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儉的帝王連玄色、黃色的旌旗也不設置。而在周代，卻修建了兩座華美的宮闕，乘坐豪華的大輅車，朱紅的盾牌，玉製的斧鉞，享受著六十四人的大型舞蹈，但周代的德政，至今仍然在傳誦。帝王治理的方式竟然有如此大的差異？有人說良玉不必琢磨，又有人說沒有文采何以輔德，這兩種說法為什麼會截然相反。
殷代的君王治理，用五種刑罰懲戒邪惡，要讓身體受到損傷，才能夠達到懲治的效果。周代成康年間減少刑罰，四十幾年，天下沒有刑事案件，關押犯人的監獄形同虛設。秦國使用酷刑，死傷者很多，受刑的人道路相望，致使人口銳減！
嗚呼！朕早起晚睡，思考著上古帝王治國理政的經驗，經常想的，是如何不辜負至尊的地位，彰顯祖宗的功業，首先要重視農業，為國家重用賢者。現在朕親自耕種藉田，勸導百姓稼穡務農，獎勵孝悌，崇尚德行，朝廷派出的使者，在通往郡國的路上，絡繹不絕，冠蓋相望，到民間訪貧問苦，鼓勵勤勞，撫恤鰥寡孤獨，盡心竭力，但期望看到的效果，卻仍然是遙不可及。朕現在看到的，是陰陽錯繆，戾氣充塞，百姓疾疫，黎民悲哀，困苦怨愁，得不到撫恤，寡廉鮮恥，卻隨處可見，賢人、不肖，難以區分，真假難辯。因此才想到不拘一格，廣納人才，或許從中可以見到成效！現在應召上來的士大夫，作為朝廷顧問，已經有一百餘人，對時政要提出見解，對上古、當今的治理，有那些看法，有那些可以借鑒，不必拘泥於文字，要暢所欲言。談出自己的真知灼見，有不同的意見和見解，均要提出來，寫成文章，不用擔心有關部門的幹預。主題要鮮明，意見要中肯，這是朕所希望的。
董仲舒對策，說：
臣聽說堯帝受命，是以天下為憂，而不是以權位為樂，因此首先懲治亂臣，或殺或逐。然後訪求聖賢，得到虞舜、夏禹、後稷、商契、皋陶。堯帝重用這些聖人，幫助自己理政，讓他們各盡所能，讓教化充分地發揮作用，天下和諧，百姓安寧，崇尚禮儀、道義，各行各業，均能夠以禮儀來規範，各種行為，均能夠以遵循道義為要旨。孔子說：“聖王治理，要有三十年的仁政，才能夠看到效果。”指的就是這些。堯帝在位七十年，以禪讓的方式傳位予虞舜帝。堯帝駕崩，天下百姓不依附堯帝的兒子丹朱，而歸附舜帝。舜帝知道不能推卸責任，才繼承了天子的位置，然後任命禹為國相，繼續重用堯帝時的輔政大臣，開拓堯帝的事業，舜帝在位時無為而治，而天下大治。孔子說：“韶》樂盡美，而且盡善。”指的就是舜帝治理國家的這段時間。到了殷紂王時，逆天行事，殘酷暴虐，殺戮賢臣，荼毒百姓。伯夷、太公是當時的賢士，寧可隱居，也不願意在朝中為臣。朝中勤謹守職的大臣，紛紛出走逃亡，逃到河濱、海上。天下混亂，百姓不安，天下拋棄了殷，而選擇了周。文王順天應人，以聖賢為師，招攬了閎夭、大顛、散宜生等賢臣，在朝中議事。對治下的百姓，廣施仁愛，天下歸心，此時的太公薑尚，也從海濱出發，來輔佐文王，成為朝廷的三公。商朝末年，商紂王居於帝位，朝中尊卑錯位，百姓流離失所，文王痛感時弊，欲安撫天下，為此而廢寢忘食，治理國家。孔子寫作《春秋》，首先確定王道的正義，再闡述其它事情，指出文王雖然不在帝位上，卻已經顯示出帝王的素質。從這些來看，先聖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無論是勞苦，還是安逸，盡管所處的世代不同。孔子說：“武》王伐紂，盡美，還未盡善。”指的就是這些。
臣聽說無論製度，還是文采服飾的顏色，都是為了表現尊卑，分出貴賤，引導民眾有德。《春秋》中強調，得到天命的君王，首先要確立製度，改正朔，易服色，這是順應天意。宮殿旌旗的製作，也同樣有著製度規定。孔子說：“奢則不遜，儉則鄙陋。”儉樸並非聖人必須遵循的製度。臣聽說良玉不琢磨，資質仍然潤美，沒有琢磨，無異於街巷裏弄裏的普通人，不通過上學，也能夠獲取知識。然而美玉不琢磨，不能表現出更美的形式；君子不通過學習，不能顯現出更高尚的品行。
臣聽說聖王治理天下，年幼的百姓教導他們學習，長大成人後，按照才能安排適當職位。在朝為官的，以爵祿、封賞培養德行；以刑罰、監獄懲其罪惡。有了製度保證，還有著禮儀約束，民眾才不敢犯上作亂。武王曉以德義，誅殺殘賊；周公製作禮樂，輔佐治理。周代在成、康年間，政治清明，監獄空虛，長達四十餘年，這是教化治理收到了成效，仁義得到百姓認同，不以酷刑傷害身體，同樣能夠達到治理的目的。到了秦朝，則是背道而行。秦國崇尚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學說，推行韓非的理論，拋棄仁義正道。秦地的民俗以貪狠為務，秦國不是以道德引導百姓向善，而是濫施酷刑不顧後果；為善者，刑罰加在身上，施惡者，卻能規避懲處。朝中官員，以虛辭諂諛皇上，不管對國家是否有利，外表有著事君之禮，內心深藏背主之意。巧飾奸詐，見利忘義，秦政又喜歡使用酷吏，搜刮百姓，賦斂無度。致使民窮財盡，背井離鄉，連活命的稼穡耕織都難以維持。致使群盜蜂起，民眾犯法，此起彼伏，死刑囚犯，道路相望；可是犯法的案件仍然難以遏製，民風民俗敗壞到了極點。孔子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講的就是這些道理。
現在天下一統，海內百姓馴服；而且陛下廣招人才，兼聽不同意見，集中群臣智慧，將天下所有美德盡可能地加以發揮完善。功德影響至域外蠻夷，夜郎國、康居國，遠在萬裏，也在仰慕漢的德政，欣然歸附，這是盛世景象。然而有些德政還沒有在百姓身上體現出來，君王還沒有顧及到這些吧。曾子說：“遵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於其它，而在於是否留意。”希望陛下能夠留意社會上的反映，將仁德更多地施向百姓，到那時，三王的德政還怕達不到嗎！
陛下親自耕種藉田，率先垂範，重視農業，夙興夜寐，為萬民操勞；羨慕上古時的國家治理，刻意訪求賢者，這些均為堯、舜的行為。然而德政的目的還沒有達到，這是因為士人們還沒有受到激勵。平時不重視士人，需要的時候才去求賢，這就如同美玉沒有琢磨，卻要想得到文采。朝廷要在平時養士，最好的方法，即是興辦太學。太學，是賢士們集中的地方，也是教化推廣的地方。現在每個郡，每個諸侯國有那麼多的讀書人，竟然找不到應對皇上策書的人，這是王道還沒有普及的結果。臣希望陛下能夠設置太學，讓有學問的人來擔任老師，在太學中豢養天下名士，通過不斷考試，發現人才，將其中的優秀士人及時地發掘出來。現在的郡太守、縣令，是百姓的老師，讓他們向民眾宣示教化；如果這些老師不賢，出了問題，朝廷的恩德就得不到體現，百姓也難以感受到朝廷的仁政。現在的官吏，對下麵，起不到教化作用，對上麵，不能領會陛下的聖德，隻懂得對百姓濫施酷虐，狼狽為奸，使得貧窮孤弱愁苦無助，辜負了陛下對他們的希望。陰陽所以錯繆，戾氣充塞四野，百姓失助，黎民困苦的原因，就是因為這些官吏不能盡職盡責而導致的結果。
現任的官吏大多數來自於郎中、中郎，或者是二千石官員子弟，選擇郎吏又是從有錢人中間選拔，這樣選擇出來的人未必賢能。在上古時，考查官吏，首先要看其德能，以在任官員是否稱職為標準，不是看任職時間長短。因此沒有德能的官員，盡管年深日久，仍然是小官；賢能的官員，雖然任職時間不長，也能夠成為朝中的輔政大臣。這樣才能夠促使官員盡心竭力，務求在工作中做出成績，以求得到君王的肯定。現在不是這樣，隻要有了年限，即可以享受富貴，時間久了，還可以升官，廉、恥，好、壞，沒有區別，賢與不肖混雜在一起，難以區分。臣愚以為，讓各位列侯、郡太守、二千石官員，負責選拔屬下的官吏，還有百姓中的賢者，每年要向朝廷舉薦，至少舉薦二人，讓舉薦上來的賢者擔任宿衛。從舉薦上來的人，來判斷大臣們的能力；舉薦上來的人賢能有賞，舉薦上來的人是庸才則有罰。這樣做，那些列侯、二千石官員就會認真嚴肅地訪求賢才，從天下士人中，再選拔出能夠勝任官職的人。把天下的賢者盡收入朝廷囊中，那麼三王的事業，還有什麼做不到，堯、舜的盛世也能夠達到。不以年深月久為標準，而是以賢能為標準，量才錄用，考核授官，按照德能安排相應職務，那麼廉、恥就能夠分得清清楚楚，賢與不肖也不會再混雜在一起。陛下施以恩德，讓臣放膽講話，臣的文章不知忌諱，僅供參考，以表達臣的愚意！
武帝再次策問皇帝製策書：人們常說：“善於從天命中找出啟示，一定能夠在人事中得到驗證；善於總結古人的經驗，一定會在現實中找出對比。朕現在垂問的是天與人之間的關係，對於往古，朕上羨慕唐堯、虞舜，下痛悼夏桀、殷紂，思考他們是如何變得昌盛，如何走向滅亡，從中得出經驗和教訓，虛心采納。現在士大夫們研究陰陽轉換的道理，熟悉先聖治理的方法，送上來的文章有些卻語焉不詳，是對當下事務仍然存有疑慮？以至於條理不清，結尾含糊，還是認為朕不明事理？怎麼越讀越覺得糊塗？三王的教化，所根據的有所不同，還有不足的地方，又有人說，能持久不變的才是道，意思為什麼會相互衝突？士大夫既然已經談了道，陳述了治亂的方法，那麼對談到的問題再具體些，再詳細些。《詩經》中不是說嗎？”我說君子，別貪圖安逸，神在傾聽，會賜予你福氣。朕會仔細閱讀的，士大夫們，把意思寫得再明白些。
董仲舒再次對策：
臣在《論語》中讀到：“有始有終者，隻有聖人！”現在陛下施以恩惠，願意聽臣述說，向上古時的聖君學習，又頒下明詔，希望臣把意思講得更明白些。談到聖德，不是愚臣所能闡述的。前些時的對策，條理不清，敘述沒有結尾，語焉不詳，指出的問題不夠明確，這是臣淺陋，犯了表述不清的毛病。
策問中談到：“善於從天命中找出啟示，一定能夠在人事中得到驗證；善於總結古人的經驗，一定會在現實中找到對比。”臣聽說天是世上萬物的祖，可以包羅萬象，不會有所偏愛，天設置日月風雨，調和萬物，再通過陰陽寒暑，讓萬物經曆磨練。聖人效法天，建立道，倡導博愛無私，聖人布施仁德厚愛，用以善待百姓，聖人設置禮義，用以引導百姓。春天是生育的季節，仁要求君主愛護百姓；夏天是撫育萬物的季節，德要求君主養育百姓；秋冬是肅殺的季節，君主用刑罰的形式，來懲治犯罪。從這些來看，天與人的關係，從古至今，道理是相通的。孔子編撰《春秋》，上從天道中得到啟發，下與人的情欲進行聯係，以上古的經驗作為參考，而後聯係現實中的問題。因此《春秋》中所譏諷的，均會聯係到上天降下的災害；《春秋》中所厭惡的，均會聯係到上天降下的災異。在《春秋》裏，記錄下諸侯國如此多的教訓，附上災異與教訓間的聯係，得出事在人為的道理，美惡善醜，均與上天有著一定聯係，而後進行對比，這是在談論天、人間的相互感應。在上古時，專門有掌握教化、引導百姓向善的官員，他們的任務，即是以德善來教化百姓，民眾受到教化，犯罪的人就會減少。現在沒有這樣的官員，對民眾無所謂教化，民眾隻能舍棄道義，為追逐財利，不避刑罰殘酷，為此而犯法的人很多，一年之內，投入監獄的百姓成千上萬。從這一點看，也能夠得出結論，古人的經驗不能輕易舍棄，《春秋》中對於否定古人，會加以譏諷。天發出的指示叫做天命，隻有聖人才能執行天命；崇尚質樸叫做天性，通過教化才能養成天性；人有了欲望叫做情欲，要用製度進行約束，情欲才不會肆意膨脹。君王對於上天要謹慎地奉承天意，順應天命；對於民眾實施教化，引導民眾淳樸向善；還要製定製度，區別上下尊卑，防止人們僭越製度，做到這三點，即抓住了問題的關鍵。人接受天命，不同於其它生物，在家中，有父子兄弟親屬，在社會上，有君臣上下尊卑，人們相聚會麵，有耆老長幼順序；有明確粲然的文辭，表示禮敬，有恩愛、歡欣的行為，表示尊重，這即是人為什麼會尊貴的原因。天生五穀，用以滿足人們的飲食，種植桑麻，用以滿足人們著裝的需求，飼養六畜，服牛乘馬，圈豹檻虎，這些均為人們受命於天，人具有靈性，才顯示出比萬物高貴。孔子說：“天地之間人為貴。”明白上天賦予人的這些秉性，就知道了人為什麼會高貴於萬物；知道了人高貴於萬物，就應該懂得仁義的重要；懂得仁義的重要，就會重視禮儀；重視禮儀，就會重視善行；重視善行，就會樂於遵循義理；樂於遵循義理，就會成為君子。因此孔子還說：“不知天命，無以為稱君子。”即是這個道理。
策問中說：“朕上羨慕唐堯、虞舜，下痛悼夏桀、殷紂，思考他們如何變得昌盛，如何走向滅亡，從中得出經驗和教訓，虛心采納。”臣聽說聚少成多，積小成大，聖人也是從微弱的熒光，最終變得光芒萬丈，從微小到顯赫。堯帝最初來自於小國諸侯，舜帝生活在深山野嶺，並不是在一日之間，就會變得顯赫無比，均是由小到大，逐漸發展而來。說出去的話，不能收回；做過的事情，不能掩蓋。人的言行，是治國理政的君王須謹慎對待的，君子之所以會感動天地。是因為能夠善小而見大，慎微而知著。《詩經》中講：“即使文王，也要小心翼翼。”堯帝始終在兢兢業業，奉行他遵循的道，舜帝同樣在兢兢業業，奉行他遵循的孝行，善是通過積累來表現的，德要彰顯出來，讓民眾感受的到，才會顯得尊貴，昌盛有一個積累的過程。積善在身，天長日久自然會有益處，人們不能馬上就感受到善的結果；積惡在身，好像燈火在消耗膏油，人們也不會很快地感受到惡的結果。不是明白情性，洞察世俗的人，誰能夠了解這些？這也是唐堯、虞舜之所以享有美名，夏桀、商紂之所以為人所痛悼的原因。善、惡相隨，如影隨形，如山穀回音。因此夏桀、商紂暴虐，讒賊自然會乘虛而入，賢者、智者自然會潛蹤隱形，惡行日顯，國家日亂，暴君仍然在怡然自得，認為是日在中天，最後導致國家敗亡，最終走向滅亡。暴虐不仁的昏君，並不是一天之內就滅亡的，同樣需要有一個過程，因此夏桀、商紂雖然無道，還是會享國十幾年，最終逐漸衰微，走向滅亡。
策問中還說：“三王的教化，所根據的，有所不同，還有不足的地方，有人說，能持久不變的才是道，意思為什麼會相互衝突？”臣聽說享樂而不至於淫亂；反複施行而不至於厭倦的稱之為道；道一萬年也不會有弊端，出現弊端，是因為違背了道。先王的道也會有偏頗，沒有發揮作用，在政治上也會出現昏暗，有行不通的時候。找出偏頗，糾正它的弊端就行了。三王的教化，形式不同，但並不對立，隻是為了補救缺失，具體情況有了變化，需要改進。孔子說：“無為而治的聖王，隻有舜帝！”改正朔，易服色，是為了接受天命；其餘的按照堯帝製定的政策實施治理，還有什麼需要改變呢！君王雖然有改製之名，並沒有實質性地改變。夏代崇尚忠，殷代崇尚敬，周代崇尚文，是根據前代的缺失，加以補救，這才有些改變。孔子說：“殷代根據夏代的禮製，有所損益，這一點知道；周代根據殷代的禮製，有所損益，這一點也知道；周代以後的禮製，即使經曆百代，也應該知道。”這是說以後百代君王的治國理政，均應該在三代範圍之內，有所增減。夏代繼承的是舜帝，沒有談到損益，是因為夏代的教化與上代一樣。道的本源來自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因此才有了禹帝繼承舜帝，舜帝繼承堯帝，三位聖王奉行的道是相同的，不需要補救缺失，因此也就不再談損益。這樣看來，繼承前代盛世的道不需要修改，繼承亂世的道才需要增減補救。現在漢朝繼承的是秦代的大亂世，應該稍為減少周代的文治，而增加夏代的忠誠。
陛下現在的方向明確，具備德能，肯定道義，痛恨世俗澆薄，哀歎王道難以推行，因此詔令郡國舉薦賢良方正士人；討論問題，希望繼續發揚仁義的美德，製定製度，建立萬世太平的方略。臣愚蠢不肖，所講述的，僅是學習的一些體會，從老師哪兒繼承的一點感想，還沒有全部忘記。若談到政治得失，國民經濟發展，這些是朝中輔政大臣們的責任，三公九卿的職責，臣董仲舒不敢涉及。然而臣仍然有話要說。古時候的天下也就是今天的天下，今天的天下重複著古人的天下，均為一個天下。古代的天下可以做到大治，上下和睦，風俗美好，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中沒有奸邪，百姓中沒有盜賊，監獄空虛。君王的恩澤潤及草木，澤被四海，鳳凰翔集，麒麟來遊，以古時候的標準來看待今天，怎麼會有如此大的差距！是什麼原因使得荒謬的東西如此之多？是今天的道偏離了古時候的道嗎？是違背了天理而造成的嗎？從古代的大治，再回溯到天道，能找出問題的症結嗎？
天給予萬物靈性，再加以區別，給予利齒，則要把尖角去掉，給予翅膀，則安排兩足行走，有了大端，就不能再獲取小端。上古時，得到朝廷俸祿的官員，他們的報酬不是像工農一樣，來自於辛苦勞作；也不是像商人一樣，來自於經商牟利；享受了君王給予的俸祿，就不能再從其它途徑謀取利益，這與天賦予萬物以靈性，道理是相通的。既然獲取了大端，還要覬覦小端，即使天也難以滿足，更何況是人！這也是民眾為什麼會怨聲載道的原因。身處高位，享受著朝廷的寵幸，家產豐厚，還有朝廷給予的俸祿，如果憑借著雄厚的財力，再去與民眾爭奪利益，民眾會服氣嗎！家裏蓄養著奴婢，野外放牧著牛羊，田宅廣闊，產業繁多，還唯恐積累不厚。有了這一切還仍然不知滿足，還要侵奪百姓的利益，百姓一天天地被搜刮殆盡，窮困不堪。富貴者驕奢淫逸，貧困者愁苦度日；貧困愁苦得不到賑濟，民眾就會難以維持生計；民眾無法生活，又不怕死，還會怕犯罪！這就是為什麼刑罰會越來越多，奸邪仍然得不到製止的原因。享受俸祿的官員，應該倚靠俸祿生活，不能再與民眾爭奪利益，隻有這樣，才能夠讓利益均衡，民眾也才能有養家活口的出路。這是天賦予的理，是上古所行的道，朝廷要製定製度，讓官員們遵照執行。在春秋時，魯國公儀休在魯國做丞相，回到家中看到妻子在織帛，生氣地將妻子趕出家門；公儀休在家中吃飯，吃到自家園子裏種的葵，生氣地將葵拔掉。公儀休說：“我已經享受了俸祿，怎麼還要去與種菜的園丁、織帛的女紅爭奪利益！”古代在位的賢士君子，想法都是一樣的，因此黎民百姓才會崇尚他們的美德，也才會聽從他們的教化；民眾得到了教化，以廉潔為美，就不會貪鄙。等到周王室衰微，卿大夫拋棄了義而追求利，沒有了謙讓之風，卻有了爭田之訟。詩人痛心疾首，做詩諷刺，說：“終南山高峻，岩石嶙峋，赫赫尹太師，民眾鄙視你。”官員好義，民眾就會向仁，風俗自然會向善；官員好利，民眾就會奸邪，風俗自然會衰敗。這樣看來，朝廷中的官員，時刻被黎民百姓所盯著，四麵八方注視著官員的行為。離的近的，看到你的行為，加以模仿，離得遠的，也會很快效仿；處於賢者的位置，竟做出連俗人都不齒的事情！那些處心積慮地貪求錢財，唯恐不足的人，是庶民百姓要做的；而追求仁義，常擔心百姓得不到教化，才是朝廷官員應時時考慮的。《易經》中說：“背負著財物，還要乘坐馬車，這是在召喚強盜。”乘車的人，應該是君子，背負東西，是小人所做的事情，坐在君子的位置上，卻想著要像庶民百姓一樣，如何謀取更多利益，禍患遲早會到來。坐在君子的位置上，就應該做君子要做的事情，像公儀休在魯國做丞相時那樣，做你應該做的。
《春秋》中強調各國諸侯應該統一在周天子下麵，把這看作是天地間不變的原則，古往今來應該遵循的道義。現在教師教授的道學有所差異，學生所學則容易產生分歧，百家言論，所倡導的主旨不同，朝廷無法將其統一；製定的製度經常會發生抵觸，官員百姓不知應該堅持哪一個。臣愚以為，凡是不屬於六經（《詩經》、《尚書》、《易經》、《禮經》、《樂經》、《春秋》）、孔子學說的，應該一律禁止、廢除，不要讓它們相互抵觸、幹擾。邪僻的學說應該受到製止，全國統一在經學下麵，製定製度有了明確的標準，民眾才知道應該遵循什麼。
對策完畢後，武帝任命董仲舒為江都國相，輔導江都易王劉非。江都易王劉非是武帝的哥哥，一貫驕橫，好勇鬥狠。董仲舒以禮義教導易王，劉非也非常敬重董仲舒。時間久了，易王與董仲舒閑聊，易王劉非說：“越王勾踐和大夫泄庸、文種、範蠡共同謀劃討伐吳國，最終滅亡吳國。孔子說殷紂王有三位仁者，寡人認為越王也有三位仁者。春秋時的齊桓公有疑問，要向管仲請教，寡人我有疑問，也要向君請教。”董仲舒回答：“臣愚蠢，不能回答高深的問題。但臣聽說春秋時的魯國國君請教柳下惠：‘我想討伐齊國，可以嗎？’柳下惠說：‘不可以。’柳下惠回家之後，臉上顯露出憂慮的神色，柳下惠說：‘我聽說討伐別人的國家，不可以向仁者請教，今天這種事情，國君為什麼要向我請教！’隻是被問了一句，柳下惠就已經感到羞恥，更何況設謀討伐吳國？從這點來看，越國沒有仁者。仁者，要堅持正義，不謀私利，沿著正確的道路前行，不計較功利，可以說，在孔子門下，五尺孩童都羞談五霸，因為五霸崇尚欺詐、暴力，而後再談論仁義。談論欺詐、暴力，孔子的學生羞於介入其中。五霸比起其它諸侯，已經是賢者，但比起三王來，隻能是片石與美玉相比。”江都易王說：“講得好。”
董仲舒在諸侯國擔任國相，從《春秋》中的災異變化，推演陰陽運行，因此在求雨時，製止各種陽，放縱各種陰，阻止下雨時則用相反的方法；在江都國推行這種方法，很靈驗。中途改任朝廷的中大夫。此前遼東郡的高廟、長陵（高帝的陵寢）園中的祠廟發生火災，董仲舒在家中推演，說明火災原因，寫出奏書，還沒有呈遞上去，主父偃來看望董仲舒，看到了奏書，心生妒忌，遂將董仲舒的奏書送給武帝看。武帝召集各位儒生討論，董仲舒的學生呂步舒不知道這是老師寫的，認為奏書中的內容荒謬。武帝於是將董仲舒逮捕，交予有關部門，按照漢朝法律判處死罪，武帝下詔予以赦免。以後董仲舒再也不敢隨便談論關於災異的事情。
董仲舒為人廉潔、正直。當時武帝正在對周邊的蠻夷用兵，公孫弘對於《春秋》的研究不如董仲舒，但公孫弘善於阿諛逢迎武帝，在朝中擔任公卿。董仲舒認為公孫弘隻懂得阿諛諂媚，公孫弘嫉恨董仲舒，膠西王劉端是武帝的哥哥，作為諸侯王，也是驕橫無比，幾次害死諸侯國中的二千石官員。公孫弘於是向武帝推薦：“隻有董仲舒到膠西國擔任國相，才能夠履行好職務。”膠西王劉端知道董仲舒是一位大儒，優待董仲舒，董仲舒擔心時間久了也會獲罪，最後還是以有病奏請免職。前後在兩個諸侯國擔任國相，兩位諸侯王都是驕橫跋扈，董仲舒以自己的正直率身垂範，為下屬做出表率，多次向諸侯王提出諍言，在諸侯國內推行教化，兩個諸侯國治理的都很好。等到離任回家，沒有考慮過添置家產，隻是著書治學，以此作為生活中追求的目標。
董仲舒在家中，朝廷如果有大的決策，仍然會派出使者、或者廷尉張湯親自到家中來谘詢，董仲舒的回答都能夠在典籍中找出依據。武帝剛繼位時，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在朝中先後擔任丞相，開始推崇儒學。到了董仲舒回答武帝的策問，漢朝正式確立以孔子的儒家學說作為國學，罷黜百家，在各郡縣設立文學官員，各州郡開始舉薦茂材孝廉。這些措施，均來自於董仲舒在策問中提出的諫言。董仲舒年老後，在家中壽終正寢。家眷後來遷至茂陵（武帝的陵寢）縣居住，董仲舒的兒子及孫子均是以學問做到大官。
董仲舒的著述，解釋經學主旨的，向朝廷遞上去的奏書，擔任諸侯國相時頒發的教令，共有一百二十二篇。解說《春秋》時發生的事情，以及成敗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這一類的文章，有幾十篇，達十幾萬言，都流傳了下來。選其中能夠切中時弊的對策，收錄在傳記中。
讚辭如下：劉向認為：“董仲舒有王佐之才，商代的伊尹，周代的呂望也不過如此，至於管仲、晏嬰，隻能輔佐春秋五霸，他們還有距離。”劉向的兒子劉歆則認為：“伊尹、呂望，輔佐聖人，沒有他們，聖王的事業難以獲得成功。顏淵死後，孔子說：‘唉！天要亡我啊。’意思是說顏淵稱得上是王佐之才，其他的弟子宰我、子貢、子遊、子夏還不行。董仲舒恰逢漢朝繼承秦朝毀棄百家學說之後，《六經》遭遇厄運，董仲舒發憤讀書，潛心鑽研，為以後的學者奠定了儒學的至尊地位，是儒學的領袖，可是仔細考察董仲舒的老師、朋友，溯其淵源，應該還不如孔子的學生子遊、子夏。認為管仲、晏嬰比不上董仲舒，伊尹、呂望也超不過董仲舒，這些話有些過譽。”到了劉向的曾孫劉龔，劉龔也善於評價人物，劉龔同意劉歆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