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教學授徒，要先挑選學生，確定了才能成為弟子。九江郡人嚴望以及嚴望哥哥的兒子嚴元（字仲），均為朱雲的得意弟子，能夠繼續傳承朱雲的學說，後來成為博士。嚴望後來官至泰山郡太守。
朱雲享年七十幾歲，在家中去世。有病時，朱雲不肯看病吃藥，遺言以身上穿著的衣服裝殮，棺材隻要能包裹住身體就行，封土隻要能夠蓋住棺槨就行，結果修築好的墳墓隻有一丈五尺長，朱雲葬在平陵（昭帝的陵寢）縣的東城門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郡壽春縣人。梅福少年時在長安求學，研讀《尚書》、《穀梁春秋》，曾經擔任過郡中文學，後來又補官擔任南昌縣尉。再後來，梅福辭去官職，回到家鄉壽春縣，多次通過縣、道上書朝廷，談論非常之事，梅福還曾經請求趁著驛站的傳車，到皇帝行宮，向皇上條陳朝中政事，回答皇上策問，但是並沒有受到重視。
在當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處理朝中政事，王鳳在朝中專權，擅自處理朝政，而京兆尹王章稟性忠誠、耿直，譏刺王鳳，被王鳳殺害。王氏家族在朝中專權擅政，漸成威勢，而當時災異又不斷顯現，朝中大臣們多數不敢講話。梅福上書，說：
臣聽說在殷商時，箕子佯裝瘋狂，卻為周武王講述《洪範》；叔孫通逃離秦廷，最終成為漢朝名臣，為漢家製定禮儀製度。這不能解釋為叔孫先生對秦不忠，也不能說箕子疏遠家族，背叛親人，他們當初確實是無法進言。想當年高祖納善言唯恐不及，聽勸諫如同轉身，聽到好的建議，不管提建議人的出身高低，一定會論功行賞，不避厚薄親疏。陳平歸漢之前，曾經亡命於楚國，最終成為漢的謀臣，韓信建功之前，出身於行伍，繼而被高祖築壇拜將。因此天下的良臣勇士，紛紛聚集在高祖身邊，各逞其才能，智者盡其慮，愚者竭其忠，勇者奮其威，怯者忘其死。高祖彙聚天下智慧，率領天下勇士，最終推翻秦朝，其勢如同吹動鴻毛，繼而戰勝楚軍，其威如同探囊取物，高祖之所以能夠無敵於天下，就在於高祖能夠采納諫言，重用人才。孝文帝繼位之前，曾經是代王，手下沒有周公、召公那樣的賢臣，伊尹、呂尚那樣的輔佐，但文帝遵照高祖定下來的法規、製度，恭身節儉。在當時，海內祥和，天下安寧。由此來看，遵循高祖的成法，即可以實現大治，不遵循高祖的成法，天下即會大亂。這是為什麼？秦朝無道，背棄儒家的仁政，偏離周公的禮儀，廢棄井田製度，取消五等封爵，禮崩樂壞，王道不行，還想要達到王道治理的效果，怎麼可能會成功。孝武帝鼓勵忠臣講話，喜歡聽到大臣們的肺腑諫言，封賞爵位，不看原來是否孝廉、茂才，賞賜功臣，也不一定非要功勳卓著，因此就連天下的布衣，也是人人竭盡忠誠，希望能夠展示才能，貢獻於朝廷，在當時，湧現出來的人才難以勝計。漢朝得以賢才輩出，武帝朝最為顯著。這是因為武帝願意傾聽諫言，國家才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然而在武帝朝，由於連年征戰，暴屍曠野，盡管在征伐匈奴、南越的戰爭中，武帝取得了成就，淮南王劉安卻乘機謀反。劉安由於計劃不周，要采取的計劃泄漏，也因為朝中聚集著很多賢臣，以至於淮南王劉安的臣下看到大勢所趨，不敢繼續追隨劉安造反。當今天下，布衣百姓還是會有人窺伺時機，一旦看出國家顯露危機，就會出來鬧事，蜀郡就是一個例子。還有山陽縣的亡命之徒蘇令等人，他們橫行於大郡名都，呼朋喚友，號召追隨者，還沒有隱身脫逃的意思。這些人都是蟊賊，不必擔心，國家出現危機，隻是匹夫圖謀不軌而已。
士人，是國家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經》中說：“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上的議論，不是草房中發出的聲音可以比擬。臣擔心身死荒野，橫屍沙場，因此才多次上書求見，但一直沒有得到機會。臣聽說在春秋齊桓公時，有人向齊桓公獻上九九算法表，桓公不認為這是小事而加以拒絕，為的是鼓勵忠臣，暢所欲言，貢獻更大的意見。今天臣談到的，還不是九九算法這樣的小事，陛下卻再三地拒絕臣，這就是天下士人所以不願意講話的原因。在古時，秦武王喜歡武力，任鄙叩響函穀關，前來自我推薦；秦繆公推行霸道，由餘前來獻策，為國君奉獻忠誠。陛下而今希望招攬天下士人，民眾有上書求見的，隻是讓尚書接見，問他們有什麼想法，提出諫言有可取之處，也隻是給予一個升鬥俸祿的職位，賞賜不過一束絲帛。如此對待士人，天下士人仍然願意發憤懣，吐忠言，獻出良謀嘉策，為朝廷貢獻力量，他們是希望看到天下大治，國家安寧，事業輝煌，所有這些，都是有目共睹。以四海之廣，百姓之多，能夠建言獻策的人，一定會有很多。然而俊傑士人，能夠指出事情要害，寫成文章，引用先聖的遺訓，可以為當今所用的人才，畢竟還是不多。因此可以授予爵祿，賞賜絲帛的，就應該看作是國家柱石，高祖就是以這樣的態度選擇人才，以至於最終獲取天下，此後又通過人才安定天下。孔子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秦政府當年不是這樣做，他們對於提諫言的人，張開誹謗之網，結果被漢朝推翻，這就如同是倒持著泰阿寶劍，將劍柄授於楚人。因此說，隻要不是將劍柄授予他人，國家即使遭遇危難，也沒有人敢向漢的劍鋒挑戰，這也是孝武帝能夠開拓疆土，建功立業，成為世宗，受世人所敬仰的原因。而今不遵循霸王之道，卻希望以三代的選舉法，選取士人，這就如同是拿著相馬圖，要像伯樂一樣在市場上尋找千裏馬，怎麼可能得到，結果可以相見。高祖當年不顧陳平身上有缺點，而重用陳平的長處，晉文公因為重用賢者，迫使周天子在河陽狩獵，齊桓公敢於重用傷害過自己的管仲，最終成就霸業。隻要賢者對霸業有利，不管他們原來出身如何，這是帝王能夠稱霸的原因。單色調謂之醇，黑白混雜謂之駁。想要以治理太平的方法處理像暴秦那樣的亂世，這就如同是以鄉間的飲酒禮，去處理軍隊、商戰中的複雜問題一樣。
現在陛下不願意采納士人的諫言，還要以嚴刑峻法來懲治他們。鷂鷹遇害，鸞鳳即會逃竄；愚者蒙戮，智者即會藏匿。這一段時間愚民上書，有些人遭到法律懲處，有些人被交予廷尉，還有人因為此而慘遭酷刑。自從陽朔（公元前24-前21年）以來，朝中因言獲罪的人很多，造成了多言成為忌諱，朝中大臣，變得謹慎小心，群臣順著皇上的旨意，不敢提出異議。這樣做怎麼能知道朝政是否有誤？讓百姓上書，這是陛下的仁政，可又因為他們上書，再將他們抓起來，交予廷尉審理，廷尉當然會說：“他們是在胡言亂語，應該按大不敬治罪。”這樣一來，即造成了多言可能獲罪。原京兆尹王章為人忠誠、正直，敢於在朝堂上諫諍，如果是孝元皇帝，一定會將王章提拔重用，以鼓勵大臣直諫，匡正朝政的失誤。而今陛下，卻要加以懲治，甚至禍及到王章的妻子與兒女。一人有罪一人承當，王章又不是大逆罪，卻要禍及到他的全家，這樣做，會使得直士受挫，諫臣結舌，朝中大臣們知道這樣做不對，卻沒有人敢站出來講話，以至於天下人以多言為戒，臣擔心，這樣做會為國家帶來災禍。希望陛下循著高祖的路走，不要重蹈秦朝的覆轍，多讀《詩經·十月》的警示，多留意周公《無逸》的告誡，減少不應有的法律，頒布不忌諱諫言的詔書，博聞多識，兼聽則明，求計於微賤，勸隱者出山，令遠者來歸，這正是《尚書》中所講的“開辟四門，張開四目。”有些不應有的法律，就是在為製造誹謗罪提供托詞。“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當今朝廷，大臣冒犯君威，侵奪主命，外戚把持朝政，日益猖獗，陛下不見其形，也要注意其影。自從建始（公元前32-前29年）以來，日食地震不斷地出現，從出現的頻率來看，已經超過春秋時的三倍，水災更是頻繁。陰盛陽衰，熔鑄的鐵汁飛濺，這是什麼樣的景象！漢朝建國之後，社稷三次遭遇危險，呂氏、霍氏、上官氏均是以母後外戚禍亂朝綱。善待親人的道理，應該以保全家族為要務，陛下要安排賢良師傅，對外戚施以教導，讓他們明白忠孝的道理，現在陛下卻是給予外戚尊寵的地位，授予他們朝中大權，致使外戚驕橫跋扈，甚至於悖逆，這樣做會導致外戚家族滅亡，這就偏離了善待親人的道理。像霍光那樣的賢者，生前尚不能預知，子孫一代會遭遇滅族的下場，因此說外戚權臣掌控朝政，一定會為家族和朝廷帶來危害。《尚書》中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權臣的勢力一旦陵駕於君王，權勢大過皇上，再去阻止禍患的發生，恐怕就晚了。
成帝始終沒有將梅福的諫言放在心上。
成帝一直沒有後嗣，梅福認為，此時應該封三代的繼承人，譬如說封孔子的後裔，作為殷代的繼承人，為此梅福再次上書，梅福說：
臣聽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職者就要言政，位卑的人，越過職務講話，是犯上。因為越職講話而犯法，隻要對朝廷有好處，即使被殺頭、腰斬，臣也願意做。任職而不敢講話，為保全性命，不向朝廷提出諫言，到死的那一天，屍骸還沒有腐臭，名字就會被人遺忘。即使有齊景公的位置，有千匹戰馬的威勢，臣也不羨慕。臣願意登上文石台階，走上赤墀丹陛，麵對戶牖，正襟危坐，獻出平生的智慧。盡管無益於當時，臣也希望有益於後世。這即是臣所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原因。願陛下能夠聽進臣的肺腑之言。
臣聽說善待他人的人，自己會活得很好，惡遇他人的人，自己也會遭到報應。善惡之報，終會有結果。在過去，秦滅亡東、西二周，兼並六國，隱士不出山，逸民不舉薦，絕三統，滅天道，最終導致始皇帝險遭刺殺，二世皇帝最終在望夷宮被殺，嬴氏家族落得一個斷子絕孫的結果，這就是惡有惡報。因此，在上古時，武王克殷，還沒有下車，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先尋找五帝的後人，將黃帝的後裔封在薊。將堯帝的後裔封在祝，將舜帝的後裔封在陳，將殷商的後裔封在宋，將紹夏的後裔封在杞，明確五帝的繼承關係，表明周人不會獨享天下，姬姓才最終擁有半天下。遷出宗廟的主人，還要為他們的後嗣安排封邑，為上古時的聖王存續後人，周代因此長久地擁有天下。現在成湯還沒有後人來祭祀，殷商也失去了後人祭祀，陛下繼位以來，遲遲沒有後嗣，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春秋》中講：“宋殺其大夫。”《穀梁傳》中講：“不稱其名姓，因為仍然在祖位上，以表示尊敬。”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孔子是殷人的後裔，雖然不是直係後裔，封孔子的子孫作為殷商後嗣，也應該符合禮製。為什麼？諸侯奪取了殷商的大宗，聖人的家族是庶出，也可以代替嫡出，古人講：“賢者的子孫應該有封土。”更何況是聖人的子孫，而且是殷商的後裔！在上古時，周成王以諸侯王的葬禮埋葬周公，皇天為此而發怒，電閃雷鳴，暴風成災，現在孔子的祭祀不出闕裏，孔氏的子孫與百姓一樣，要編列戶籍，讓聖人的後裔像匹夫一樣，接受祭祀，這不是皇天的意思。陛下如果能夠按照孔子素王之功，封賞孔子的子孫，國家一定會因為此而獲得福佑，陛下的英名也可以與天地共存。為什麼？追念聖人的功德，封立孔子的子孫，這樣做，還沒有先例，後麵的君王會以此為先例。陛下因為此而建立下不朽功績，這豈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梅福距離朝廷太遠，又曾經譏諷過外戚王氏，因此提出的諫言始終得不到成帝采納。
當初，在武帝朝，封了周代的後裔姬嘉為周子南君，到了元帝朝，又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置僅次於諸侯王。元帝讓朝中的大夫博士尋找殷人的後裔，結果發現殷人的後裔已經分為十幾個姓氏，郡國中也在尋找三代的後裔，找到大姓的人家，推算後代子孫，均不能推算出族譜中的繼承關係。當時匡衡提出諫言，認為：“王者應該存續前代帝王的後人，以此來尊重先王，建立三代的繼承關係。假若前代帝王的後裔，因為獲罪或者其它原因斷絕祭祀，應該封他們的旁係親屬，作為封君，向上繼承前代的帝王，作為受封的始祖。《春秋》大義中講，諸侯不能守護社稷，最後滅絕。宋國雖然是殷商的後裔，但是已經失去國家，現在應該立殷人的後裔，作為始封君，向上繼承商湯的血統，而不應該再立宋國的後人，這樣做隻能繼承宋國的侯位，應該明確，這是繼承殷商的後裔。現在再去找宋人的後裔，再推算他們的嫡係親屬，時間太久遠了，也難以找到；就是找到了嫡係親屬，嫡係子孫的先人已經滅國，也不應該再立宋人的後裔。在《禮記》中，孔子講：‘孔丘，是殷人的後裔。’以前老師也是這樣講，所以應該以孔子的後人作為商湯的後裔。”元帝認為匡衡的話，不符合經書，將奏章壓了下來。到了成帝朝，梅福又重新提起此事，應該封孔子的後裔，繼承商湯的祭祀。成帝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成帝封了商、周的後人，又考察了古籍，對照《左氏》、《穀梁》、《世本》、《禮記》，將它們相互對照，下詔封孔子的後人為殷紹嘉公。詳情記載在《成帝紀》。在當時，梅福已經閑居在家，常常以讀書來養性，打發時間。
到了平帝元始年間（公元1-5年），王莽篡權，一天早上，梅福離開妻子，去了九江郡，至今人們仍然在傳說，梅福成仙了。再以後，有人在會稽郡看到過梅福，但是梅福已經改換姓名，在吳縣做一個集市的守門人。
雲敞，字幼孺，平陵（昭帝的陵寢）縣人。拜同縣人吳章為老師，吳章研究《尚書》，後來成為博士。平帝以中山王身份繼承皇位，因為年齡幼小，由王莽執掌朝政，王莽自號為安漢公。以平帝作為成帝的後嗣為理由，因此不能顧及親人，平帝的母親和外家衛氏，均被留在中山國，不能到京師來。王莽的長子王宇，對王莽隔斷平帝外家衛氏的做法不滿，擔心平帝長大成人後，會怨恨王莽。王宇和吳章暗中商議，夜間將血塗在王莽的大門上，以表示鬼神在向王莽示警，想以此迫使王莽恐懼。吳章而後在朝中對策時，指出王莽的做法錯誤。事情被發覺，王莽殺了自己的兒子王宇，將衛氏滿門抄斬，牽連進去的人有一百多人被殺頭。吳章被腰斬，在東市門外遭到碎屍。此前，吳章是當時名儒，教授的學生很多，弟子達一千餘人，王莽認為他們均為惡人的黨徒，將他們一律禁錮，不能做官，這些門人隻好說他們是其他老師教授的。雲敞當時是大司徒屬吏，自稱是吳章的弟子，到刑場將吳章的屍骸抱回來，準備棺槨收殮埋葬，京師人為此而稱讚雲敞。車騎將軍王舜讚賞雲敞的節操，將雲敞比作為欒布，向朝廷舉薦雲敞為掾史，又舉薦雲敞為中郎諫議大夫。王莽篡漢稱皇帝後，王舜擔任太師，推薦雲敞擔任輔佐大臣，雲敞稱病辭職。唐林說雲敞可以主管一個郡的政務，朝廷又將雲敞提拔為魯郡大尹。在更始年間（公元23-25年），朝廷用安車征召雲敞擔任禦史大夫，雲敞稱病，免職回家，最後在家中去世。
讚辭如下：孔子曾經講過，不能和常人一樣，在社會上與中庸之人交往，那麼就做一位狂狷之士。觀察楊王孫的喪葬，王孫對死亡的看法，比秦始皇看的遠。世人稱頌朱雲，其實也有過譽之處，在《論語》中，孔子講：“常有不了解情況，即著述的人，我不是這樣。”胡建臨敵，敢做敢為，威武顯露於外，斬殺奸賊，製止軍隊墮落。梅福言辭懇切，符合《大雅》中的諷諫，《詩經·大雅》中講“雖不老成，尚有典籍可做依據。”“殷鑒不遠，夏後所聞。”梅福最終以自身所好，在家中讀書養性。雲敞的節操，在吳章喪事中表現的最為顯著，能否實踐“仁”，其實全在於個人，雲敞最終成為（東漢）朝中的三公，水清可以濯纓，水濁可以滌足，實施“仁”，還會覺得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