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初三的日記中寫道：
昨日接霞仙（劉蓉）書，懇懇千餘言，識見博大而平實，其文氣深穩，多獨到之言。一別四年，其所造詣已臻此，對之慚愧無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麵目見故人也！
道光三十年（1850年），劉蓉養晦深山，將其室取名“養晦堂”，曾國藩得書後，欣然為他作《養晦堂記》：
吾友劉君孟蓉，湛默而嚴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壯歲，則已泊然而外富貴矣。繼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其所居日“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為之記。
曾國藩對劉蓉性格的刻畫，足見兩人交誼篤厚。此外，曾國藩還作《懷劉蓉》詩，使他對劉蓉的懷念之情躍然紙上。詩中雲：
舊日懷劉子（謂劉蓉），時時憶郭生（郭嵩燾）；我思意何屬，四海一劉蓉；他日餘能訪，千山捉臥龍。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國藩在《致劉蓉》一書中，初步闡發了他對文以載道、文道並重的基本主張。他在這封信中說，我今天論述學術的見解，主要是受了你的啟發。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曾國藩又在《答劉蓉》的書信中進一步闡述了程朱理學之義，批駁了王陽明的“致良知說”。在這封信中，曾國藩首先說明在兩年之內收到劉蓉三封來信，一直未作回複的原因是由於性本懶怠，對學問研究不深，怕見笑於好友。進而他又指出：“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其意是說，在你的啟發之下，我才“了略陳大凡，吾子取證而裁焉”。
鹹豐元年（1851年），劉蓉參加鄉試，得榜首，曾國藩知道後很高興，在家信中說：“霞仙得縣首，亦見其猶能拔取真士。”鹹豐二年（1852年）五月二十八日，劉蓉之母譚氏棄世；八月，曾國藩亦以其母於六月十二日去世回籍奔喪。當兩人相遇於湘鄉縣城時，悲感交集，相對而泣。
2.與郭嵩燾肝膽相見
郭嵩燾字伯琛，號筠仙、雲仙、筠軒，湖南陰縣人，十八歲的時候就讀於長沙嶽麓書院，結識了劉蓉，因劉蓉是曾國藩的同鄉舊好，所以經劉蓉介紹郭嵩燾與從京城回到長沙的曾國藩相見，兩人一見如故，相互切磋學問，笑談若比聖賢，立誌要建功立業，但郭嵩燾的誌向與曾國藩有所不同，他的興趣專注於詞翰之類，也就是說，他要一心做一個真正的學者。
劉蓉在一封信中說：曾國藩將來必定是一位建功立業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讀書人所能比擬的。而你郭嵩燾學問不錯，有可能成為文苑傳人。郭嵩燾終生明顯地體現出了文人固有的氣質，盡管他在中進士、點翰林之後，也曾擔任過蘇淞糧儲道、兩淮鹽運使、廣東巡撫、兵部左侍郎、官司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職，但他的仕途生涯充滿著險阻，終遭革職罷官，憂鬱老死於故鄉。
盡管郭嵩燾與曾國藩誌趣不同，個性特征有異，但並不影響他們之間至交好友的關係。當曾國藩在出山之後感到經費吃緊而又無從籌集之際，郭嵩燾便提出了立厘捐之議，規鹽厘之法，從而解決了湘軍的第一大困難。此外，湘軍水師的創建，也與郭嵩燾有一定的關係，這些建議和主張，對於曾國藩能夠造就出一支有別於八旗、綠營兵的新式地主武裝，具有十分重大的影響。
曾國藩為母在籍守製之時，清廷命他幫湖南巡撫張亮基辦理本省團練事務，但他並不打算應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劉蓉和郭嵩燾的反複勸說下才毅然毀棄前疏，出而視事，在此之前，劉蓉曾致書曾國藩說：
既已達而在上矣，則當行道於天下，以宏濟艱難為心，如果僅以托文采以庇身，則有華無實，舍本求末，人生的意義也就不複存在了，作為一個文人士子，應以救於治亂為己任，以身殉國為最終目的。
劉蓉的信可以說是天下名篇。他與曾國藩有同鄉摯友之誼，故敢於拋開情麵，肝膽共見。
在曾國藩應命出山之際，劉、郭二人也真情助之一臂之力，與曾國藩約定：服勞不辭，唯不樂仁仕宦，不專任事，不求保舉。
曾國藩到京城做官後，並沒有忘記這兩位同鄉，他們之間更多的是書信往返，相互討論學問之道。曾國藩對劉、郭二人的人生誌向非常欽佩，至交之情有時超過兄弟之情，三人這種相同的誌趣、深厚的友情，自然也成為他們以後成為兒女親家的牢固基礎之一。
此外，還有文武兼治有成的羅澤南。羅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湖南湘鄉人，也是曾國藩早年從學問道的朋友。他與羅澤南是患難相依的忘年交，曾對羅澤南有過不少幫助，因此羅澤南幾次舍命護從曾國藩。曾國藩本想促成他與九弟曾國荃聯姻，後來卻成為了曾紀澤兄弟的兒女親家。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偏僻，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孔子他老人家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告訴我們有益的朋友有三種，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種——與正直的人交朋友，與守信的人交朋友，與見多識廣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而與獻媚逢迎的人交朋友，與兩麵三刀的人交朋友，與花言巧語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所以，我們對“損友”要敬而遠之，對“益友”要親而近之。
智慧點評
曾國藩認為，自己一生的事業成功都離不開好友的鼓勵和幫助。曾國藩曾說：“人有善，則取之益我；我有善，則與之益人。”從而體現了一種真誠至上的交友之道。
No.16 善於倚人而起
名人導語
選擇朋友要慢，改換朋友要更慢。
——富蘭克林
本節要點
借梯登高是一條捷徑；穆彰阿的知遇之恩與指引。
故事案例
中國古代有這樣一則故事，說一位年輕人在海邊看垂釣，見老者不時就有魚上網，一時羨慕不已。老者告訴年青人，與其這樣看下去，不如回家織個網，就會有魚上鉤了。這就是“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要想成就一番大的事業，我們一方麵要自強不息，注意培養自己的才幹；但另一方麵，我們也要學會“結網”，善於在自己未發跡之時結交有用的關係，並善於利用與把握各種關係，借梯而上，在一個好的平台上去施展自己的宏圖大略。
1.借梯登高為捷徑
一個人成大事，光有出類拔萃的才能還不行，他還必須要擁有一個施展才能的平台與環境，這樣他才可能把才力充分發揮出來。那麼，怎樣才能達到這個平台呢？在人生的重要關頭善於倚人而起，借梯登高，不失為一條捷徑，曾國藩的經驗就說明了這一點。
清代末年，仕途冗濫，升遷很難。而出身“寒門”的曾國藩卻十年七遷，連躍十級。這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連他自己都感到十分意外。曾國藩被點中庶吉士以後，1840年庶吉士散館，他的考試成績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很高。因此，他被授職為檢討，留在翰林院供職，當時僅是七品官。七年後，他升至從二品的內閣學士，從此他步步高升、一帆風順。在當時清政府內，湖南人中由科舉取士而獲得閣學者隻有季九師、張小浦和曾國藩三人，而在三十七歲即被升為二品者，僅曾國藩一人。
曾國藩升遷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三：
第一，是他自己養之有素。他在翰林院期間，向來苦讀積學，用功不懈、曆次考試成績皆很突出，也就是說確實掌握了真才實學。
第二，是他在京期間，把握住了有利的時機，結交了許多對他有用的朋友。清代的京城，不僅是政治、經濟中心，而且是文化中心。京都人物眾多，十三年的京宦生活，使他結交了許多誌同道合的朋友。
他與朋友相互切磋，不僅在學業上有所長進，而且在事業上相互扶持。
第三，也是最為關鍵的一點是，他善於利用關係，倚人而起，使自己的仕途平步青雲。曾國藩在京師的發跡，就得力於善於利用他與穆彰阿的關係。
2.穆彰阿的知遇之恩與指引
穆彰阿，字鶴肪，姓郭佳氏，是滿洲鑲蘭旗人，1805年進士，道光時期受到重用，1828年加任為太子少保，既而被任命為軍機大臣，後又兼任翰林院掌院學士，曆任兵部、戶部尚書。1836年，穆彰阿擔任上書房總師傅、武英殿大學士，負責管理工部。1838年，穆彰阿晉拜為文華殿大學士。後來有人評論他說：“在位二十年，亦愛才，亦不大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為務。”這個說法比較適合他的實際。
鴉片戰爭前，道光皇帝決心查禁鴉片，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廣東禁煙。穆彰阿不讚成林則徐的禁煙行為，鴉片戰爭爆發後，他窺知道光皇帝已改變了禁煙的主意，於是就慫恿道光皇帝與英國人要協和議。遂使道光皇帝罷免了林則徐。道光皇帝厭戰，而穆彰阿則順其意，竭力主和。終道光一朝，穆彰阿受寵不衰。穆彰阿自嘉慶以來，典鄉試三次、典會試五次。大凡複試、殿試、朝考、教庶吉士散館考差、大考翰詹，沒有一年不參與衡文之役的，因此他的門生、舊吏遍布朝廷內外，知名之士多被他援引，一時人們號稱“穆黨”。
曾國藩戊戌年會考得中，總裁即為穆彰阿，於是二人便有了師生之誼，曾國藩抓此機遇遂經常與之往來。由於他勤奮好學，頗有幾分才幹，經常以求學的身份向穆彰阿請教，實際是以此接近穆彰阿。因此，他也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賞識，處處受到穆彰阿的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