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含才不露、不顯身手的風格，就是明強，也就是知道如何對待自己的特長，在這個問題上處理得最好的曆史人物大概應推範蠡了。範蠡在助越王勾踐滅吳之後，“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以處安”，就激流勇退，放棄了上將軍之大名和“分國而有之”的大利，逮隱於齊，改名換姓，耕於海畔，手足胼胝，父子共力，後居然“致產十萬”，受齊人之尊。範蠡雖居相安榮，但又以為“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閑行以去，止於陶”，從事耕畜，經營商賈，又致貨累矩萬，直至老死於陶。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範蠡三徙”。
範蠡之所以辭官退隱，就是考慮到不要讓尊名大利給自己帶來身家性命之憂。事實上他的考慮是有道理的。與他共扶勾踐的文種就因不聽範蠡的規勸接受了越國的尊榮大名，結果死在勾踐手下。說到底，像順宗、範蠡這樣處理名位的方式，都是為了形式上放棄之後，更永久地保有它。
3.曾國藩將明強思想用於實踐
曾國藩飽讀史書，對曆史上這種因顯示才能而招來殺身之禍的例子早已了熟於胸，尤其是身處官場，又值亂世，各種激烈的矛盾衝突隨時會把自己卷入漩渦。因此，曾國藩無論是在官場，還是在帶兵之際，都時時提醒自己要小心謹慎，不讓自己處在太顯眼的位置。
在天京攻破前夕，曾國荃貪功冒進，曾國藩對此憂心如焚，不斷寄信給曾國荃，要他審時度勢，適可而止，“當時的這一段曆史集中體現了曾國藩心中的明強思想。
曾國荃部獲得無為州、運槽鎮之捷後，距金陵僅二百裏，但由於節節分兵守安慶、樅陽、廬江等處，兵力頓顯單薄。鹹豐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曾國藩奏請準曾國荃回湘募勇六千人，準備再大幹一場。曾國藩在安慶寫信至湘鄉說：“沅弟不特不能幅巾歸農，且恐將膺封疆重寄，不可不早為之計。”所以望他“迅速回營，不可再在家中留戀”。鹹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由於李秀成進攻上海甚急，諭令曾國荃統帶老勇八千名赴滬。同治元年正月初四，清廷正式任命曾國荃為浙江按察使，“即赴新任”。正月二十三日，又“飛催曾國荃將所募湘勇留防安慶，克日督帶老勇八千，求援上海，擇要堵剿”。二月初三，又將曾國荃補授江蘇藩司，再次令他速援上海。接到這些廷寄，曾國藩本也是叫他遵命率師赴援上海的。但是曾國荃執意不肯去，因為他眼睛盯著的是攻下金陵的功業，心中想著的是充斥金陵的財貨。曾國藩無法，隻得聽之任之了。
曾國荃在湖南停留了幾個月，帶著新募的七營湘勇，於同治元年二月十五日回到了安慶大營。他滿腹陽剛之氣，大談“事求可，功求成”，而且“不免代天主張”。這種急功近利的俗念，引起了曾國藩的擔憂，所以曾國藩“與之言老莊自然之趣，囑其遊心虛靜之域”，極力想從“無為”這個方麵來開導他稍釋名利思想。
二月二十四日，曾國荃乘船離開安慶。於三月二十日進占巢縣、含山，二十二日進占和州。與此同時，多隆阿部於四月十五日攻占廬州，彭玉麟部攻占蕪湖、東梁山。五月初一，曾國荃率師萬餘人克複秣陵關，初二日奪得大勝關、三汊河，初三日連克頭關、江心洲，薄倉洲，在彭玉轔水師的掩護下，進駐雨花台。對於曾國荃的這次進軍，曾國藩“既以為慰，又以為懼”。
曾國藩為什麼憂懼？一是他想起了前車之鑒，向榮、和春駐江南大營，先後領兵七萬人，屯守八年，最後潰敗，而曾國荃當時僅二萬人。二是認為曾國荃打亂了自己的部署。曾國藩當時設想，攻取金陵，仍然須采取攻奪太湖與安慶的辦法，圍城打援。他計劃“於太平、采石南路進一支”，由曾國荃擔任；“於句容、淳化東路進一支”，由鮑超擔任；“浦口、九狀洲西路隔江進一支”，由多隆阿擔任；“鎮江化路”進一支，由李續宜擔任。在其餘三路都還沒有來得及按計劃到達金陵附近時，惟獨曾國荃不顧及友軍的配合，貿然進軍。
曾國藩聞訊後，於初七日給曾國荃寫信說：“句容東路縱無兵來，隔江一支則斷不可少。此次弟不候多軍至九袱洲，而孤軍獨進，餘深為焦慮。又上遊南陵空虛，季弟不留兵守之，於寧國、蕪湖均有妨礙。”
第二天，又給曾貞幹寫信說：“沅弟進兵，究嫌太速，餘深以為慮。一則北岸多軍未到，二則後麵句容一路無兵，恐援賊來抄官軍之尾。”因此，他希望兩位弟弟“穩慎圖之”，“以待多軍之至”。當時，“曾國荃軍合水師不滿二萬，孤軍深入，諸將帥皆以為不可”，“人人代為危慮”。曾國藩轉告他說：“外間則議弟處新營太多，兵不可靠，幾於眾口一詞”。
然而，曾國荃本人卻不以為然。他振振有詞地說：“諸軍士自應募起義，人人以攻金陵為誌。今不乘勢薄城下，而還軍待寇，則曠日持久，非利也。且金陵為賊根本，拔其根本，即枝葉不披而萎。金陵恃江南北各城為屏蔽，江南北各城亦恃金陵為應援。克其一城，移軍他住，賊又隨踞之；徒使我疲於奔命，賊而旋走旋據，是攻奪無己時也。今以一軍直搗金陵，蘇常各賊聞江寧攻急，必更來援。彼時遣別將間襲蘇常，吾因而乘之，殄寇犁穴，在此舉矣。”
曾國荃為奪取金陵根本之地，擬圍城打援，原本符合曾國藩本意的，惟獨這種恃勇冒進，與曾國藩的著著求穩未能合拍。曾國藩的擔心是很有道理的。當曾國荃部剛抵南京城郊時，洪秀全便嚴詔李秀成從上海戰場班師救援天京。
此時，曾國荃部三萬餘人深入虛懸，且立腳未穩，湘軍其他各部又都阻隔在數百裏之外，李秀成一舉將其殲滅，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李秀成不顧洪秀全的多次催促，於五月撤至蘇州後，便按兵不動。過了三個多月，才率十萬大軍西救天京，於閏八月二十日（公元1862年10月13日）開始向雨花台發起進攻。
當時，瘟疫正流行到曾軍。加上糧餉不足，弁勇靠喝粥度日，麵有菜色，紀律也因此鬆弛，甚至發生捆綁營官，以索發欠餉的暴行。這正是太平軍進擊的大好時機。且李秀成軍幾乎五六倍於曾軍，把曾軍圍困數重。至九月，李世賢部又自浙江來助戰，陳坤書部也出太平，窺金柱關，使彭玉麟水師不得與曾國荃部相溝通。形勢對太平軍極其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