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曾說：“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來，無以學業發明者。”在曾國藩的青少年時代，曾家就是這樣一個普通的耕讀之家，生活雖目漸寬裕，卻根本算不上什麼名門望族。因此在曾國藩幼小的心靈裏，便立下了發憤苦讀，求取功名的遠大誌向。為此，他在青少年時代便刻苦讀書，並為了考取功名，百折不撓。
在遠大誌向的激勵下，曾國藩九歲便讀完了《五經》，開始學八股文。轉年，他的弟弟曾國潢出生，祖父即景命題《兄弟怡怡》，叫他做一篇八股文。十歲的曾國藩居然寫了出來。祖父高興地讚賞說：“文中有性格，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這個時期，曾國藩除溫讀四書、五經外，還讀《史記》、《文選》等其它書籍。在父親曾麟書嚴格的監督和訓導下，曾國藩的學問、詩文都大有長進，在當地小有名氣。
十四歲那年，曾國藩父親的好友歐陽凝祉（號滄溟）是一位頗負才命的廩生，特到湘鄉來看望曾麟書，見了曾國藩的八股文稿和詩作，大加讚賞。歐陽先生乃衡州府八股文章的能手之一，生性孤傲，輕易不肯嘉許人。而今少年曾國藩，能贏得他的稱許，的確頗不容易。為了試一試曾國藩的真才實學，歐陽凝祉又出了一道“共登青雲梯”的詩題，曾國藩即席賦詩一首，歐陽一見大為驚喜，認為這孩子將來必成大器，前程無量。當下便有意與曾麟書結為兒女親家，將女兒許配曾國藩。後來人稱歐陽夫人即是曾國藩的結發妻子。
2.青年苦讀為功名
1833年，曾國藩年二十三歲，第一次參加科試，竟然考中了秀才。而他的父親苦苦拚搏了二十多年，才於前一年考取了這份功名。全家對於曾國藩的功業早成，自是歡欣鼓舞。12月，曾國藩與歐陽氏完婚，這一年曾家可謂雙喜臨門。
但是這距曾國藩的遠大誌向還相差甚遠，新婚的甜蜜是不足以使他貪享安逸的；小小的秀才是不足以使他沾沾自喜的。因而他不惜背井離鄉，繼續求學深造，求取更大的功名。
1834年，曾國藩入湖南最高學府嶽麓書院讀書，是年鄉試得中第三十六名舉人。這年冬天，曾國藩第一次離開家鄉，獨自北上，參加次年春天的會試，卻沒有考中。
適逢這年皇太後六十大壽，照例增加會試恩科一次。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參加明年的恩科。京師有座“長沙會館”，長沙府的應試舉子都住在裏麵，花費極少，甚是便利。
在北京居住的這一年，使這個生長在消息閉塞、文化落後的“寒門”士子眼界大開。在這期間，曾國藩除繼續認真準備應試外，忽對韓愈的古文發生了很大興趣。因為古文可以任意發揮見解，遠比八股文有生氣，有意義。
1836年，恩科再次報罷。兩次會試落第，曾國藩自知功力欠深，悵然賦歸。回家後，低微鄙陋的曾國藩，由於有遠大誌向的驅使，使他養成了刻苦讀書的習慣，形成了孜孜以求的品格，也使曾國藩養成了對曆史和古文的愛好，也為他更好的探討學術問題，總結曆史經驗教訓，打下了基礎。
1838年，曾國藩又到北京會試，行前家中寒苦，已經拿不出什麼錢，隻好向戚族借貸二十二串錢，一路省吃儉用，到京也隻剩下3串。幸而這一次得中三甲第四十二名進士。
曾國藩在取中進士以後參加朝考，成績非常好，列一等第三名。試卷迸呈道光禦覽之後，道光皇帝又特別將他撥置為一等第二名。於是，他便被選入翰林院深造，當了庶吉士。
這樣曾國藩靠著自身的勤奮努力刻苦攻讀，便取得了進身之資格，進入上流社會。
3.誌存高遠，辛勤實踐
關於曾國藩為同進士入翰林有這樣一段記載：
曾國藩考中進士時，殿試名列為三甲等級。一般而言，“三甲”這一等級大多入不了翰林，曾國藩大為失望，當天就要回家。當時勞崇光做官至編修，在公卿間已經頗有名望，就前去安慰和挽留他，並且說將要為他幫忙。
回去後，就邀請了幾個善於書寫的人，把家作為客館，又借了親友的仆人和馬匹各十，配好了鞍轡來等待。曾國藩到後，馬上寫詩文分別送給顯貴之人。事後，曾國藩果然被列為高等，進入了翰林。
這一記載雖顯曾國藩有幸運之嫌，他若沒有平時的磨練功夫，還是不會有這一結果的。然曾國藩在涉世之初，就可見其處世之大端，那就是深受家風、時代之熏染，把握準步入人生階梯的起點，誌存高遠，為這一誌向刻苦自勵，辛勤實踐，百折不回。隻有這樣的立世觀，才能在人世浩茫的迷宮前取得一張成功的人生入場券。
曾國藩跟從父親曾麟書念書，曾麟書自知天分有限，沒有什麼秘訣可以傳授給兒子，但他自有一套方法，那便是不厭其煩地礪其誌，用心指導，每天從早到晚，不停地督促兒子。不論睡在床上，或走在路上，曾麟書都要考一考兒子的功課，一定要曾國藩把書背得滾瓜爛熟，他才滿意。他常自我解嘲地說：“因為我自己很笨！所以教起你們這些笨子弟來，一點也不感到厭煩。”直到他中了翰林以後，以至後來為官為相仍就刻苦讀書。
科舉時代的翰林，號稱“清要詞臣”，前途最是遠大。內則大學士、尚書、侍郎，外則總督、巡撫，絕大多數都出身翰林院。很多人到了翰林這個地位，已不必在書本上用太多的功夫，隻消鑽研門路，頂多做做詩賦日課，便可坐等散館授官了。曾國藩來自農村，秉性淳樸，毫無鑽營取巧的習氣；在京十餘年來勤讀史書，倒培養出一股“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誌氣來。為此，他將名字子城改為“國藩”，即暗寓“為國藩籬”之意。
誌己立定，便要付諸實踐。因此曾國藩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後，仍在不懈地努力讀書。為此，他曾自立課程十二條，悉力以赴。同時，他還為自己編定了一個自修的課程：凡是讀書的心得、人情的曆練、自身的修養、詩文的創作，莫不分別記錄下來。這些記錄共分五類，命名為：茶餘偶談、過隙影、饋貧糧、詩文鈔、詩文章。
而且，從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開始寫日記。後來雖然略曾間斷，但時間不多；從鹹豐八年（1858）六月起，就不曾中斷過一天。即使行軍、生病的時候，也照記不誤；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為止。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曾國藩的毅力。
智慧點評
任何時代，要想發達，進入上流社會，都需要具備一些基本條件。傳統社會，讀書進仕是人們夢寐以求的。在商品社會，沒有資本就談不到有上流品味。同樣，在信息時代，沒有知識和技術就難以有所作為。
No.04 脫於俗流取遠誌
名人導語
如果你的理想高於你的才幹，你的明天就會勝過今天。
——黑格爾
本節要點
高雅之誌脫於流俗；對後人毛澤東的影響；有誌向方可遠行百裏。
故事案例
自信與豪邁是成功的助推劑。在曾國藩的一生中，很多時候表現了他的自信與豪邁。
曾國藩二十一歲在湘鄉漣濱書院讀書時改號“滌生”，意即滌除舊習，煥然一新。他自青少年時代就“銳意功名，意氣自豪”。立誌要為光宗耀祖、報效朝廷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這種誌向不能不在其詩作中有所體現，譬如他在詩中寫道：“浩浩翻江海，爭奔且未闌。古來名利客，誰不到長安”。他躊躇滿誌，信心十足：“莫言書生終齷齪，萬一雉卵變蛟龍。”他二十三歲考取秀才，二十四歲考取湖南鄉試舉人，然後遠離家鄉赴京師會試。但兩次會試都落第了，他並不氣餒，反而更加堅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
去年此際賦長征，豪氣思屠大海鯨。湖上三更邀月飲，天邊萬嶺挾舟行。競將雲夢吞如芥，未信君山鏟不平。偏是東皇來去易，又吹草綠滿蓬瀛。
1. 高雅之誌脫於流俗
曾國藩在談及自己能夠有一點作為的原因時也說：
真正的君子聖人的作法，在於忠誠，並且以忠誠倡導天下。世道之所以變亂，因為從上到下充滿了各種壞的欲望，奸人和偽君子互相欺詐、互相爭鬥，為了得到自己的安適享樂，而給別人帶來危害，他們害怕災難，四處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縷絲一粒米的力氣來為拯救天下做點事情。於是那些忠誠的人站出來改變這些壞的現象，克製自己的欲望去關心他人，提倡忠誠反對邪惡。挺身承擔各種困難，並不要求別人一起來擔當這個困難，慷慨地捐獻財物和獻出生命，就像遠遊的人回到鄉裏一樣無所顧忌，無所保留。於是人人都仿效他們的行為，都把苟活看作是羞恥的事情，躲避是可恥的行為。我們的君子們之所以能夠鼓舞眾人，曆經九年而平定大亂，除了他們的忠誠又是什麼呢？
這裏的“忠誠”也就是一種脫於流俗的高雅之誌。曾國藩有建樹的原因是他宏毅的個性。他說：“道光、鹹豐的時期，國內一直和平穩定，許多臣子幕僚都認為平安無事，因而拘謹於文書法令，在那兒老老實實按部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賊寇舉事造反，結果沒人能製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臨頭隻會趴倒在地，互相對望而毫無辦法。曾國藩當時隻是以卿的名義奉旨治喪在家，接到命令馬上組織鄉兵出山。打破舊的規章的束縛，自己創立軍隊編製，和叛軍孤身奮戰。當時，反賊像決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勢頭凶猛，人們都束手無策，隻有曾國藩奮起抵抗，四處戰鬥。結果孤立無援，進退兩難。但即使如此，曾國藩仍然堅守節操，絲毫不受困難的影響，信心沒有一點受挫，默默忍受著艱苦，從容指揮，不論文武將相名賢，凡是有才能的都舉薦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後收複失地、平定叛亂，社會得以安定，事業由此中興。從前曾子談到士子的任重道遠，必然講他的品性上的宏毅，像曾國藩這樣扶持亂世，成就的確重而且遠。
2.對後人毛澤東的影響
曾國藩說自己事業有成，是因為拙樸誠實。這種說法當然是有目的地去說，但從另一方麵來看，他事業上取得的功績又未嚐不與其立誌不流於俗人及其個性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曾國藩的立誌、為學、辦事，也對青年毛澤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13年，毛澤東進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隨即並入第一師範）後，對他影響較大的國文教員袁仲謙和奉為楷模的修身課教員楊昌濟，都是佩服曾國藩的。楊昌濟在《達化齋日記》（1915年4月5日）中，提到毛澤東這個得意門生，以為他出身農家，“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餘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基於這些影響，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很下過一番工夫讀曾國藩的著作。後人輯曾所著之詩、文、奏章、批牘、書信、日記等，編為《曾文正公全集》，其中的《家書》、《日記》有各種版本流行於民間。對這兩本書，毛澤東是讀過的。
《曾文正公家書》凡一千多封，內容極為廣泛，大到經邦緯國，進德為宦，朝政軍務，治學修身，小到家庭生計，人際瑣事，養生之道，事無巨細，無不涉及。曾國藩雖然將封建的綱常名教視為“地維所賴以立，天柱所賴以尊”的至高本體地位，以儒教衛道者自居，但他確善於將性理之學與經世致用結合貫通。其倫理思想有自己的鮮明特色，講究人生理想，精神境界，以及道德修養與自我完善的一些具體做法，如反省內求，日新又新，磨礪意誌，勤儉刻苦，力戒虛驕，以恒為本，等等。
毛澤東對曾國藩家書及日記中的一些見解觀點，可以在《講堂錄》中看到。《講堂錄》是毛澤東長沙求學期間的筆記。這是馬日事變後，他的塾師毛宇居從即將焚毀的毛澤東留在韶山家中的一大堆文獻資料中搶救出來的。係1913年10月至12月毛澤東在四師讀書的筆記，主要是聽楊昌濟的修身課和袁仲謙的國文課。楊昌濟的“修身”課十分注意從道德倫理和為人做事等方麵入手培養學生的人生觀和世界觀，而在教學內容上又常常講自己的《論語類鈔》、《達化齋日記》等著述。這在毛澤東的《講堂錄》中得到直接的反映。
王夫之（船山）是曾國藩景仰的經世致用的思想家。曾國藩刊刻《船山遺書》，彰明王夫之的思想，對當時及後世均有很大影響。《論語類鈔》在解釋孔子“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時說：“王船山謂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也，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論語》中如此節語言，可以見聖人之精神也。”這在《講堂錄》則有進一層的意思：“王船山：有豪傑而不聖賢者，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聖賢，德業俱全者；豪傑，歉於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拿破侖），豪傑也，而非聖賢。”並且還記有“孟子所謂豪傑，近於聖賢”。這些進一層的意思既可能是楊昌濟課堂上講的，也可能是毛澤東聽課的發揮，但不管屬於哪種情況，對於青年毛澤東都是重要的，這是他當時所謂希賢世界觀的一個根據。
楊昌濟在解釋曾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句話時說到自己：“吾無過人者，惟於堅忍二字頗為著力。常欲以久製勝，他人以數年為之者，吾以數十年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這段話的主旨與《曾國藩日記》中的數則均有淵源關係。與師表是學生的楷模，《講堂錄》記著：“以久製勝。即恒之謂也，到底不懈之謂也，亦即積之謂也。”應當說，這對毛澤東的成長及其以後所表現出來的鋼鐵般的“持久”不懈的意誌，不能不發生影響。
3.有誌向方可遠行百裏
正是本著這種苟能立誌則聖賢豪傑皆可為之的認識，曾國藩認為，凡做事，都要有誌向。人生當有人生之誌，為學當有為學之誌，修身當有修身之誌。關於人生之誌，曾國藩有從“雉卵變蛟龍”到“國之藩籬”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鏟不平”的豪邁。因而使曾國藩得以成為了所謂的“中興名臣”。
關於為學之誌，曾國藩說：士人讀書，第一要有誌，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有誌，則斷不甘下流。因此曾國藩的學問功底造就了他能夠“不甘下流”的成功人生。
關於修身之誌，曾國藩一生著力效法標準人物。鹹豐九年（1859），正是曾國藩和太平軍生死決鬥之時，他卻從容摹擬，將中國幾千年來的思想家、哲學家、著作家、文學家重新估計，共得三十二人（實際上是三十三人），作成《聖哲畫像記》一文，並命兒子曾紀澤，圖其形像，懸諸壁問，作為終身效法的標準人物。使自己的人格更臻於完善。對此，曾國藩自己深有體會，他說：
欲求變化之法，總須先立堅牟之誌。即以餘生乎言之，三十前最好吃煙，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誌戒煙，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恒，近五年深以為戒，現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
這正符合中國古代寓言所講的人生哲理，那則寓言說一隻貓頭鷹因當地人厭惡它的叫聲而欲遷往別處。其時有人問它，說“子能更鳴乎？”意思是說你能改變自己的叫聲嗎？否則，你搬到新的地方不也同樣會到來人們的反對嗎！立誌也是如此，正如曾國藩所說，若無破釜沉舟之誌，何必遠行百裏外哉？
智慧點評
曾圖藩認為人生有了一個高遠的誌向，你的一些行動，諸如或進或退，或去或從，或取或舍，都不失為高明之舉，徒勞之舉。為此他說：愧奮苴前，有破釜沉舟之誌，則遠遊不負。若徒悠忽因循，則近處盡可度日，何必遠行百裏外哉？
No.05 不為聖賢，便為禽獸
名人導語
人生就是一支輝煌的火把，我們要將它燃燒的極其明亮，然後把它交給後來的人。
——蕭伯納
本節要點
做有德之人；立誌貴在踐履；君子立誌當高遠；不問收獲，但問耕耘。
故事案例
培養礪誌精神，注重道德修養，是一個成功者的基本素質。《禮記·大學》說：“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
1.做有德之人
曾國藩認為人都有向善的能力，能不能真正成為一個“有德”的人，關鍵就在於能否提高道德修養；而“修身”乃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因此曾國藩把“德量涵養，躬行踐履”視為一種重要的品質。如果說，在曾國藩看來人們的一切德行都是同他自身的道德修養分不開的，那麼我們也可以說，曾國藩的成功與注重“德量涵養，躬行踐履”的品質緊密相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