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8 善於提拔和運用人才
名人導語
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才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製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
——漢·王符
本節要點
曾國藩的人才思想；曾國藩薦舉人才，為國所用。
故事案例
1.曾國藩的人才思想
曾國藩認為，導致晚清社會危機的原因主要在於吏治的敗壞，而吏治的敗壞又是由於人才的缺乏。在《應詔陳言疏》中他將頹敗的官場風氣與人才問題聯係了起來，他指出：
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
外官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擔責任咎；瑣屑者，錙銖必較，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敷衍者，裝頭蓋麵，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顢頇者，外麵完全，中已潰爛，奏章粉飾，麵語無歸宿。
有此四者，習俗相傳，但求苟安無過，不肯振作有為，將來一遇艱巨，國家必有乏才之患。
曆史上每一個成功者，都是被一大群人才推上人生的峰頂的。曾國藩曾說：“大廈非一木所能支撐，大業憑眾人智慧而完成。”又常說：“成大事者，以多得替手為第一要義。”在曾國藩看來，辦事離不開人，善用人者，雖弱必強，雖衰必興；不善用人者，雖強必敗，雖盛必亡。因此，他在信中提醒沅浦九弟（曾國荃）：“帶勇以體察人才為第一。”告知曾國荃等人，人才之賢否，關乎天下之興亡。
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縱覽古今曆史，概莫能外。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人亡政息，國無棟梁才堪憂慮。古人雲：“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用人事關社稷興廢，不可不察，不能不慎。
曾國藩為何能夠如此？皆因其目光深遠，深明人才乃國之棟梁這一道理：
一國欲圖強非借人才之力不可，今日之中國必欲自強於世界民族之林，也須賴英才輩出，方能成就。
2.曾國藩薦舉人才，為國所用
曾國藩對曆史研究很深人，這有助於其重視人才思想的形成。
早在鹹豐元年（1851年），他就向鹹豐帝陳言道：“今日所當講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他站在治國興邦的高度來考慮人才問題，指出當時京官和地方官普遍退縮、瑣屑、敷衍、顢頇的毛病，認為他們“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將來一有艱巨，國家必有乏才之患”。
後來，曾國藩領導的湘軍為什麼能夠戰勝太平天國的反清農民起義軍？其善於提拔和運用人才，有一個人才濟濟的幕府就是其軍事上取勝的關鍵因素。
薦舉人才，為國所用，這是政治家從政治國、用人選人所必需的。晚清以來，內憂外患不斷，選才自然更加重要，因而曾國藩大膽舉薦人才。曾國藩的保舉，主要有彙保、特保、密保三種，它反映不同的情況、級別、待遇。湘軍每打一勝仗，曾國藩就辦一次彙保之案，在獎勵作戰有功人員的同時，也以勞績奏保一部分辦理糧台、文案、善後諸務的幕僚。
為了國家的興盛，曾國藩舉薦人才，隻注重人才的才識而不管這人與自己有無仇隙，曾國藩在舉薦左宗堂時就是如此。
曾國藩為人拙誠，語言遲訥，而左宗堂恃才傲物，自稱“今亮”，語言尖銳，鋒芒畢露，二人甚是不合，但曾國藩愛惜其才，雖二人惡交，仍多次舉薦。鹹豐六年（1856年）正月，曾國藩奏左宗堂接濟軍餉有功，因而，朝廷任命左宗棠為兵部郎中。鹹豐十一年（1861年）四月初二，曾國藩又上奏道：左宗堂“上年奉旨襄辦臣處軍務，募勇五千餘人，馳赴江皖之交，方慮其新軍難收速效，乃去冬堵黃文金大股，今春擊退李世賢大股，以數千新集大眾，破十倍凶悍之賊，因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度越時賢”，因而懇請“將左宗堂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朝廷立即照準。果然，左宗堂於次年二月即受命為浙江巡撫。
曾國藩一方麵請求辭掉自己節製浙江軍務的諭令，一方麵把左宗堂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寫道：“以臣遙製浙軍，尚隔越於千裏之外，不若以左宗堂專辦浙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麵。”曾國藩如此謙讓，又如此真心實意地為朝廷推舉人才，心中哪有半點兒對左宗堂的嫌隙之意？
在曾國藩的書信中，也留下了許多薦舉賢才的證據：
昨天接到您發往江撫的奏折原件，易良幹、羅主東、羅鎮南都是從九品的官銜，謝邦翰保舉做訓導之職。我前次信函所擬定的，不該特別上奏，依照江撫原有的奏折上報。對劉長佑這個人，江西已經為他保奏了同知花翎的頭銜。衡山（蕭耀南）的文書中可以不再保奏。
鹹豐三年（1853年）九月初三《與駱秉章》
總攬大納之人，擬請伯符（賀長齡的妻舅）、蓮舫（陳秉鈞）、筱泉（李瀚章）三人。筱泉精細圓適，其從國藩也極久，其為國藩謀也極忠，往年餘擬專折保之。曾為羅忠節（羅澤南）兩次言之，忠節亦極力讚成。厥後因循不果行。國藩之保舉稍吝，不過局度較隘。至於次青（李元度）、筱泉之不得優保，畢金科（塔齊布）之不成功名，則國藩實有蔽賢之谘。中夜以思，如何可贖？今畢金科則長已矣！次青、筱泉二人，萬氣閣下大力設法優保，或留鄂補用。以私言之，則國藩內有補於歉衷，外有益於報銷；以公言之，則二子存心愛民，必不裨於吏法，必有讚於高深。務乞留意承允。
鹹豐八年（1858年）五月二十五《致胡林翼》
由於封建科舉的弊端，朝廷不能廣招真正有才能的人士，故而慧眼識人，不拘一格薦舉人才，為國為民謀福利，這是曾國藩作為朝廷大員的職責，也是一種膽識，但曾國藩也有識人用人的教訓。他曾經舉薦周騰虎，誰知周騰虎剛得到奏保，即遭眾人連章彈劾，遂致抑鬱而死，使曾國藩大為傷感。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接少荃（李鴻章）上海信，知周韜甫（周騰虎）在滬淪逝。老年一膺薦牘，遽被參劾，抑鬱潦倒以死。悠悠毀譽，竟足殺人，良可憐傷。
曾國藩從此接受教訓，其後在用屢遭彈劾、名聲極壞的金安清時，堅持隻用其策，不用其人，並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解釋說：
眉生（金安清）之見憎於中外，斷非無因而致……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則彈章嚴旨立時交至，無益於我，反損於渠。餘擬自買米外，不複錄用。
此外，如惲世臨、郭嵩燾等人，經由曾國藩奏保，於兩年之內連升三級，由道員越級提升為巡撫，而後又因名聲不佳、升遷太快而被彈劾降調。曾國藩亦從此接受教訓，待同治四年（1865年）九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署漕運總督、丁日昌署理江蘇巡撫而征詢曾國藩的意見時，曾國藩即直抒己見，並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一歲三遷已非常之遭際。李宗羲廉正有餘，才略稍短，權領封圻未免嫌其過驟。丁日昌雖稱熟悉夷務，而資格太淺。洋人變詐多端，非勳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詭謀而懾其驕氣，該員實難勝此重任。總之是不同意這種安排，以杜升遷太驟之弊。
結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國藩的意見，隨即撤銷此議。
智慧點評
曾國藩發現、培養、使用的一大批人才，這些人才對推動中國近代對外開放、促進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弘揚民族傳統文化都做出了重要貢獻，他興幕府、納英賢，終成人才薈萃之可喜局麵。
No.19 人才是成大事的第一要義
名人導語
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群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乘、群臣怨、百姓亂。
——《淮南子》
本節要點
國家之強，以得人為強；曾國藩倚重郭昆燾；曾氏幕府廣攬人才。
故事案例
1.國家之強，以得人為強
曾國藩十分重視人才問題。在政治上，他認為“國家之強，以得人為強”。在軍事上，他強調“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他把人才問題提到了關係國家興衰的高度，把選拔、培養、造就人才作為挽救晚清王朝統治危機的重要措施。
他一生致力於結交、網羅、培育、推薦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國曆史上規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幾乎聚集了全國的人才精華。他一生推薦過的下屬有千人之多，官至總督巡撫者就有四十多人。他們既有李鴻章、左宗棠、郭嵩燾、彭玉麟、李瀚章這樣的謀略作戰軍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蘭、華蘅芳、徐壽等第一流的學者和科學家。
曾國藩反對以出身、資曆衡量人，“凡有一技之長者……斷不可輕視”。他說，衡才“不宜複以資地限之。衛青人奴，拜相封侯，身尚貴主。此何等時，又可以尋常條例困倔奇男子乎！”
因此，曾國藩在辦團練開始，發布《招募紳耆書》說：
我奉命協助幫團練，稽查捉拿賊匪，接受任務以來，日夜憂心忡忡，唯恐有誤，擔心自己見識不廣，考慮不周。因孜孜以求，希望家鄉的賢人不要嫌棄我，肯慷慨前來光臨相助，借此來廣泛地采取眾議，周密地聽取意見，以求補救我的疏漏。所以我經常或是寄信請人出山，或是熱情歡迎來賓，廣招英雄豪傑，谘詢高見妙法，這一片耿耿之心，想來能得到大家的體諒。我打算將點滴微弱力量聚集起來，來保障家鄉的安全。大廈非一木所能支撐，大業憑眾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眾多的賢士彙集起來，肝膽相照，那麼，即使是堅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麼艱難不能克服呢？
尤為可貴的是，曾國藩無論何時，都始終把網羅人才作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義。他廣托朋友，“招致賢俊”，“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誠，雖或不往見，皆為曾公可與言事”。民間的有才之士，都為他的至誠感動，即使不親自去拜見他，也都說曾國藩禮賢下士，可以交心。而曾國藩每逢有民間賢士前來謁見，總是態度溫和。別人有話要說，一定會耐心聽他把話講完。如果其意見可以接納，則考慮施行；如果意見不可行，也絕不責備。
可以想見，這樣的大官居然能如此敬愛人才，無怪乎人人都願意跟隨他，為他效力。一時間，“中興人才，皆出其門”。
2.曾國藩倚重郭昆燾
郭昆燾，字意誠，湘中名儒，是郭嵩燾的弟弟。因為很有才華，曾國藩和胡林翼都與他交往友好，都想將他羅至自己幕下，但郭昆燾極愛自己的妻子，日不遠離，故總是力辭不就。
曾國藩為了把他引出來忠君救國，寄書戲謔郭昆燾說：“知公麋鹿之性，不堪束縛，請屈尊暫臨，奉商一切。並偕仙眷同行，當飭人掃榻以俟。”郭昆燾出自對曾國藩的信服，接書後立即趕至湘軍營幕見曾國藩，但並未偕仙眷同行。故曾國藩又命他速歸，並作書曰：“燕雁有待飛之候，鴛鴦無獨宿之時，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昆燾看了信，一笑置之，但同時也接受了曾國藩的邀請，決心出來供職。
郭昆燾在曾國藩手下幹得很好，成為了曾國藩的得力助手，不少奏折函件都出自郭昆燾之手。曾國藩也對他關懷備至，或準他的假，讓其多回家，或命他將夫人接來。鹹豐八年（1858年）六月四日曾國藩在給弟弟曾國潢的信中說：“公牘私函意誠均可料理。”足見曾國藩對郭昆燾的信任和倚重。
經過在曾國藩幕府的曆練，郭昆燾已經完全可以獨當一麵，但他感謝曾國藩的知遇之恩，始終跟隨在曾國藩的身邊。後來太平天國被鎮壓下去，曾國藩極力向朝廷推薦，讓他出任一省的巡撫，但郭昆燾卻辭去了職務，回鄉隱居，從此再也沒有出來。他的一身才華也就埋沒了，為此，曾國藩惋惜不已。
曾國藩本人對於人才的延攬正是本著不拘一格的原則行事的。對於那些才華出眾之人，曾國藩不論何時，一旦得知便千方百計籠納過來，為己所用。如在江西、皖南、直隸等地都曾這樣做過，他的幕僚中如王必達、程鴻詔、陳艾等人都是通過這種方法求得的。與撚軍作戰期間，曾國藩在其所出“告示”中還特別列有“詢訪英賢”一條，詔告遠近，希望自薦或舉薦人才。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後，上《萬言書》，並進入幕府，成為了曾國藩進行洋務的得力助手。
曾國藩不僅自己時刻注意網羅人才，他也對弟弟時時忠告注重人才的網羅和培養。他在一封致曾國荃的信中說：
求人自輔，時時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難，往時在餘幕府者，餘亦平等相看，不甚欽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當常以求才為急，其冗者，雖至親密友，不宜久留，恐賢者不願共事一方也。
曾國藩用人，正如他在經學上一樣，根本不存在漢宋門戶之見，並聲明用人的原則：官員、鄉紳並重，江南江北的人都用。因而，在他的幕僚中，人員最多，地域最廣，出身最雜。
就籍貫言，整個幕府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第一位；江蘇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餘四川、貴州、廣東、湖北、江西各省無不有人人幕。其人員分布可達九省。
就出身言，上至進士、舉人，下至諸生、布衣，等級不一，均被曾國藩奉為座上客。
就人緣言，既有曾國藩的同窗同年，鄉親故舊，也有曾國藩的門生弟子，還有一些則“識拔於風塵”。
就特長或職業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為辦理文書、刑名、錢糧的人員的“實務性”框子，更多的是出謀劃策，從容諷議，招勇領軍，指點州牧的“政務性”人員。
此外，“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家，無不畢集”。而且，“於軍旅、吏治外，另有二派：日道學，日名士。道學派為何慎修、程鴻詔、塗宗瀛、倪文蔚、甘沼盤、方某諸人；名士派為莫友芝、張裕釗、李鴻裔諸人”。
3.曾氏幕府廣攬人才
由於曾國藩首倡洋務，一批洋務官吏也最先孕育於曾氏幕府，如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後來接辦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楨、致力於近代海軍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員，如先後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國的公使郭嵩燾，出使西班牙、德國的參讚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學技術人員，如李善蘭、華蘅芳、徐壽、徐建寅，也被延人曾氏幕府。這些都鮮明地體現了曾國藩對幕府製度因時變革的時代意識。
同時，曾國藩還注重人才的互相吸引，認為求才應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及其餘”。方宗誠、陳艾是吳廷棟推薦的；吳汝綸是方宗誠推薦的；淩煥是劉星房推薦的；趙烈文是周騰虎推薦的；李興銳是李竹浯推薦的；李善蘭由郭嵩燾推薦，張文虎由李善蘭推薦；容閎則是李善蘭、趙烈文推薦的；向師棣是嚴正基推薦的。
曾國藩求賢若渴，他向友人描述自己在鹹豐三年（1853年）時的心情說：“我曾經說過要謀求智勇雙全，文武兼備的人才，幾個月以來，我在夢裏祈求他們的到來，燒香祈求他們的到來，沒有片刻敢有所忘懷。”
因此，他多次致書李恒、李瀚章、方子白、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及諸弟，論述得人之道，要求他們隨處留心，“博采廣詢”，“兼進並收”。他還囑咐弟弟要“求人自輔，時時不忘此意”，又要求“以後兩弟如有所見，隨時推薦，將其長處短處一一告知阿兄”。
曾國藩求才，可說是“一以貫之”的。為此，他常常“料理官車，摘電備查”，或“圈點京報”，獲取信息。他還常寫人才聞見日記，將所見所聞，分為“聞可”、“聞否”、“見可”三類。他的《無慢室日記》中，專設“記人”一項，記錄了大批被推薦的人名，並附有自己的考察所見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