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曾國藩的《愛民歌》
曾國藩作為一介書生，最終走上帶兵打仗之路，所以很自然地就選擇傳統的以仁愛帶兵這一方法，而且事實也證明他的這一方法是極為成功的，曾國藩在戎馬倥傯中，極為重視愛民，聲稱“用兵之道，以保民為第一義”，又自號其家日八本堂，八本之一是“行軍以不擾民為本”。他作《勸誡州縣》說：“惟農夫則無一人不苦，無一處不苦。農夫受苦太久，則必荒田不耕；軍無糧，則必擾民；民無糧，則必從賊；賊無糧，則必變流賊，而大亂無了日矣！”所以，必須“重農以厚生”。又作《勸誡營官》說：“所惡乎賊匪者，以其淫擄焚殺，擾民害民也。所貴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居也。若官兵擾害百姓，則與賊匪無殊矣。”所以，必須“禁騷擾以安民”。甚至在鹹豐八年那個戰火紛飛的歲月，他還於十一月初六日在建昌前線作《愛民歌》，共八十句，給湘勇規定了許多不許擾民害民的事：
第一紮營不要懶，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踹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鴨和雞，莫借民間鍋和碗。莫派民夫來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館。築牆莫攔街前路，砍柴莫砍墳上樹。挑水莫挑有魚塘，凡事都要讓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莫進城市占鋪店，莫向鄉間借村莊。人有小事莫喧嘩，人不躲路莫擠他。無錢莫扯道邊菜，無錢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緊要書，切莫擄人當長夫。一個被擄挑擔去，一家號哭不安居。娘哭子來眼也腫，妻哭夫來淚也枯。從中地保又訛錢，分派各團並各都。有夫派夫無派錢，牽了騾馬又牽豬。雞飛狗走都嚇倒，塘裏嚇死幾條魚。
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走出營來就學壞，總是百姓來受害。或走大家訛錢文，或走小家調婦人。邀些地痞做夥計，買些燒酒同喝醉。逢著百姓就要打，遇著店家就發火。可憐百姓打出血，吃了大虧不敢說。生怕老將不自在，還要出錢去賠罪。
要得百姓稍安靜，先要兵勇聽號令。陸軍不許亂出營，水軍不許岸上行。在家皆是做良民，出來當兵也是人。官兵賊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賊是禽。官兵不搶賊匪搶，官兵不淫賊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搶，便同賊匪一條心。官兵與賊不分明，到處傳出醜聲名。百姓聽得就心酸，上司聽得皺眉尖。上司不肯發糧餉，百姓不肯賣米鹽。
最後他總結地寫道：
愛民之軍處處喜，擾民之軍處處嫌。我的軍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聲好。如今百姓更窮困，願我軍士聽教訓。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曾國藩一方麵標榜仁愛，一方麵又被人稱為“曾剃頭”，意即殺人像剃頭一樣。在這方麵，應該說暴露了他本性殘忍的一麵。
鹹豐二年底他剛出辦團練，就對友人說：“不治以嚴刑峻法，則豎子紛起，將來無複措手之處，是以一意殘忍。”他在上鹹豐帝的奏折中更表明決心說：“不敢不威猛救時”，“若非嚴刑峻法，痛加誅戮，必無以折其不逞之誌，而銷其逆亂之萌。……即臣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所以隻幾個月，在湖南便盛傳他為“曾剃頭”，令人側目。
過了八年，正當湘軍圍攻安慶之時，他給正在前線指揮的曾國荃寫信，叫喊：“目下收投誠之人，似不妥善，如擠癤子不可令出零膿，如蒸爛肉不可屢揭鍋蓋也。克城以多殺為妥，不可以假仁慈誤大事。”他甚至承認自己是以殺人為業。在給曾國荃的信中，他似乎發現了良心一樣，說：“吾家兄弟帶兵，以殺人為業，擇術已自不慎，惟於禁止擾民、解散脅從、保全鄉官三者痛下工夫，庶幾於殺人之中寓止暴之意。”
曾國藩寫了《愛民歌》和《解散歌》，確實一本正經，堂堂皇皇。可是湘軍果真不擾民、解散脅從嗎？隻須舉一個例子。
鹹豐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太平軍敗於安慶城外之赤岡嶺，其中三營在苦戰後投降。第二天，曾國藩聞訊，立即寫信問曾國荃：“其已降之三壘，已殺之否？”第三天，他聽說投降者已全部被殺，立即給曾國荃打氣說：“此次殺三壘真正悍賊千餘人，使狗黨為之大衰。平日或一克大城、獲一大捷，尚不能殺許多真賊，真可喜也！”當那個同樣殺人不眨眼的曾國荃稍流露出一點悔意，曾國藩立即對他說：“既已帶兵，自以殺賊為誌，何必以多殺人為悔？既謀誅滅，斷無以多殺為悔之理！”尤可憤慨的，是曾國藩對湘軍屠城的肯定與鼓勵。他興奮地說：李續賓在攻克九江後，對太平軍“屠戮盡淨，三省官紳士民同為稱快！”
鹹豐八年五月初五日，他鼓勵正圍攻吉安的曾國荃說：“當穩圍穩守，雖遲至冬間克複，亦可無礙，隻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網耳。……如似九江之斬刈殆盡，則‘克城’雖遲亦無後患。”後來，湘軍在攻占安慶、蘇州、金陵時，都瘋狂地屠城，僅金陵一處，曾國藩便向同治帝報告說：“三日之內，斃賊共十餘萬人，秦淮長河屍首如麻。”顯然，這些被殺者不僅包括大量脅從，還包括大量和平居民，甚至有不少在政治上基本擁護滿清皇朝的地主、士人及其家屬。
所以，儒家提倡愛有差等，即不是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地愛，愛的隻是自己陣營中的人，而對非自己陣營的人，尤其是反對自己的人，則應毫不寬貸。曾國藩的行為大概也隻能從這一角度去理解了。
智慧點評
仁，就是二個人字，從這個字的形我們看到了這個意思。那為什麼這樣寫這個字呢，古人的意思是什麼呢？我認為這是對“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我害人人，人人必將害我。”的簡寫。這句話中兩次使用二人組合。所以就是仁的意思了。仁是道的一種。
No.30拂逆麵前如聖賢
名人導語
在命運的顛沛中，最容易看出一個人的氣節。
——莎士比亞
本節要點
逆境麵前“無所逃而待烹”；拂逆麵前做到“聖賢之用心”。
故事案例
1.逆境麵前“無所逃而待烹”
對待逆境的方法，隻有《西銘》中所說的“像申生那樣無處逃遁就束手待烹，像伯奇那樣勇於追隨而順從命令”等話，說得最親切。
外界困境的侵擾，不可常存心中，而應把它排除，這樣，終究會走上坦途。心要安定，氣要靜定，精神要安適，身體要泰定。
古人辦事，也往往有人幹擾阻撓，這種違拗的情況，代代都有，人人難免。因為厭惡別人違拗自己的心意，定要別人順從自己，便設法誅除異己，這是權奸的行徑。聽任其違拗自己，借此砥礪自己的德性，培養自己的耐心，委曲求全，並且以沒有敵國外患，反而造成亡國為慮的，這就是聖賢的用心。借助別人的違拗，來磨礪我的德性，這就差不多了吧！
《挺經》的主旨就在於在逆境中頑強挺立，等待機會的到來。因此，此章處逆境之道當屬《挺經》的核心內容。曾國藩把逆境分為兩類：一類是比較大的逆境，它關係到生死存亡；一類則是比較小、的逆境，它關係到事情處理的順遂與否，這也稱為拂逆。
在逆境麵前，曾國藩為什麼會主張“無所逃而待烹”呢？這與他自己的親身經曆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在此，我們將特別提一下曾國藩兩次自殺的經曆。1854年2月，新組建的湘軍從太平軍手中奪得了嶽州，但不久又被太平軍奪回。嶽州之役後，石達開之堂弟石貞祥與林紹璋率領的太平軍乘勝進擊，奪得距長沙城北僅五十裏的靖港，三月二十七日又奪得距長沙城西南僅九十裏的湘潭。王闓運後來分析道：“當是時，寇若從湘潭上遊乘春水攻省城，及從靖港乘北風來攻，皆不過二十刻。”與此同時，衡州、永州、郴州、桂陽及兩粵諸地本已很活躍的會黨，更加活躍起來，用曾國藩自己的話說，“聞風響應，從亂如歸，東南大局不堪想”。當此之時，省城內外，官府上下，日夜惴惴，“聞吹角及火光，皆自驚”，因而晝閉城門，自斷餉道。曾國藩於是於三月廿四日（4月21日）集眾計議，都說：“人城坐困，宜親督戰。”湘勇經嶽州、寧鄉兩次挫敗，陣亡七八百人，又淘汰千餘名，加上林源恩所帶一營遠在平江駐防，留在省城及其附近者已為數不多。以為數不多的練勇對付強大的太平軍，當然不能同時兼顧靖港、湘潭兩處。那麼首先指向何處，當時出現針鋒相對的意見。有人建議先奪取靖港的太平軍大營。曾國藩因為多次接到出省援鄂的上諭，也覺得若能敗靖港太平軍，便可沿江北向；而且，若先攻湘潭，不免有退避之嫌。但是幕友們多不同，認為湘潭是大商埠，軍需所資，理宜先奪取湘潭；若攻靖港大敗，再退回省城，便是置自己於死地。持此主張最力者是陳士傑。他對王闓運說：“今獨可悉兵援湘潭，即不利，猶得保衡、永，圖再舉；若不顧根本，但圖進取，一敗俱死矣。”王閻運把這個意見轉告曾國藩，曾“即大悟”。陳士傑不但自己向曾國藩“盡其說”，而且約請楊載福、彭玉麟“俱陳上攻（湘潭）之便”。恰恰這時，“水師十營官皆至，推彭玉麟定所向”。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才下決心先攻湘潭，於三月二十八日派補用副將塔齊布、藍翎守備周鳳山帶動一千三百餘人向湘潭方向增援。次日，又派候補知府褚汝航等管帶水師五營逆湘江而上，夾擊湘潭，並且約定由曾國藩於第二天自帶五營繼進。
當天晚上，突然長沙縣鄉團的士紳來報：“靖港寇屯中數百人，不虞我，可驅而走也。團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賊，已作浮橋濟師。機不可失！”曾國藩一聽，立即動了心，認為：“潭城賊被官軍水陸痛剿，專盼靖港之賊救援，亟應乘機攻剿，俾賊逆首尾不能相顧”於是變更計劃，在第二天卯刻率領大小戰船四十多隻，陸勇八百名向靖港進發。靖港為湘江、資水交彙之處，對岸有銅官山，六朝時曾置銅官於此，故稱銅官渚。曾國藩隨水師督戰，座船到達距銅官渚二十裏的白沙洲。
出發前，李元度極力勸阻說：“兵之精者已調剿湘潭，早晚捷音必至。此間但宜堅守，勿輕動。”曾國藩不聽，李元度和章壽麟都請求同行，他也不同意，並且將一份遺疏和一份兩千多字的遺囑秘密交給李元度，托李元度在他死後將遺疏交湖南巡撫代陳，遺囑則請交他的弟弟們。又說：“營中軍械輜重，船百餘艘，子善護之。”
曾國藩大有孤注一擲之勢。豈料，四月初二（4月28日），湘軍船隊剛接近太平軍軍營，就被密集的炮火轟擊，不敢近岸，乃急令後退。卻因風大水急，難以逆水而上，隻得牽纜徐行。而纜繩又不斷被太平軍的小隊砍斷，水師因此大亂，潰散一半，船炮也失去三分之一；陸師八百名與團丁合軍進擊時，因團丁見太平軍旗號便反奔，陸師也隨之潰逃，爭奪浮橋，橋壞板浮，墜水者百餘人。
曾國藩見這兵敗如山倒的情形，手持利劍，站在橋頭，立下令旗，大喊：“過旗者斬！”但湘勇都繞旗而過，抱頭鼠竄，無可收拾。申刻開仗，僅半頓飯久，陸勇潰散，水勇亦紛紛奔竄。“二千餘人，競至全數潰散，棄炮船而不顧”，“紅船之水手僅存三人，餘船竟無一水手”，且“賊船直犯帥舟，矢可及也”。
曾國藩在這種情況緊急，情緒悲憤的境遇中，乃投水自盡。隨行標兵三人拖拉，曾國藩鼓眼吹胡子大罵，標兵無奈。正在曾國藩水將滅頂之時，座船後艙跳出一個人來，一手把他拉上岸。此人叫章壽麟，字價人，長沙人，亦在曾氏幕府供職。曾國藩出戰前，陳士傑、李元度估計，如曾國藩兵敗，必死，乃由章壽麟潛藏於曾氏座船船尾。
此時，曾國藩見到章壽麟，依然尊嚴不減，怒道：“你來幹什麼？”章壽麟隨口編出話來說：“湘潭戰事已經勝利，特來報捷。”他給了曾國藩一個下台的階梯。曾國藩穿著濕衣，蓬頭跣足地回到了長沙市郊南湖港。
第二天早晨，左宗棠縋城出，到船上會見曾國藩時，他的短襖上泥沙猶在。左宗棠勸慰他說：“事尚可為，速死非義”。他“瞠目不語”，隻在紙上寫明所存軍械、彈丸、火藥的數量，叫左宗棠代為檢點。
靖港之敗的消息在長沙傳開後，人言藉藉，紛紛指責曾國藩無能。布政使徐有壬尤驚恐萬狀，繞室徘徊，直到第二天天亮，仍不止息。他與按察使陶恩培一起給巡撫駱秉章發文，請求彈劾曾國藩，並且罷遣湘勇。隻因駱秉章認為此舉不妥，才罷了此議。
本來，曾國藩辦團出征，因觸犯了某些官僚的尊嚴和權益，常遭譏諷和冷遇，他在家信中訴苦說：“今年（指鹹豐四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帶之兵勇仆從人等，每次上城，必道毒罵痛打，此四弟、季弟所親見者；謗怨沸騰，萬口嘲譏，此四弟、季弟所親聞者。”自有靖港之敗後，“景況更有令人難堪者”，朝野唾罵，“為通省所鄙夷”。即使是他的一些同窗好友，也多敬而遠之。他邀請郭嵩燾專辦湖南捐輸，郭嵩燾“引嫌避怨”，不肯與他共事；他勉強邀請劉蓉來省，劉蓉不久亦設辭歸去。
他寫信給諸弟說：“兵凶戰危之地，無人不趨而避之。平日至交如馮樹堂、郭雲仙等尚不肯來，則其他更何論焉！現除李次青外，諸事皆兄一人經手，無人肯相助者。”他的蕭條孤苦可謂至極了。
曾國藩於鹹豐三年因奏請以楊健入祀鄉賢祠而被降二級調用。自靖港歸省後，棄舟上岸，獨居城南妙高峰上，想起自己的處分，又想起自己成師以來，初戰失利於嶽州，繼而挫敗於靖港，悲觀至極，料必被朝廷科以重刑，乃寫好遺折和遺片，謂自己“不特不能肅清下遊江麵，而且在本省屢次喪師失律，獲罪甚重，無以對我君父，謹北向九叩首，恭折闕廷，即於△△日殉難”。隻待填寫自裁的日子了。隻是由於身旁友人多方勸慰與鼓勵，尤其他想起父親曾麟書屢屢告誡他“盡心王事，無以身家為念”，這才最後打消了自裁的念頭。
他父親的信中有雲：“兒此出以殺賊報國，非直為桑梓也。兵事時有利鈍，出湖南境而戰死，是皆死所，若死於湖南，吾不爾哭！”時人聞者，肅然起敬，傳為美談。當然，曾國藩沒有去演這幕自裁的悲劇，更主要的是因為他派去湘潭的隊伍屢獲勝仗，太平軍死傷四千餘人，炮械、戰船也損失不少，敗退嶽州，主將林紹璋被革職。塔齊布等的這一勝利，給曾國藩打了一針強心劑，使他悲中有喜，他像撈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能夠繼續上遊。他笑著對幕友說：“死生蓋有命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