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祭告已經拆毀的宗廟，匡衡說：“此前大臣們認為，古時候帝王繼承祖宗傳下來的法典，取象於天地，按照五行排序，人們的親屬關係，按照五服排序，天子奉承天命，取法天地，遵循製度。按照禘祭、嚐（祫）祭的要求，不超過五次。接受天命的皇帝，向天禱告，永保萬世。地上的宗廟，以五座祭廟為準，最上麵的祭廟為太祖廟，每隔一年，有一次袷祭，這樣的祭祀符合天意，應該永享福祿。太上皇沒有接受天命，而且直係親屬已經沒有在世的，應予拆除。又以孝莫大於嚴父，父親尊奉的，兒子不敢反對，父親反對的，兒子不敢去做。禮製規定，公子不得為母親祭祀過多，作為後人，祭祀到兒子這一輩，到了孫子這一輩就應該停止，這是為了尊敬祖先、父親。祭祀時，每日供四次祭品，不定時祭祀的陵園，可以不再修複。皇帝思念祖先，悲傷哀悼，沒有完全執行。高皇帝功德茂盛，受命於皇天，敬善樂古，順應天意，子孫後代，享受賜福。臣認為將宗廟裏的神主遷往祖廟合祭，是為長久做出安排，高皇帝的旨意，後世誰敢不聽？這樣就選擇了吉日，將太上皇的神主，孝惠帝的神主，孝文太後的神主、孝昭太後的神主遷入到太祖廟中，以昭顯祖宗仁德，理順天人次序，製定後世祭祀的大禮。而今皇帝沒有得到福佑，患上重病。皇帝打算重新恢複已經拆毀的宗廟和祭祀，臣匡衡等人認為，這樣做不符合禮製。如果違背了高皇帝、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孝宣帝、太上皇、孝文太後、孝昭太後的心意，罪過在臣匡衡等人身上，臣等甘願受到懲罰。現在皇帝的身體還未痊愈，又詔令朝中大臣，討論恢複被毀的宗廟。臣匡衡與朝中大臣們均認為，天子要繼續進行祭祀，禮製上要有所依據，製度上也應該有所傳承，違犯傳統，背棄禮製，無法奉祀祖先，皇天也不會護佑，鬼神也不會享受祭品。《六經》中所記載的祭祀禮儀，都認為這樣做不妥，無可奈何下，寫下了這篇祝文。如果文中有不妥當的地方，罪在臣匡衡，讓臣遭受禍殃。皇帝應該獲得福祉、護佑，早日恢複元氣，早日康複，永保宗廟，與天同壽，諸位神靈，祝禱安息。”在各個宗廟，都讀了這篇禱文。
過了很長時間，元帝的病，已經延續了好幾年，仍然不見好轉，於是長安城中拆毀的祭廟，又重新恢複，像原來一樣按時祭祀。在當時，元帝製定拆毀祭廟的迭毀禮，隻保留了孝文廟為太宗廟，孝武帝的嫡係子孫還有在世的，因此世宗廟沒有被拆毀。元帝再次申明，說：“孝宣帝尊孝武廟為世宗廟，損益之禮，不敢改變。其它的，像原來一樣恢複。”隻是將郡國中的祭廟拆除了。
元帝駕崩以後，匡衡上奏，說：“此前因為皇帝生病，恢複了長安城中已經拆毀的宗廟，但最終皇帝也沒有獲得福佑。據查，衛思後、戾太子、戾後園，親屬還有在世的。孝惠帝、孝景帝的嫡係子孫已經沒有在世的，應予以拆毀。太上皇、孝文帝、孝昭太後、昭靈後、昭哀後、武哀王的祭祀，奏請停止，不要再安排祭祀。”奏議得到成帝批準。當初，高後擔心臣下妄自非議先帝的陵寢宗廟規製，專門製定法令，敢於擅自議論的殺頭示眾。到了元帝改變製度，廢除了此條法令。在成帝朝，因為沒有後嗣，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又恢複了太上皇的陵寢廟園，按時祭祀。昭靈後、武哀王、昭哀後的神主，都放置在太上皇的寢廟裏麵，恢複了擅自議論宗廟的法令。
成帝駕崩後，哀帝繼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說：“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朝廷頒布製書，高皇帝作為漢的太祖，孝文皇帝作為太宗。元帝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頒布製書，孝武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增減。臣等愚以為，迭毀製度，應該繼續執行，停止執行擅自議論宗廟的法令。臣奏請與朝中大臣們一起討論此事。”奏議得到批準。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鹹等五十三人，均提出建議，祖宗以下，超出五廟的，應該迭毀，後世即使再有賢君，也不能與祖宗並列。子孫即使想予以褒揚，而立了祭廟，鬼神也不會享受祭品。孝武帝雖然功勳卓著，嫡係子孫一旦離世，也應該拆毀祭廟。
太仆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提出諫言：“臣聽說，在周王室衰微時，四夷交相侵略中國，獫狁為最強大的夷狄，而今的匈奴就是當年的獫狁。到了周宣王時期，開始征伐獫狁，詩人為此做詩讚頌：‘征伐獫狁，抵達太原。’又說：‘戰車滾滾，雷霆震震，將軍方叔，征伐獫狁，荊蠻來降。’因此周宣王成為中興之主。到了周幽王，犬戎入侵，殺害了周幽王，搶走宗廟中的祭器。從此以後，南夷和北夷交相侵略中國，中國不斷地受到蠻夷的欺淩。《春秋》中記載，齊桓公南伐荊蠻，北伐山戎，孔子說：‘若不是管仲，我們這些人就要披發，穿上左衽的衣裳。’因此而原諒了齊桓公的過錯，肯定齊桓公做出的貢獻，把齊桓公作為五霸的首霸。漢朝建國以後，冒頓單於強大，打敗東胡，擒獲月氏王，兼並他們的土地，兵強地廣，成為中國的心腹大患。南越國的尉佗總領百粵，自稱為帝王。中國國內雖然當時安定，可是外患卻一直壓迫著中國，沒有一年的安寧。一方有難，八方告急，天下均要受到驚擾，深受其害。孝文帝以厚禮饋贈，與匈奴結成和親，可是匈奴仍然經常來犯。更有甚者，匈奴軍臣單於出動鐵騎十幾萬，逼近京師及北部要塞，朝廷每年不得不征調軍隊備戰，匈奴為患已久，也不是一朝一夕才形成這樣的危害。諸侯王、郡太守勾結匈奴和百粵謀逆的，也不止一人。匈奴在邊郡殺害的郡太守、都尉，劫掠的人民，難以計數。孝武帝痛感，中國被匈奴襲擾的疲憊不堪，得不到一刻的安寧，於是派遣大將軍、驃騎將軍、伏波將軍、樓船將軍，率領漢軍，南滅百粵，在當地新設置七個郡；北掃匈奴，逼迫昆邪王十萬之眾歸降，在北部邊郡新設置五個屬國，建立朔方郡，占領匈奴放牧的富饒之地；向東征討朝鮮，設置玄菟郡、樂浪郡，以此來斬斷匈奴的左臂；向西域征伐大宛國，兼並三十六國，與烏孫國結成聯盟，設置敦煌郡、酒泉郡、張掖郡，隔絕婼羌與匈奴的聯絡，以此來斬斷匈奴的右臂。終於使得伊稚斜單於陷入孤立，遠遁沙漠以北。邊郡從此無事，武帝開拓疆土，先後新設置十幾個郡。功業奠定以後，才封了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安定天下，讓百姓富裕，武帝的雄才大略，昭顯後世。武帝又招集了天下賢才、俊士，與朝廷同心協力，修訂製度，改變正朔，改換服色，建立天地祠廟，修訂封禪製度，改易官員名稱，封賞周代後裔，確立諸侯國中的製度，使得諸侯王不敢有叛逆之心，後世帝王至今，仍然在享受著武帝奠定的基業。呼韓邪單於稱臣，為漢朝守護著邊境，百蠻臣服歸順，奠定了萬世宏業，宣帝中興建立的豐功偉績，也難以超越。高皇帝建立漢朝，應該為太祖；孝文帝聖德純厚，應該為太宗，孝武帝功勳卓著，應該為世宗，這是宣帝親自昭示的德音。《禮記·王製》和《春秋穀梁傳》中記載，天子有七廟，諸侯有五廟，大夫有三廟，士人有二廟。天子駕崩七日後殯殮，七個月後安葬；諸侯去世五日後殯殮，五個月後安葬，以此來昭示喪事中的尊卑次序，與祭廟的數字相呼應。文獻中有這樣的記載：‘天子有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祭廟，共有七座祭廟；諸侯有二昭二穆，加上太祖的祭廟，共有五座祭廟。’在世君王仁德純厚者，其聲名流傳於後世，仁德薄者，其汙名為後世人所議論。《春秋左傳》中講：‘地位名稱不同，禮製規定應該有所區別。’從上往下，每級減少兩位數字，這是禮製的規定。七的數字，是禮製的正數，作為普遍認同的常數。宗不在這個數字中。宗的意思，就是變數，後世有功德的，以宗來表示，不能預設數字。在殷代，太甲為太宗，大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周公在《尚書·毋逸》中告誡，以殷代的三位宗，勸誡成王。舉出這個例子，是要用來證明，宗是沒有具體數字的，可以用來勸諫帝王，隻要建立了功德，就可以被後世立為宗。就是有七廟這個數字，孝武帝的祭廟，也不應該拆毀，以世宗稱謂武帝，是表明武帝在世時的功勳卓著。《禮記》中，在祭祀典章這一章中說：‘聖王製定祭祀製度，為民眾建立功勳的，就應該受到祭祀，以勞苦服務國家的，就應該受到祭祀，能夠從危亡中挽救國家的，就應該受到祭祀。’以此來評價孝武帝，即有勞苦之功，也有建立功德之功。對於異姓，有這些功勞，還要祭祀，更何況是皇帝的先祖？有人說，找不到天子有五座祭廟的文獻，以殷代的中宗、高宗為例子，以宗來肯定他們的功績，但是祭廟要拆毀時，還是要拆。一邊肯定功績，一邊卻要拆毀祭廟，這種做法其實於名實不符，不符合頌揚功績，尊崇道義的意願。《詩經》中也講：‘甘棠茂盛，勿翦勿伐，召伯歇息。’這是思念先賢，連先賢休息時曾經駐留過的大樹也要保留，更何況，尊崇一個人的功績，卻要拆毀他的祭廟？迭毀之禮是存在，但也有一定的規製，生前沒有建立過功德的先帝，以親疏關係，確定是否保留祭廟。至於祖、宗的排序，多少為準，上古傳下來的典籍中，並無明文記載，至於如何排定尊位，不能以難以考訂的文獻來妄加評議。孝宣帝已經通過朝中的公卿們評議，參考了很多儒生們的建議，以世宗為武帝設立祭廟，永遠保留，傳之於後世，昭告天下。臣愚以為孝武帝生前有這樣的功績，孝宣帝又給予過肯定，不應該拆毀祭廟。”成帝看了他們的奏議，表示認同。製詔書說：“太仆王舜、中壘校尉劉歆的奏議可以采納。”
劉歆又認為：“禮製中規定，對待祭祀要有所區別，《春秋外傳》中講：‘每日祭，每月祀，四季享，每歲貢，一直到君王去世。’祖父為日祭，曾高祖為月祀，遠祖則為四季享，在祭壇設祭的地方，每年擺放一次貢品，君王去世時還要舉行大禘祭。君王在世時，功德宏大，祭祀的場麵也宏大，親屬關係要分出遠近，祭祀的程度隨著關係疏遠遞減；較遠的親屬，僅表示尊敬，禘祭是隆重的大祭。後世的君王在先祖的神位前排列，確定昭穆次序，孫子輩與祖父輩相互排出昭穆，在遷進祖廟時，再按照次序排列。聖人對於祖先，從感情出發，把禮儀考慮得很周到，因此不拆毀祭廟。自從貢禹提出諫言，製定了迭毀製度，惠帝、景帝和太上皇的陵寢廟園，都先後遭到毀棄，成為廢墟，這就失去了禮製的本意。”
到了平帝元始年間（公元1-5年），大司馬王莽上奏：“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丞相蔡義等人奏議，諡孝宣帝父親的陵寢園為悼園，設置三百戶人家，守護墓園，到了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丞相魏相等人又奏議，父親為士人，兒子為天子，應該以天子的禮儀祭祀父親，悼園的名稱應該更改尊號為‘皇考’，設立祭廟，增加守護陵寢廟園的人家，達到一千六百戶，將陵寢的所在地改設為縣。臣愚以為，本來就不應該設立皇考祭廟，再讓後代來祭祀，就更不應該。還有孝文太後的南陵（文帝母親的陵寢地），孝昭太後的雲陵（昭帝母親的陵寢地），此前因為迭毀製度，不再修複，陵寢所在地的名稱沒有更改。臣與大司徒晏等一百四十七人，經過認真討論後，都認為孝宣帝以昭帝哥哥孫子的身份，作為孝昭帝的後嗣繼承皇位，接續皇統。在元帝朝，孝景帝和皇考的祭廟，因為有親人在世，沒有拆毀。這樣宣帝按照皇統和生父，就有了兩個父親，違背禮製。按照蔡義的提議，父親去世的諡號為‘悼’，設置祭祀寢廟的戶邑，符合經書記載的禮儀。魏相奏議，將悼園更改為‘皇考’，還要設立祭廟，增加百姓，將所在地更改為縣，違背皇統，與禮製不符。父親是士人，兒子為天子，以天子的禮儀進行祭祀的，有虞舜、夏禹、殷湯、周文王、漢朝的高祖，他們受命於天，成為帝王，而不是繼承祖業，登上皇位。臣奏請皇帝，皇考廟以及奉明縣的陵園應該廢棄，不再修複，廢置南陵、雲陵兩個陵寢縣（注：平帝元始四年，雲陵縣並入雲陽縣）。”奏議得到批準。
司徒掾班彪說：漢朝繼承亡秦，很多古代典籍沒有保存下來，為祖宗祭廟製定的製度，隻好因時製宜，不斷地修改。從元帝、成帝以後，學者中的觀點越來越多，貢禹主張拆毀祭廟，匡衡主張改變祭祀，何武諫言設置三公，再後來又出現了反複，製度紊亂，難以確定。為什麼會這樣？上古時的文獻缺失，古今製度各異，隻能夠因時製宜，難以固守住一個製度。考查諸位儒生的觀點，劉歆的知識淵博，立論最有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