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爸爸此生，讀的書沒我多，走的路沒我遠，對中外文明的思考沒我深。我原先以為，像我這樣獨行特立的人，對父母的實際依賴不大，因此家庭對我而言，更多地體現為一種情感審美價值和精神歸憩意義。
爸爸去世才兩天，我的這個想法變了，發現一切並不是那樣超逸。
回想他的全部經曆，從他回鄉結婚、移家上海到寫下那些借條，我看清了，他一直在向大地、向上天索借著全家——特別是兒子們，更特別是我的生命支點。
他的心願很大，行為卻很具體。他不善言詞，不會表達，因此連他的行為也被大家漠視了，包括被我們這些兒子漠視。
這是萬千家庭中都會發生的代溝委屈。也許代溝的兩邊互有委屈，但委屈最重的一方，總是父輩。
直到爸爸去世才知道，天下兒女真正理解父輩委屈的深度，總是在父輩離開之後。
因此，這也總是兒女們追悔莫及的痛點。
我的痛點是，少了一次與爸爸的長談。
長談的內容，是關於爸爸一九五七年把全家搬到上海來借住的舉動，究竟有多大意義。
這是他平生最大的舉動，他希望獲得合理的評價。
在災難的歲月中，他曾對自己的這個舉動產生過幾次懷疑。開始是當他被關押後全家立即饑寒交迫的事實，使他想到如果僅他一人在上海，就不會這樣。後來發現所有的子女都要到陌生的地方上山下鄉，使他更加後悔當初把全家搬來的計劃。祖母高齡返鄉以求重新召喚子孫回家的悲愴壯舉，更使他抱愧自責。
但是，自從災難過去，他的自信已稍稍回來。
他大體知道我在上海的磨難，卻也看到我在上海的成長。他一直想問我一個最簡單的問題：當初上海來對了嗎？
他又覺得這個問題過於著眼過去，過於著眼功過，可能不合時宜。
然而他一直在暗暗等待著，等待著一次長談。
這些年，爸爸很少接觸媒體，卻從看病的醫院裏知道了我的一點點社會知名度。他並不為這種知名度感到高興，但由此推斷出上海這座城市對我的重要性，心裏略感踏實。
我給過他一本《文化苦旅》，他因眼睛不好，讀讀放放，並不怎麼在意。平日就塞在手提包裏，有時去公園閑坐時拿出來翻翻。有一次他去醫院檢查身體，完事後穿衣理包，準備離開，看到幾案上有這本書，就自言自語說：“真是糊塗了，剛才怎麼把這本書掏出來了。”正要伸手去拿，醫生笑著說：“老先生，你搞錯了吧，這是我的書。”
爸爸一時沒回過神來，說：“沒搞錯，這是我兒子寫的書嘛，你看這署名……”
這事的結果，當然是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而且這位醫生請他帶著那本書回來要我簽名。以後他每次去看病，都有醫生、護士事先準備好一疊疊我的書要我簽名。這實在有點把他鬧暈了。
他想，在那些書上，我簽名時還寫著請那些醫生、護士“雅正”，那就應該由我贈送才對，否則很失禮。於是，他到書店去了。
“有一本叫《文化苦旅》的書有沒有？”他問。邊問，邊遞上一張他事先寫好的紙條，上麵就寫著這個書名。他覺得這個書名用上海話一念別人一定聽不明白。
書店職員沒看紙條，隨口答道：“賣完了。但餘秋雨新出的書還有，要哪一本？”
爸爸怯生生地問：“新出的？書名叫什麼？”
書店職員從書架上各拿一本放在他麵前，他也不看內容，隻要看清楚署名確實是我，就把那一堆都買回來了。我下次回家探望，他很不好意思似地推在我麵前，要我簽名，然後送給醫生、護士。
可以想象，真正不好意思的是我。我問清了這些書的來曆，便說：“爸爸，要送書，問我要，何勞您自己去買？”頓了頓，我又尷尬地解釋道：“這些書，怕您和媽媽看著累，我沒拿過來，也沒告訴你們。”
我心裏在自責：真不像話。
但從此，爸爸關照幾個弟弟，報刊上有關我的消息，拿一點給他看看。
那天回家，爸爸拿出一本雜誌，不知是哪個弟弟送去的，上麵有我的一篇答記者問。爸爸指了指他做了記號的一段，問我：“這話，記者記錯了吧？”
我從來不在意報刊上有關我的文字，拿過來一看，是這樣一段對話——
問：請問餘教授，對你寫作影響最大的，是什麼書？
答：小學語文課本。它讓我認識了畢生閱讀和寫作中的絕大多數漢字。
問：再請問，對你思維影響最大的，是什麼書？
答：小學數學課本。它讓我知道了一係列最基本的邏輯常識，至今我們還常常為這些邏輯常識而奮鬥。
我記得說過這樣的話，記者沒有記錯。
“都是小學？”爸爸問。
我當時沒感到爸爸這個問題裏包含著什麼，隻隨意地答了一句：“那是一種極而言之的說法，比較好玩。”
過後不久，我小學的同班同學沈如玉先生來上海，爸爸、媽媽都認識他。他現在擔任家鄉的教委主任，專程趕來，問我能不能在母校留下更多的印記，例如，把我的名字嵌入校名。
我立即推拒，認為在母校，任何人都隻是編排在原來學號裏的那個普通學生。
如玉說：“你想岔了。家鄉那麼偏僻的小地方，能讓你在名聲上增添什麼？鄉親們隻是想借著你的例子，鼓勵鄉間孩子讀書罷了。”
這就很難推托了。我想了想，對如玉說：“這樣吧，找一塊磚石，嵌在不起眼的內牆一角，上麵可以刻一排與我有關的小字。”
“你擬一句吧！”如玉說。
我擬定的句子是：
在這道矮牆裏邊，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他的全部早期教育。
如玉把它記在紙上了。
爸爸在邊上不解地問：“全部？”
我說：“是的，全部。”
但這時，我看到了爸爸沮喪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隻是讓我在鄉下借住了九年，後來我已經在上海生活了幾十年，即便也算是“借住”吧，為什麼總是對上海那麼吝嗇？
在這一點上我絲毫沒有要與爸爸憋氣，隻是因為這個問題關及一個人文化心理結構中的某種基元性沉澱，我一時無法向他說明白。
上海在我的中學時代有教育之恩，因此，不管後來我在這座城市受多少罪，挨多少整，也總是默默忍受，隻顧以更多的勞作來為它增添一點文化重量，作為報答。十多年前在全國各地考察時深知上海名聲太差，還寫了一篇《上海人》力排眾議，肯定上海文明是中國近代以來最有容量，也最有潛力的地域文明，並為精明而畏怯的上海市民鼓勁打氣。但後來幾經折騰我已明白，在文化人格上自己與這座城市有很大隔閡。我怎麼也成不了那種假兮兮、濕膩膩的所謂“海派文人”。因此這些年來除了探望爸爸、媽媽，已基本不去。
現在，連爸爸也離開了，隻剩下不斷用家鄉方言歎息著“寂寞”的媽媽，留在那些街道間。
直到爸爸臨終，我都沒有與他進行這次長談，沒有討論他當初把我帶到上海來這件事，包含著多少生命的悖論。
這種悖論並不艱深，叔叔在年輕時已經領悟。
其實爸爸也有所領悟，最新的證據我們已經看到，他不想讓這座城市裏的任何一個“朋友”來參加自己的追悼會，他沒有留下一份與這座城市的街道、裏弄相關的通訊錄。
二
那麼，就開一個家庭式的追悼會吧。
家裏人、親眷、家鄉人，再加上我們這幾個兒子的朋友。
追悼會的主要內容，是在一架大屏幕上映出爸爸從少年到老年的代表性照片，特別要仔細地映出他藏在抽屜裏的那一大疊紙頁：大批判簡報、申訴書和一張張借條。
這些圖像的講述人，是我妻子馬蘭。她是大兒媳婦，卻對屏幕上的災難記錄基本陌生。由她講述，有一種由外而內的悲痛。那天她黑衣緩步，慢慢敘述，堅持到最後沒有哽咽。
我致悼詞，主要是解釋那些借條。我聽到，現場響起了一片哭聲。
追悼會以後，我一直在想，關於該不該來上海的問題太艱深，沒有必要在父子間討論。父子間需要的是另一些談話，例如，真後悔沒有多問爸爸一些有關當年隔離室裏的事情，這可能會讓我更好地理解那些借條。可惜幾天之差，就成了永遠的猜測。
由此，我想到了另一對老人。
老人的價值在此刻突然顯得萬分重要，因為他們直接關係著後代生命的一個個支點。
不知道這些支點也能活著，但知道了這些支點卻能自覺地活著，感恩地活著，恭敬地活著。
應該明白，老人有很多話要講，隻是我們常常沒有讓他們講。
可能，這是人世間最大的損失之一。
我對妻子說：“應該動員你的爸爸寫回憶錄。不是用來出版，而是為後代留下生命傳承的記憶。對老人本身，也是晚年的一種精神總結，很有意義。”
妻子點頭。她經曆了我爸爸的事，對此深有理解。
我們沒動員多久，嶽父就同意了。不僅同意，居然當天便動筆。
可見，子女們都想到得太遲了。
幾天後的一個中午，嶽母叫嶽父吃飯，嶽父坐在餐桌邊還淚流不止。嶽母一怔，隨即問：“寫到哪兒啦？”嶽父沒有回答，拍拍嶽母的肩，說：“老伴，你真不容易！”
這頓飯，兩位老人紅著眼睛說幾句，吃幾口；吃幾口，說幾句。我們的侄女馬格麗聽起來十分艱難，卻也覺得自己應該知道，當即要求，把爺爺寫下來的文稿輸入電腦。
以後幾天，輪到馬格麗紅著眼睛上餐桌了。
三
有一天吃完飯，我和妻子與兩位老人閑聊。我把氣氛調理得很輕鬆，然後請嶽父談談回憶錄的寫作，尤其想聽聽與妻子有關的內容。
以前，我隻知道他們在縣城挨批鬥時把五歲的馬蘭和兩個哥哥送到舉目無親的葉家灣躲藏的事。
嶽父說：“她出生前的一件事，我回想起來還非常感動。”
馬蘭出生前，兩個哥哥已經餓得皮包骨頭，特別是小哥哥，幾乎快不行了。做父親的和其他很多右派分子一起在水庫工地上服苦役，毫無辦法。一個幹部走過來，要嶽父把這個孩子送給他。嶽父搖頭，幹部說：“你這麼個右派分子，怎麼養得活兩個孩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