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曾國藩的一生是“忍”過來的
從曾國藩自己一生的經曆來看，曾國藩確實也是“忍”過來的。據說曾國藩在長沙嶽麓書院讀書時，與另一書生同居一室。那個書生性情怪僻。曾國藩的書桌離窗有數尺，為了借光，便移近窗前。那個書生發怒道：“把我的光都遮了。”曾國藩道：“那我擱在哪裏？”書生指著床側說：“可以擱這裏。”曾國藩依言擱在床側。半夜曾國藩仍讀書不輟，那個書生又發怒道：“平日不讀書，這個時候了，還擾人清睡！”曾國藩便無聲默念。
當然，懂得運用忍字，也並非一味忍耐，軟得像泥，這種忍耐是沒有出息的表現。我們在了解曾國藩的為人處事時，常常可以發現曾國藩總是在忍與不忍之間徘徊、抉擇。
曾國藩初任幫辦團練大臣時，凡事雷厲風行，此時的他並不想去忍耐什麼，但是接下來麵臨的事實則讓他不忍也得忍。
有天，湘勇試槍，誤傷綠營中一長夫，綠營借機吹角執旗，列隊進攻湘勇，在城牆上的守兵實彈在膛，幾乎釀成大變。曾國藩忍氣吞聲，把試槍的湘勇鞭打了一頓，才算把綠營兵的嘩變平息下來。後來，綠營的永順兵與塔齊布率領的辰勇之間因賭博而發生械鬥，提督鮑起豹、長沙協副將清德縱容綠營兵於初六日夜帶著兵器，鳴鑼擊鼓，包圍參將府，搗毀塔齊布住房，並列隊進攻辰勇。又衝入巡撫射圃中的曾國藩私宅，殺傷他的隨丁，直向曾國藩衝去，隻是有屬員護駕，曾國藩才幸免於難。與曾國藩私宅僅一牆之隔的巡撫駱秉章，曆來認為曾國藩所行，異於羅繞典及諸團練大臣，心誹之，然見其所奏輒得褒答，受皇帝信任，沒有機會難為他。所以，他對綠營兵衝擊團練大臣的重大政治事件，故意不聞不問，聽之任之。曾國藩連夜去叩駱秉章的門，訴說此事，駱秉章故作驚訝，說一點不知道。事後他不僅不懲治亂兵，甚至親自釋放了肇事者，使曾國藩進一步受辱於眾人之前。於是撫台衙門內外，大多說曾國藩咎由自取，同情者寥寥。
鮑起豹自六月初到長沙任職後，便到處揚言曾國藩不應操練兵士，且將以軍棍施之塔將。鮑起豹“以清副將為梯附，而屏斥塔遊擊，大以其操兵為非是，言有敢複操兵者，即以軍棍從事”。鮑起豹還說：“防堵不宜操兵，盛暑不宜過勞。”他“切責塔將，而右護清將”。對於這種種非難與掣肘，曾國藩憤慨已極。當時，連駱秉章也認為曾國藩“不宜幹預兵事”。曾國藩遂在給張亮基的信中忿忿地說：“豈可以使清濁混淆，是非顛倒，遂以忍默者為調停耶！”他以“惡夫黑白之易位”的“血誠”，與鮑起豹對著幹。因此，該地文武不和，兵勇不睦，集中體現為曾國藩與偏袒綠營兵的湖南地方官的矛盾。這個矛盾如箭在弦上，蓄之既久，其發必驟。曾國藩是清楚這場矛盾衝突的根源的，因此，他最終也隻好一忍到底，憤走衡陽。
然而，有時候曾國藩的忍則是出於一種策略或戰略的考慮，如他在湖南練勇的時候，雖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自己練勇、別人統軍的主張，但是，真的叫他派勇馳援的時候，他卻強調困難，按兵不動。鹹豐三年秋冬，因湖北和安徽告急，朝廷曾八次令他援鄂援皖，他卻始終找出各種借口，沒有派出一將一勇。鹹豐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太平軍西征尚未抵達時，曾國藩等就收到上諭：“長江上遊，武昌最為扼要，若稍有疏虞，則全楚震動。著駱秉章、曾國藩選派兵勇，並酌派炮船，委派得力鎮將，馳赴下遊。”十月初二日又接到上諭：“曾國藩團練鄉勇，甚為得力，剿平土匪，業經著有成效，著即酌帶練勇，馳赴湖北，合力圍攻，以助兵力之不足。”十月初五日又接到上諭“武昌省垣情形萬分危急，……著曾國藩遵前旨，趕緊督帶兵勇船炮，駛赴下遊會剿，以為武昌策應。”當時，曾國藩正在衡陽訓練他的水陸兩師。他與駱秉章商量，擬叫張丞實招募湘勇三千人赴鄂，表示一點意思。正在這時，清軍江南大營猖狂反撲，天京危急，西征軍受命東援，武昌形勢緩解。其後，太平軍踞有安慶，分兵陷桐城、舒城，逼近廬州，皖北將再次成為太平軍的重要根據地。新受安徽巡撫江忠源，行至六安，病倒了。工部侍郎呂賢基在籍辦理團練，被太平軍打死於舒城。清軍在皖北甚為空虛。鹹豐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宋晉奏稱：“曾國藩鄉望素孚，人皆樂為效用。請飭挑選練勇，雇覓船隻，順流東下，與江忠源水陸夾擊。”這正中鹹豐帝的下懷，當天就下令曾國藩統帶楚勇六千，“自洞庭駛入大江，順流東下，直赴安徽、江西與江忠源會合，水陸夾擊，以期收複安慶及桐、舒等城，並可牽製賊匪北竄之路。”鹹豐帝在手諭末尾加了幾句，以表示自己的厚望：“該侍郎忠誠素著，兼有膽識，朕所素知，諒必能統籌全局，不負委任也。”按理，曾國藩受命於危難之秋，正是沙場效忠之時。豈料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複奏中說了一通“重以新命委任，天語褒嘉，尤臣子竭忠效命之秋，敢不捐糜頂踵，急圖報稱於萬一”的陳詞以後，又數了許多困難，“統計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辦就”，必須待廣東的炮解到湖南，“明春乃可成行”。他並在奏折中大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合防之道，及以堵為剿之策。鹹豐帝看了這份奏章，火了，嚴厲地斥責道：“現在安徽待援甚急，若必偏持己見，則太覺遲緩。朕知汝尚能激發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濟燃眉。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以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天下？著設法趕緊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這段長長的批語，既有褒獎，也有譴責，既有期望，也有懷疑。曾國藩之所以如此遲遲不出省援皖，固有兵力方麵的實際困難，也與他的座師被崇倫參劾，不得不出守黃州時給他的信有關。信中說：“吾意堅守，待君東下，自是正辦。今為人所逼，以一死報國，無複他望。君所練水陸各軍，必俟稍有把握，而後可以出而應敵，不可以吾故，率爾東下。東南大局，恃君一人，務以持重為意，恐此後無有繼者。吾與君相處，固不同也。”曾國藩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複信說：“吾兩次諭言，不可草率一出。皆極確當。”他不率爾東下，顯然是遵循了座師的教誨。此時，曾國藩雖已上千天怒，但他仍“以持重為意”。對“趕緊赴援”的諭旨置之不顧，隻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再次陳述各種各樣的困難，開脫自己遲緩不援的過失。鹹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江忠源廬州兵敗自盡，曾國藩的親家、侯補知府陳源兗及知縣鄒漢勳等同時死事。雖然曾國藩出兵不一定可以挽救與太平軍為敵的這些人的命運，但是，於鄂皖危急之時，曾國藩不派出一兵一卒，在道義上實在難辭其咎。
羽毛不豐滿者不足以高飛。曾國藩確“能自擔重任，遇非畏葸者相比”；他羽毛不豐，也確難遠援鄂皖。所以他寧擔抗旨之罪，
寧負見危不救之名，竭力積蓄力量，以求一逞。他在衡陽扯起了招軍旗，“又廣徠所謂“智渾沉勇之士，文經武緯之才”，加意訓練。同時，興造戰船，籌集炮位，截留餉銀，提用槽米，行動果敢迅速。但他幾乎是白手起家，楚勇固已赴鄂赴皖，即使羅、王的湘勇也不聽他的節製，使得他不得不另起爐灶，艱苦經營。
從曾國藩的經曆中，我們發現，在同一件事情上，有這麼兩種忍：一種是忍受別的壓力，努力讓事情成功；一種則是寧可貶屈自抑，激流勇退，讓別人去成功。這兩種忍孰高孰下呢？從曾國藩晚年剿撚軍的事實中，可以看出，後一種忍往往會付出更大的代價，或者說，除非萬不得已，後一種是不可取的。
曾國藩是在僧格林沁剿撚身死後，接替剿撚大任的。但當時曾國藩為避嫌疑，已大大削減了他的湘軍，因此，剿撚隻好用李鴻章的淮軍，這就造成指揮不靈。在剿撚過程中，他步步為營的策略本是行之有效的，卻又因為受到小小的挫折而心灰意冷，把剿撚的勝利果實拱手讓給了李鴻章，成為終生遺憾。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結果，除了個人的品性，年齡因素似也不可忽視，因為與曾國藩相反，李鴻章當時還是個四十歲剛出頭的人，年壯氣盛。何況他本是個不甘寂寞，拚命做官的癮君子，早有“壯誌不消三尺劍，奇才欲試萬言詩”，“馬是出群休戀棧，燕辭故壘更圖新”的抱負。他對在江蘇戰場一顯身手，獲得個一等伯爵、江蘇巡撫遠不滿足，還待更展“鴻圖”；他這時官不高，位不顯，還不存在像清廷與曾國藩之間那樣的隱蔽而又尖銳的矛盾，不需要“避權勢，保令名”；加上，滿清朝廷還有意抬舉他，以壓製曾國藩。所以，他可以“拚命做官”而無多顧慮，以致朝廷命他署兩江總督時，他競不顧“沾謙抑之虛名，拘辭讓之末節”，迫不及待地向曾國藩索取印綬。這個時候，他雖然還未走上攻撚戰場，將淮軍派到了曾國藩麾下，卻常常在具體調度上，與老師為難，事事幹涉，越俎代皰。正如後人評論的，“朝廷雖未有北征之命”，而他的“平撚之態，已預及之矣”。他代替曾國藩的主帥地位的企圖，已呼之欲出了。
淮軍與湘軍一樣，勇為將有，將在勇在，將死勇死。故在攻撚戰場上的淮軍將領，名義上隸曾國藩指揮，眼睛卻盯著自己的主帥李鴻章，按李鴻章的旨意辦事，對於官高爵大的曾國藩，“遇有調度，陽奉陰違者頗多”。這也是曾國藩辦事棘手、李鴻章能趁機攫取帥位的客觀因素之一。曾國藩因此感慨係之，對李鴻章說：“淮軍非君家不能督率。”推之曾國藩當時的處境，有這種情緒也是有可能的。
李鴻章替代曾國藩，還有一個因素，是曾國藩在攻撚戰場上屢次挫敗，在朝廷嗬斥、禦史彈劾的情況下，不能再“打掉牙齒和血吞”、堅持到底了，而是神情抑鬱，急求退出戰場，以致前功盡棄。
同治五年三月，他出師才一年，就寫信給李鴻章說：“若六七個月毫無起色，國藩當奏請閣下北征剿撚。”以實現他“恃淮勇以平撚匪而定中原”的初衷。而這正是李鴻章求之不得的。所以他在攻撚戰場上勉強支撐了一年半之後，便把帥權拱手交給了李鴻章。
李鴻章走上攻撚戰場以後，除了對準軍指揮得心應手之外，並無多少新招數，依然是采用曾國藩的以靜製動、設防長圍的策略，然而最後卻得到了成功，其重要原因就是他能暫時不顧朝廷上下的種種責難與非議，堅韌不拔。
智慧點評
忍，作為一種涵養，常常被曲解了。忍，不應該是憋在心裏，窩氣；因為氣不順，憋在胸中，久而不暢，則智昏；智昏，則容易失言失態。最終，忍的修養還是會失去。所以說，忍應該是主動地、積極地去“化解”。處事臨危不懼、當機立斷，采取積極避其銳氣、迂回化解的辦法，遊而擊之；學會避免正麵衝突，減少不必要的消耗和損失，用柔化、分化等辦法最終徹底解決衝突。
No.09君子立於世，非忍不可
名人導語
忍耐雖然痛苦，果實卻最香甜。
——薩迪
本節要點
堅忍成就大人物；堅忍戰勝磨難；堅忍影響李鴻章。
故事案例
1.堅忍成就大人物
曾國藩一生雖不能算是立下萬世之功，但也成為“古今不一二睹之大人物”，這和他終身所奉行的也是為人們所推崇的“堅忍”是密不可分的。
“堅忍”者何？剛強牢固為堅，勇毅強挺為忍。君子持威重，執堅忍，臨大難而不懼，視白刃若無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勳世偉業，非堅忍所不能也。堅忍於戰則無敵，於禮則大治；外無敵，內大治，厚道載物乎？這就是曾國藩的堅忍。
1854年11月27日，曾國藩在給他諸弟的信中說：我自從服官及辦理軍務，近幾年來，心裏常常有鬱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親大人指腹示於兒女們的樣式曰：“這裏邊蓄積多少閑氣，無處發泄。”那些往年的許多事已不全記得了，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屬我所帶領的兵勇仆從，每次進城，必定遭痛罵毒打，這種情景都是四弟、季弟親眼所見。謗怨之聲沸騰，萬口譏笑嘲諷，這也是四弟、季弟親眼所聞。自四月以後兩弟不在這裏，景況更加令人難堪。我隻有忍辱包羞，屈心抑誌。
2.堅忍戰勝磨難
曾國藩的一生靠堅忍成就了他的事業。青少年時代靠堅忍的苦讀博取了功名，取得了進身之階。到中年以後更是靠“堅忍”戰勝了磨難。
曾國藩在江西帶兵的時候，因為他所處的環境，當時雖是督師，實居寄客的地位，籌兵籌餉，一無實權，二無實力，州縣官都不聽他的話，各省督撫又常常為難他，隻有胡林翼是誠心幫他的忙。湘軍將士雖也擁戴他，可是他們的官級，有的比他還低，他好像一個道義上的統帥，當然是經不起敗仗的。這時曾國藩靠的是什麼？靠的是堅忍。他在父親去世，棄軍回籍奔喪，甚至欲急流勇退的情勢下，耐心地聽取了朋友的規勸，並且深深地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軍東征以來，曾國藩有勝有敗，四處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於沒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實權所致。同時，曾國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養方麵有很多弱點，在為人處事方麵固執己見，自命不凡，一味蠻幹。
後來，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談到由於改變了處世方法所帶來的收獲，這些處世方法，無非是“堅”中多了一些“忍”，結合時勢把“堅忍”二者的關係處理得更為妥帖了。為此，他說：“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大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靠這種堅忍曾國藩終於走出了那種陰霾籠罩的心境，度過了那段痛苦的日子。因此曾國藩在他的處世人生中，特別偏愛“堅忍”，他說：司馬遷崇尚黃老，敬仰遊俠，班固以此來譏諷他，確合事實。敬仰遊俠，所以多次稱讚堅忍卓絕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橫、侯贏、田光以及貫高都是此類人物。
對於曾國藩的堅忍，連王闓運寫《湘軍誌》時本想譏諷曾國藩，都終為其感動：1878年2月21日雲：“做《湘軍篇》，頗能傳曾侯苦心；其夜遂夢曾。……”27日雲：“夜觀覽滌公奏疏，其在江西時，實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尋得，於國事無濟，且與他亦無濟。且吾嚐怪其相法當刑死，而競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對君父也。餘竟不能有此愚誠。‘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彷徨。’《出師表》無此沉痛。”
3.堅忍影響李鴻章
“堅忍”是兩個奧妙的字，“堅”可理解為銳於進取，挺而不軟弱；“忍”可理解為持之以恒、能屈能伸、不計屈辱。體現在深受曾國藩影響的李鴻章身上，“堅”字可達到拚命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