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廣川縣（今河北省棗強縣）人。從年輕時，董仲舒即鑽研《公羊春秋》，在景帝朝，董仲舒做了博士。董仲舒廣授學生，在教室裏掛上簾幕，教授經學。跟隨董仲舒受業的弟子有許多人，按照受業先後，再轉相傳授，有些學生甚至很少見到老師。據說董仲舒在鑽研學問期間，三年內沒有進出過住宅後的花園，其治學精神可謂刻苦。董仲舒是當時的大儒，進退有據，非禮不行，學生們對老師很尊敬。
武帝繼位後，詔令郡、諸侯國舉薦賢良文學士人，有一百餘人受到舉薦，董仲舒以賢良受到舉薦，回答皇帝策問。
皇帝製策書：朕繼承先帝傳下來的尊位、美德，希望能夠將尊位傳至於無窮，將美德施惠於海內，雖然肩負重任，然而知道守成至難，為此朕日夜思慮，難以安寧，政務千頭萬緒，唯恐有所缺失。因此招攬四方俊傑，有識之士，詔令郡太守、諸侯國相、列侯，須加以留意，舉薦賢良，舉薦品行高尚，又博學多才的士人，希望能與他們一起探討大道精神，以及治國理政的方略。今天看到舉薦上來的士大夫，個個意氣風發，舉止不凡，朕甚為欣喜。懇請士大夫們要盡心竭力，朕希望得到你們中肯的回答。
人們常說三皇五帝，治國理政之道，首先在於製作禮樂，而後才能夠天下和諧，後世百王莫不遵循這些道理。虞舜帝製樂，以《韶》樂為尊，周公製樂，以《勺》樂為美。聖王已逝，鍾鼓管弦之聲長存，可是大道卻在衰微，直到夏桀、商紂暴虐恣肆，致使王道受損。前後五百年時間，堅持道義的國君，手握權柄的士人，都希望能夠繼續先王的成法，補正缺失，校正時弊，這種想法世代不絕，仍然感到力不從心，而且王道日複一日，仍然在衰微下去，直至後世聖王，經過努力，這才遏製住頹勢。難道後世君王與先王倡導的不一樣？上天使其難以恢複原來的樣子，一定要讓他們反複地遭受挫折，有所反思，而後才能達到目的？嗚呼！君王終日操勞，夙興夜寐，希望從古人的智慧中，受到啟發，可為什麼仍然達不到理想的效果？三代獲得的天命，秘訣究竟在那裏？上天降下的災異，原因究竟在何處？生命長短，或夭折或長壽，人們具有的品德，或仁愛或鄙陋，常常會聽到這樣的議論，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多麼希望風俗淳樸，政令暢通，刑罰減少，奸邪絕蹤，百姓和諧，政治開明，要做出怎樣的努力，才能夠甘露普降，五穀豐登，德潤四海，草木向榮，三光照耀，寒暑承平，天地護佑，鬼神顯靈，惠施恩澤，域外兼容，天下共同享有一個太平世界。
士大夫們通曉先聖治國理政的方法，熟悉風俗教化的道理，了解時代轉換的因果關係。治學授徒，講授這些有很長時間了，請你們把治學的心得告訴朕。分出條目，切忌含糊，引用何術，指明出處。不必擔心不正直，不忠厚，拘泥於事務的官員們會為難你們，你們的上書，不會泄漏出去，會直接送到朕的手中，不必擔心。士大夫們要袒露胸臆，不要隱瞞，朕會仔細地閱讀你們的對策。
董仲舒對策，回答皇帝策問：
陛下發出德音，頒下明詔，詢問天命與治國理政間的關係，這些不是愚臣所能回答的。從《春秋》中記載的內容，臣審慎地加以對比研究，從中可以看出，前代有很多事情，都是上天與君王治國理政相互作用的結果，其引發的結果，令人敬畏。國家一旦出現危亡跡象，上天即會降臨災異，以此來發出警示，如果還不能自省，就會以更加嚴厲的災害來警告，還不知道改變，則最終會以敗亡來懲罰。從這一點來看，可以看出上天是仁愛的，君王需要敬畏天命，發現亂源，就要及時地加以修正。隻要不是無道的末世君王，上天都會盡力地加以扶持，使其轉危為安，事在人為而已。努力做學問，則會學識淵博，變得聰明；崇尚道義，德即能夠顯現出來，事業也會獲得成功；這些努力，均有著立竿見影的效果。《詩經》中說：“朝夕不懈。”《尚書》中說：“勉哉勉哉！”都是在勉勵君王要不斷地做出努力。
什麼是道，道是通向治國理政的正確道路，仁義禮樂均囊括在其中。上古時的聖王雖然離開人世，他們的子孫仍然能夠享受國祚數百年，這其中，禮樂教化起了很大作用。後世君王如果沒有製作禮樂，可以借用先王製作的禮樂，用以教化百姓。教化的效果不理想，隻能說明雅頌的禮樂還沒有普及，要想使得教化成功有效，一定要製作禮樂，禮樂，能夠輔助君王樹立道德。禮樂，可以幫助改變民風，優化民俗；用禮樂轉化民風、民俗，最容易操作，勸人向善的效果也最為顯著。柔和的樂聲發乎於情，傳入耳中，藏於骨髓。即使王道受到損傷，管弦之聲也不會因此而衰微。虞舜帝當年怎樣治理國家，後世人已經難以知曉，但虞舜帝倡導的雅頌禮樂遺風，卻被後世人繼承下來，這才有了孔子在齊國聽到《韶》樂，三月不知肉香的故事。國君都希望國泰民安，沒有人會希望國家走向敗亡，可是國家敗亡的事情仍然會發生，這是因為國君還不能重用賢者治國，施政的方法還有缺失，才會導致政衰國亡。道在周代幽王、厲王時期即已開始衰落，這並不是周代的道衰落，而是因為幽王、厲王沒有堅持正道。到了周宣王時期，周宣王思考先王的德政，努力興利除弊，恢複文王、武王的事業，周代的道又粲然複興。為此，詩人以華美的樂章歌頌，上天護佑，賢士輔政，後世稱誦，這些在詩歌中均有反映。這即是夙興夜寐，積德行善的結果。孔子說：“人能夠弘揚道，而非道來弘揚人。”治與亂，廢與興全在於人的掌握，遭遇衰世不是因為天命不可挽回，而是人君的行為荒謬，不符合先王的道而已。
臣聽說上天將天下授予某人，使其成為帝王，一定是某人有著超乎尋常的能力，然後受命於天。天下百姓向心歸附，如同兒女歸順父母一樣，上天此時會顯現出瑞兆。《尚書》中講：“白魚入於王舟，火焰覆蓋王屋，變成白烏鴉。”這是受命於天的瑞兆。周公說：“應哉應哉。”孔子說：“德不孤，必有鄰。”指的就是積德行善，而後產生了靈驗。到了後世帝王，開始奢侈淫靡，帝王不能撫恤百姓，諸侯相繼叛離，黎民遭到虐害，天下紛爭，昏君拋棄先王的德政，一味地強調刑罰。刑罰達不到效果，邪氣就會產生；邪氣蘊積在下麵，仇恨彌漫在上麵。上下不和，陰陽錯謬，妖孽叢生。此時災禍即開始產生。
臣聽說天命即是天的命令，人生下來就有性情，人的性情即是人的欲望。或夭折或長壽，或仁厚或鄙陋，經過陶冶，才能夠完善，不會一開始就盡善盡美，有的在治世時顯現，有的在亂世中出現，不完全一致。孔子說：“君子的德如風，小人的德如草，草被風吹，必偃倒。”堯、舜實行德政，百姓自然仁厚、長壽，桀、紂實行暴政，百姓自然夭折、鄙陋。君王從上到下實施教化，百姓接受教化，就如同用泥巴製作陶器，製造器皿，全在於陶工的修飾加工；又好像在鎔爐中冶煉金屬，而後鑄成器物，全在於冶鑄者的模形。《論語》中說：“安撫民眾，民眾則會向心歸善，鼓舞民眾，民眾則會齊心協力。”就是這個道理。
臣仔細研究了《春秋》中的要義，探求王道的開端，是在正月。它的排序是正次於王，王次於春。春天，是一年的開端；正道，是王道追求的目的。它的意思是，君王要對上接受天命，對下端正行為，正道是君王所追求的。君王要想有所作為，就要向天尋問做事的目的。天道的根本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因此陽常居於盛夏，孕育萬物生長；陰常居於隆冬，收藏儲存萬物。以此來看，天重視德而不強調用刑。天使得陽處於上位，主導萬物生長，讓陰處於下位，輔佐陽來收藏；陽沒有陰的輔佐，不能相輔相成，完成一年四季的更替。一年要以陽來成歲命名，這是天意。帝王做任何事情，均要秉承天意，因此要強調德政，而不能僅重視刑罰。不能用刑罰來治世，就如同不能用陰來為一年成歲命名。治國理政，以刑罰為主，會悖逆天德，先王不會這樣去做。現在不用先王的德去引導百官治國理政，而是以執法的酷吏來治國理政，這就是過多地強調了刑罰的作用！孔子說：“不教而誅謂之虐。”以虐政治理天下，而想要讓德政化被四海，是難以成功的。
臣仔細研究了《春秋》中的要義。一元的意思是什麼，“一”即是萬物的初始，元即是事物中的“大”。說“一”即是“元”，是顯示大是從初始發端的，以此來正本清源。《春秋》中探究本源，是從尊貴者開始。作為君王，端正君王即是端正朝廷，端正朝廷即是端正百官，端正百官即是端正萬民，端正萬民即是端正四方。四方得以端正，遠近就不敢不統一於正道，這樣做就不會再有邪氣從中作祟。陰陽和諧，而後風調雨順，百姓祥和，則會生育旺盛，此時即可以看到五穀豐登，草木茂盛，天地萬物均享受到潤澤，一切表現出美好，四海之內傳頌盛德，遠方蠻夷也會前來歸附，各種祥瑞，紛至遝來，王道自然就形成了。
孔子說：“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我該完了吧！”這是孔子認為自己的德行可以引來祥瑞，但是由於身份卑微，還不能引來祥瑞。現在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所處的尊位可以引來祥瑞，有引來祥瑞的身份，還有引來祥瑞的資本，行高而恩厚，智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是一位有道的君王。可是天地還沒有感應，祥瑞還沒有顯現，這是為什麼？是因為還沒有確立教化，百姓還沒有走上正途。民眾追求利益，如同水一樣，由高處向低處流動，不用教化來作為堤防，就不能遏製住民眾趨利的欲望，隻有確立教化，才能夠製止住奸邪貪婪，這就如同是修築堤壩，擋住水害，是必須要做的事情；廢棄教化，則會產生奸邪，此時再使用刑罰，也難以製止，這就如同是用堤壩阻攔洪水。上古時的聖王懂得這些道理，他們一旦南麵稱王，在治理天下時，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實施教化，把教化當作國家的首要任務。在國都內設立太學，在鄉邑設置庠序，所做的一切，均是為了教化，引導百姓向往仁厚，崇尚禮儀，謀求利益時要有所節製，上古時的刑罰很輕，犯禁的百姓也很少，就是因為教化在其中發揮了作用，是風俗醇美導致的結果。
繼承亂世的君王，要想清除上代留下來的惡行，同樣需要教化。教化發揮了作用，百姓就會有好的民風民俗，子孫後代因循繼承，經曆五六百年，王朝仍然不會衰落。周代的末年，是因為君王無道，最終失去天下。秦在衰周的後麵，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嚴禁文學，禁止私人挾書，拋棄禮儀，甚至厭惡討論禮儀製度，妄圖拋棄先王的治世之道，專注於恣肆妄為的法家治理，立國十四年，即國破家亡。自古以來，沒有像秦朝這樣，以亂治亂，使得民眾遭受刑罰的荼毒。秦政的危害，至今還沒有消除，秦政使得風俗澆薄，人民頑劣，摒棄禮儀，道德敗壞，已經達到無以複加的程度。孔子說：“腐朽之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圬（wū）。”漢朝繼承秦朝建國，繼承的社會，如同朽木糞牆一樣，要想用善來治理，難以湊效。法出而奸生，令行而詐起，如同揚湯止沸，抱薪救火，越治理問題越多，難以達到好的效果。這就如同是琴瑟已經不能調音，不如將其拆開，再重新裝配，才能夠重新演奏；製度已經敗壞到極點，隻有重新製定製度，徹底地改弦更張，才能夠治理好國家。現在應該改弦而不改弦，即使有最好的樂師，也難以將音調好；應該改變的製度，不加以改變，即使有大聖大賢，也難以治理好國家。漢在得到天下之後，常想很好地治理國家，至今達不到目的，就是沒有徹底地改變製度，很多應該修改的沒有修改。古人常講：“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漢朝建國已經七十餘年，想要把國家治理好，效果不佳，不如來一個徹底改革；從改革中求得大治，在大治中消除禍患，迎來福瑞。《詩經》中講：“賢君安民，天降福祿。”為政能夠為百姓帶來利益，自然會得到上天降下來的福瑞。仁義禮智信是不變的道理，作為君王，應該時時修養；能夠五者同時修養，自然會得到上天的幫助，享受鬼神的護佑，仁德也會影響至域外，為百姓帶來福祉。
武帝看了董仲舒的對策，感到很新奇，於是再次策問：
皇帝製策書：人們都說虞舜帝的時代，君王在遊廊上散步，無為而治，天下即可以享受太平。周文王時代，忙碌到夕陽西下，還顧不上吃飯，國家才能夠享有治理。帝王治國理政的方式，難道沒有一定之規？怎麼勞碌、安逸，情況會相差如此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