（1861年），曾國藩大舉進兵安徽，圍攻安慶，上書請沈葆楨來安慶會辦軍務，朝廷下旨準其所請。安慶被湘軍收複後，慈禧、奕沂主持政務，以曾國藩為兩江總督，督辦江南四省軍務，曾國藩保奏沈葆楨為江西巡撫，兩人由上下級關係變為同僚。
從沈葆楨仕途經曆看，他與曾國藩數度共事，一同抗擊太平軍，他的兩次升官，也與曾國藩的保奏大有關係。但是，當沈葆楨就任江西巡撫後，曾國藩令湘軍東進，左宗棠進兵浙江，朝廷令江西省供應湘軍與左宗棠的軍餉。而太平軍忠王李秀成則派李世賢、楊輔清部入江西，以斷絕湘軍與左宗棠的糧道。沈葆楨見太平軍大舉人江西，湘軍進攻天京城又無力顧及江西，乃親赴廣信督防，抵禦太平軍。同時建立了一支江西本省的軍隊，還廣調清軍去江西參與防衛，如江忠義的精捷營、席保田的精毅營、王文瑞的老湘營、王德榜的長左營、張嶽齡的平江營、王沐的繼果營、韓進忠的韓字營、劉勝祥的祥字營、劉於潯的水師營、段起的衡字營等。
由於江西軍隊的擴增需要大筆軍餉開支，沈葆楨遂上奏清廷，停止供應湘軍軍餉，包括原來供應曾國荃大營的協餉、江西漕折銀、九江關洋稅銀、江西厘金等，這些銀兩都是朝廷批準供給湘軍的。在湘軍軍餉奇缺、雨花台各營岌岌可危之際，沈葆楨卻截留了所有的供應，這下子激起了曾國藩的怒火。
曾國藩在江西駐兵多年，因軍餉問題，吃盡了苦頭，也看夠了江西巡撫的眼色。鹹豐八年（1858年）他再度出山，江西巡撫毓科等同他的關係好轉。鹹豐十年（1860年）他擔任兩江總督後，便奏明把江西的上述各項收入均歸他提做湘軍軍餉。他所以奏準讓沈葆楨任江西巡撫，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沈葆楨與他多年合作，可以作為湘軍的可靠支持者，誰料想沈葆楨一上台來便斷了他的後路。
沈葆楨在江西擴建軍隊也是出於公心，但銀子隻有那麼多，江西用了湘軍就沒有，但從緩急程度著想，雨花台的曾國荃大營是迫不及待的。開始，曾國藩看到湘軍軍餉一天天困難，想出釜底抽薪的辦法，給九江關道蔡錦青寄了一封私信，讓他解九江關洋稅3萬兩給雨花台湘軍，以解眼前之急。蔡錦青不敢違意，便向南京運銀，誰知被沈葆楨發現了，把蔡錦青大罵一頓，勒令他追回款項，否則就罷他的官。沈葆楨是蔡錦青的頂頭上司，蔡錦青得罪不起，隻好乖乖地原數追回了寄出的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