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曾幽默地對左說：“季子才高，與吾意見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進去。左也絕不示弱，說：“藩侯當國，問他經濟又何曾！”語涉鄙夷。這些傳之甚廣的言談，或為後代文人編造之辭，不足為信，但簡單的對話，確實反映了左宗棠個性的桀驁不馴。
左宗棠頗有識略，又好直言不諱。鹹豐四年四月，曾國藩初次出兵，敗於靖港，投水自盡未遂，回到省城，垂頭喪氣，左宗棠“縋城出，省公舟中，則氣息僅屬。責公事尚可為，速死非義。公閉目不語。”
鹹豐七年二月，曾國藩在江西瑞州營中聞父喪，立即返鄉。左宗棠認為他不待君命，舍軍奔喪，是很不應該的；湖南官紳也嘩然應和。這使曾國藩頗失眾望。第二年，曾國藩奉命率師援浙，路過長沙時，特登門拜訪，並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為聯，求左宗棠篆書，表示謙抑之意，使兩人一度緊張的關係趨向緩和。
特別能顯示曾國藩的寬宏大度、不計前嫌的心境的，是鹹豐十年的對左宗棠的舉薦。左宗棠性情剛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專軍事，忌者尤眾”，於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乃永州鎮總兵，此人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為巡撫駱秉章代擬奏折，劾請將樊燮撤職查辦。誰知樊燮受人唆使，向湖廣總督官文反告左宗棠。這位滿人官文較為顢頇，竟將這案子報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錢寶青審訊，傳左宗棠到武昌對簿。鹹豐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此事京城內外聞之者莫不震驚。駱秉章與湖北巡撫胡林翼均上疏力辯其誣。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滿天下，謗亦隨之”。此事，京中官員如侍讀學士潘祖蔭，與左素不相識，也上疏痛陳“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繩批根”。在這種情況下，鹹豐帝才有“棄瑕錄用”的旨意，肅順也趁機以人才難得進言。官文接旨後，才不再催左宗棠對簿，草草了結此案。
此案剛發生之時，左宗棠曾寫信給友人，陳述自己的委曲與悲苦之情：“弟性才拙，與世多忤，近為官相所中傷。幸所坐之事容易明白，而當軸諸公尚有能知亮之者，或可不預世網，然亦險矣！自念草野書生，毫無實用，連年因桑梓之故，為披發纓冠之舉，忘其愚賤，一意孤行，又複過蒙優獎，名過其實，其遭此謗陷，固早在意中。特欲借會試一遊京師，脫離此席，非敢再希進取，以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也。”於是，左宗棠辭別駱秉章，於鹹豐十年正月離開長沙。他三月三日到達湖北襄陽，突然接到胡林翼一封密信，“言含沙者意味猶未慊，網羅四布，足為寒心”。
當時，正值襄陽大風雪，左宗棠想躋登廟堂之上，深感帝鄉不可期，擬委身江湖之遠，又憂讒畏譏。他悲傷地寫道：此“蓋二百年來所僅見者。杞人之憂，曷其有極！側身天地，四顧蒼茫，不獨蜀道險峨，馬道靡托已也”。他知“帝鄉不可到，而悠悠萬裏，仍畏尋蹤。不得已，由大別沿江而下，入滌老營，暫棲羈羽。”
當時，曾國藩駐軍宿鬆，胡林翼駐軍英山，議欲分三路進攻安慶。左宗棠來營暫避鋒芒，曾國藩熱情地接待了他，並連日與他商談。正在這時，四月初一日，特旨詢問曾國藩說：“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勢，戰勝攻取，調度有方。目下賊氛甚熾，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應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辦團練等事，抑或調赴該侍郎軍營，俾得盡其所長，以收得人之效？著曾國藩酌量處理。”
曾國藩立即於四月十三日上奏說：“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孔亟之際，或飭令辦理湖南團防，或簡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參感激圖報，有裨時局。”曾國藩與胡林翼是在左宗棠極其潦倒、四顧蒼茫的時候，向左宗棠伸出了可貴的援助之手。
不止如此，清朝廷接到曾國藩的上述奏章後，於四月二十日，諭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國藩的一個幕僚。曾國藩立即讓他回湖南募勇開赴江西戰場。
過了幾個月，左宗棠軍在江西連克德興、婺源，曾國藩立即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專折為他們報功請賞，並追述他以前的戰績說：“臣查左宗棠一軍，自移師景鎮，一聞貴溪警報，分路調撥，或迎頭痛擊，計十日之內，轉戰三百餘裏，連克三城，使狼奔豕突之眾，喘息不得少定。實屬調度神速，將士用命。自此股剿敗之後，即有池州大股撲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鎮，亦惟左宗棠一軍獨當其衝。左宗棠初立新軍，驟當大敵，晝而躍馬人陣，暮而治事達旦，實屬勤勞異常。”可謂推崇備至。左宗棠因此得晉升為候補三品京堂。
到了鹹豐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國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辦臣處軍務，募勇五千餘人，馳赴江皖之交，方慮其新軍難收速效，乃去冬堵黃文金大股，今春擊退李世賢大股，以數千新集之眾，破十倍凶悍之賊，因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度越時賢”，因而懇請“將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朝廷立即照準。
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國藩根據閩浙總督慶端、浙江巡撫王有齡之請，奏請派左宗棠援浙，並將在江西廣信、廣豐、玉山、饒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陸軍及昌國內河水師，統歸左宗棠就近節製調度，使左宗棠開始擁有較大的軍權。但左宗棠還未奔至杭州，杭州已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軍占領，杭州將軍瑞昌與浙江巡撫王有齡均死事。
於是，曾國藩第四次上奏保舉左宗棠。他於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報說：“浙江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萬生靈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於二十五日複奏統轄浙江軍務，已附片密請簡閣下為浙江巡撫。無論是否諭允，日下經營浙事，全仗大力，責無旁貸。”
果然，左宗棠於第二月即受命為浙江巡撫，並根據曾國藩的奏請，朝命左的部下蔣益澧為浙江布政使。曾國藩一方麵請求辭掉自己節製浙江軍務的諭令，一方麵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為什麼呢？他在奏稿中寫道：“以臣遙製浙軍，尚隔越於千裏之外，不若以左宗棠專辦浙省，可取決於呼吸之間。左宗賞前在湖南撫臣駱秉章幕中讚助軍謀，兼顧數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麵。”
曾國藩如此謙讓，又如此實心實力地為清朝廷保舉人才，心中哪有半點對左宗棠的嫌隙之意？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閩浙總督，仍署浙江巡撫，從此與曾國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由一個被人誣告、走投無路的士子，一躍而為封疆大臣，這樣一日千裏的仕途，固然出於他的才能與戰功，而如此不斷的報功保舉，也隻有曾國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國藩的聯中，深情地寫道：“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
智慧點評
人總會去尋求自己喜歡的事物，每個人的看法或觀點不同，並沒有什麼關係，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應該有彼此容忍和尊重對方的看法與觀點的雅量。人與人偶有摩擦，往往都是由於缺乏那分雅量的緣故；因此，為了減少摩擦，增進和諧，我們必須努力培養雅量。
No.29仁愛之道，得道多助
名人導語
人不能像走獸那樣活著，應該追求知識和美德。
——但丁
本節要點
曾國藩的仁愛論；古代聖賢的仁愛之道；曾國藩的《愛民歌》。
故事案例
1.曾國藩的仁愛論
如果追求仁，人們就會感到愉快。大凡人的出生，都是稟賦天地之理而成性，得到天地的氣而成形體。我與百姓及世間萬物，從根本上說是同出一源，如果隻知道愛惜自己而不知道為百姓萬物著想，那麼，就違背了這同一的根本。至於做大官，享受優厚的俸祿，高居於百姓之上，則有拯救百姓於痛苦之中的職責。讀聖賢的書，學習古人，粗略知道其中的大義，要有啟蒙還知大義的人的責任。如果隻知道自我完善，而不知道教養百姓，就大大地辜負了上天厚待我的本心。
儒門教人，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人們要追求仁，而其中最急切的，就是自己若想成就事業，首先就要幫助別人成就事業，自己要想顯達，首先就要幫助別人顯達這幾句話，已經成就事業的人對自己能否成功是不用擔心的，如同富人東西本來就很富裕，並不需要去向別人借；已顯達的人，繼續顯達的途徑很多，好比是身份尊貴的人，登高一呼，四麵響應的人就很多。人哪有不想自己成就事業讓自己顯達的呢？如果能夠推己及人，讓別人也能成就事業，能夠顯達，那麼，就像萬物同春一樣美滿了。後世談論追求仁的人，沒有超過張載的《西銘》的，他認為推仁於百姓與世間萬物，廣濟天下蒼生，都是敬事上天的人理所應當的事。隻有這樣做，才算是人，否則就違背了做人的準則，隻能算賊。如果人們真的如張載所說的那樣，那麼使天下的人都成就事業，都能夠顯達，自己卻會任勞任怨，天下還有誰能不心悅誠服地擁戴他呢？
帶兵之道，用施恩的方法不如用仁的方法，用立威的方法不如用禮的方法。仁就是自己要想建立的就讓別人也建立，自己想要發達的，就讓別人也發達。對待部下，就像是對待自己的子弟一樣，一心希望他們能夠發達，能夠建功立業，這樣，他們就知道感恩戴德了。禮就是無論人多人少，無論是大還是小，不敢有所怠慢，安泰但不驕橫；衣冠整齊，舉止嚴肅，令人望而生畏，威嚴但不凶暴。做事恭謹有禮，對待部下莊重，在不知不覺之中，常常保持凜然難犯的樣子，這樣，部屬就感覺到你的威嚴了。如果能夠做到這兩條，即使蠻夷之國都可以暢行，還會有什麼軍隊不能治好呢！
我們帶兵，就像父親帶兒子、兄長帶弟弟一樣，沒有錢財，沒有得到保舉，都是小事，千萬不能縱容他們因擾亂百姓而壞了品性，因為嫖娼、賭博、吸食大煙而損壞了身體。如果他們個個好學向上，人人都成了才，那麼，不僅他們自己感恩戴德，他們的父母也會感恩不盡。
愛護百姓是治兵的第一關鍵，必須天天三令五申，看作是軍隊的生命和根本，而不可將它看作是一種表麵好看的文飾。
孔子說：仁者愛人。仁也就是愛的意思，曾國藩強調仁愛，這也是《挺經》中必不可少的，因為你隻有有了愛人之心，別人才有可能愛你、助你，使你實現自己的理想。
2.古代聖賢的仁愛之道
仁愛之道，是古往今來創業守成的不易之道。
西周太師薑太公輔佐周武王滅商。
一天，武王問薑太公治國方法，太公回答說：“治理國家的方法，最根本一點就是愛民”。周武王又問：“怎樣愛民呢？”
薑太公回答說：“對人民要有利而不要有害，幫助他們成功而不要使他們失敗，使他們生活下去而不要殺害他們，給他們財物而不要奪取他們的財物，使他們歡樂而不要使他們受苦，使他們高興而不要使他們發怒，這就是治理國家的方法。使用人民的道理，也就是愛他們。老百姓失去了本職工作，就是害他們；使農民失去耕種季節，就是讓他們失敗；對有罪的人加重懲罰，就是殺他們；加重征稅搜刮，就是搶奪他們的財物，徭役繁多會使人民疲憊，就是坑害他們；勞苦憂亂人民，就會引起人民的憤怒。所以善於治理國家者對待人民，好像父母愛子女一樣，好像哥哥愛護弟弟一樣，聽到他們吃不飽，穿不暖，就可憐他們，見到他們勞苦，就為他們悲傷。”
荀子在與孝成王等人的答問中，也提出仁愛是用兵取勝的關鍵。孝成王說：“我請問用兵的要術。”臨武君說：“在上方得到天時，在下方得到地利，觀察敵方的變動。要在這三者以後發動，要在這三者以前顧及到。這便是用兵的要術。”
荀卿說：“不對，為臣我所聽到的：古代的道術，凡是用兵作戰的基本，在於齊一人民。弓箭調和不好，羿就不能把微小的目標射中；馬匹調和不好，造父就不能夠把車趕得遙遠；士民如果不能親密地歸順，即使湯王、武王也不能取得勝利。所以，善於順撫人民的人，就是善於用兵的人。所以，用兵的要術隻在於撫順人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