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粵國造反，西羌入侵邊郡。因為崤山以東的黃河水災，武帝考慮到百姓生活困苦，大赦天下罪犯，用南方戰船部隊二十餘萬人進攻南粵國，征發三河郡以西的騎兵出擊羌人部落，又派出數萬人渡過黃河修築令居城，開始設置張掖郡、酒泉郡，而在上郡、朔方郡、西河郡、河西郡增設屯田官，安排六十幾萬民眾移民至邊郡墾田、守邊，朝廷大舉向邊郡移民戍邊。此前要從中原地區整修道路，輸送糧餉，遠者三千裏路，近者也有千餘裏，都要依靠大司農安排調度。邊郡的戍邊武器裝備不足，武帝從工官掌握的武庫中征調兵器補充。戰車、戰馬匱乏，國庫中的資金有限，難以購置馬匹，武帝專門頒布詔令，詔令郡、諸侯國受封的列侯一直到三百石官吏捐獻母馬，送至全國各個亭，由亭負責飼養這些母馬，每年交納繁殖的馬駒作為利息。
齊國相卜式上書，請求父子從軍征伐南粵，為國家效命疆場。武帝下詔褒獎，賜卜式關內侯爵黃金四十斤、農田十頃，向天下布告，倡導官民學習，可是無人響應。朝廷封的列侯數多達百計，沒有一個人提出來願意從軍。在皇家祭祀祖廟時，少府檢查列侯上繳上來的助祭酎金，發現列侯上繳的助祭酎金多數不符合要求，人數達到百餘人，這些不符合助祭酎金要求的列侯統統被削去侯位。武帝拜卜式為禦史大夫。卜式上任後，看到郡國負責鹽鐵的官員工作不能盡責，生產出來的鐵器質量較差，價錢又高，還要強迫民眾購買。還有航船也要征收財產稅，用航船經商的人在減少，物資流通不暢，物價上漲，於是通過孔僅向武帝反映這些情況，武帝聽了很不高興。
朝廷連續用兵三年，平定了西羌叛亂，剿滅了南粵國和東越國，番禹以西直達蜀地的南端。武帝在蠻夷故地新設置十七個郡，按照當地民風民俗進行治理，不用繳納賦稅。南陽、漢中各郡，按照地區遠近，負擔新設立郡的官吏、士兵薪餉俸祿和物資供應，以及傳車、驛站馬匹行臥使用的被具、裝具。但是新設置的郡經常會發生造反事件，殺死朝廷派來的官吏，朝廷連續幾年征調南方漢軍前往征剿，每次多達一萬餘人，費用全部依靠大司農籌措。大司農責令均輸官從鹽鐵收入中補充開支，勉強維持。然而軍隊所經過的縣，縣裏還是要保證軍隊所需物資的供應，不能短缺，這些縣不敢談論朝廷有關減免賦稅的法令。
第二年，是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卜式被貶為太子太傅。由桑弘羊擔任治粟都尉，負責大司農事務，接替孔僅掌握全國鹽鐵專營事務。桑弘羊發現有很多官員在市場上套購貨物，導致物價上漲；國家征收的賦稅、各地征繳上來的賦稅物資輸送至長安，物資本身的價值，不夠低償沿途運輸所花費的費用。桑弘羊奏請皇帝設置大司農部丞幾十人，分別派往各郡、諸侯國，負責擔任郡、諸侯國中的均輸、鹽、鐵官員，詔令路途遙遠的郡、諸侯國，以其貨物在當地商人販賣時的價格為基準，折合成錢款繳納賦稅，輸送給朝廷。在京師設置物價平準官，負責全國商品、運輸價格的平衡。召集工官，負責製造運輸車輛，費用由大司農負擔。大司農下屬的官員總攬全國的物資流通，商品價格上漲過快，拋售物資、商品價格下降過快，則收購物資。這樣，豪商巨賈難以從物價漲跌中牟取暴利，有些商家操作不當，甚至會虧本，各種商品的價格不再出現暴漲暴跌的現象。以此來平抑全國的商品物價，起名稱叫做“平準”。武帝很讚賞這種做法，批準奏請。武帝此時已經可以騰出精力，於是向北巡遊抵達朔方郡，向東封祭泰山，巡幸海上，再沿著北部邊郡返回長安。所經過的郡縣，均給予賞賜，耗費的錦帛有一百餘萬匹，花費的金錢更是達億萬計，全部由大司農開支。
桑弘羊又奏請皇帝，詔令民眾用糧食買官，向官府繳納足夠的糧食，可以免刑抵罪。詔令三輔地區的民眾將繳納的糧食按照等級輸送至甘泉倉，達到一定數量，可以免除終身徭役，繳納糧食多的百姓，不再擔心被告發財產稅繳納不足。其他郡、諸侯國的民眾還可以將糧食輸送至急需的地方，各地的農事官員負責向京師輸送糧食，崤山以東每年向京師輸送的糧食增加至六百萬石。在一年時間內，太倉、甘泉倉的糧食全部爆滿。邊郡中儲備的糧食綽綽有餘，各地的均輸官員運送至京師的錦帛達到五百萬匹。民眾沒有增加賦稅，而全國的財政收入，已經可以滿足各項開支的需求。武帝賜桑弘羊為左庶長爵，另外加賜黃金二百斤。
當年出現小旱情，武帝詔令百官求雨。卜式諫言說：“政府官員的俸祿應該來自於國家賦稅，現在桑弘羊讓官吏們坐在市場上，像商人一樣經營商品，牟取利潤。把桑弘羊抓起來烹煮了，老天就會下雨。”武帝晚年，在武帝生病期間，拜桑弘羊為禦史大夫。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昭帝詔命各郡、諸侯國向朝廷舉薦賢良文學士人，詢問民間百姓疾苦，以及需要采取的措施，還有如何教化民眾。眾士人提出建議，奏請撤銷鹽鐵專賣、酒類專賣，廢除均輸官；政府不要與民爭利，引導百姓節儉。隻有這樣做，教化民眾才能夠收到效果。桑弘羊不同意，桑弘羊認為均輸、專賣政策，是國家的大政方針，這些政策的實施，保證了降服四夷、安頓邊郡，保證了國家財政收入，不能輕易放棄。桑弘羊同丞相田千秋一起向昭帝諫言，可以撤銷酒類專賣。桑弘羊認為自己對國家的經濟發展、財政收入做出了很大貢獻，想為子弟在朝中謀求官職。對大將軍霍光不滿，與上官桀等人謀反。昭帝元鳳元年（公元前80年）九月，桑弘羊因為謀反罪而被殺。
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五位皇帝，對先帝朝經濟政策的實施，沒有做出過大的改動。在元帝朝，曾經撤銷過鹽鐵官，元帝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冬天，又重新恢複。貢禹向元帝諫言：“鑄造錢幣需要采銅，一年內有十幾萬人不能參加農業生產，民眾因為盜鑄錢幣而犯法的人很多。在富人家裏，錢多得用不完，可仍然貪得無厭。民眾會因為羨慕奢侈而受到影響，棄本逐末，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在減少，奸邪得不到製止，都是因為錢幣的緣故。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應該撤銷開采金銀珠玉和鑄錢的官員，不再鑄造錢幣，廢除錢幣的流通，廢除以錢幣繳納賦稅的法律。繳納賦稅，官員的俸祿一律改為用實物布帛和糧食來兌現，讓百姓一心一意地從事農業生產。”討論的大臣們均認為，市場上的貨物流通，商品交易隻能通過貨幣，布帛又不能分割成尺寸。貢禹這才放棄建議。
從孝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由上林苑三官府鑄造五銖錢，到平帝元始年間（公元1-5年），全國一共鑄造五銖錢達二百八十億萬之多。
王莽在平帝朝，開始擔任攝政，改變漢朝製度，以周代有小錢大錢為依據，開始鑄造大錢，直徑為一寸二分，重十二銖，錢上的銘文為“大錢五十”。又鑄造了契刀、錯刀。契刀，上部形狀是環型，像一枚大錢，身形像刀，長二寸，銘文是“契刀五百”。錯刀，即是以黃金錯其銘文，銘文是“一刀直五千”。以上三種錢幣，與五銖錢共有四種錢幣，在市場上同時流通。
王莽篡漢後，做了真皇帝，認為“劉”字的書寫帶有金刀，於是取消了錯刀、契刀和五銖錢，重新製作金、銀、龜、貝、錢、布等貨幣，起名字叫做“寶貨”。
小錢直徑六分，重一銖，銘文是“小泉值一”；另一種直徑七分，重三銖，銘文是“幺泉一十”；另一種直徑八分，重五銖，銘文是“幼泉二十”；還有一種直徑九分，重七銖，銘文是“中泉三十”；還有一種錢幣直徑一寸，重九銖，銘文是“壯泉四十”。加上前邊鑄造的“大泉五十”，一共是六種錢幣，價值與銘文一致。
黃金以斤為單位，一斤黃金，價值一萬錢；白銀以流為單位，朱提縣產的白銀，八兩為一流，一流白銀，價值一千五百八十錢；其他地方產的白銀，八兩為一流，價值一千。銀子為二等貨幣。
大龜甲長一尺二寸，價值二千一百六十錢，其價值相當於大貝錢幣十朋。公龜長九寸，價值為五百錢，相當於壯貝幣十朋。侯龜長七寸以上，價值為三百，相當於幼貝幣十朋。子龜五寸以上，價值為一百，相當於小貝幣十朋。這是龜寶四品。
大貝直徑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價值二百一十六錢。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價值五十錢。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價值三十錢。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價值十個錢。不到一寸二分的，不合格，不能為朋，每枚價值三個錢。這是貝類貨幣的情況。
還有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一寸五分，重量為十五銖，銘文是“小布一百”。從小布往上，各遞增一分，增重一銖，銘文和布名一致，價值各加一百。一直到大布，長二寸四分，重量為一兩，價值一千錢。這是布錢幣十品的情況。
五種材質的貨幣，六種名稱，二十八種規格。
鑄造錢幣要使用銅作為原料，摻雜一定的鉛錫，銘文、錢的質量與錢的輪廓仍然仿照漢的五銖錢。金、銀製作的錢幣與其它金屬混雜，成色不純，龜甲不到五寸，貝不到六分，不能作為錢幣來使用。元龜須是蔡地出產的，士農工商不能收藏，如果家中有收藏，要送到太卜府衙兌換錢幣。
民眾被這些規定搞糊塗了，發行的貨幣難以在市場上流通使用。在暗地裏，民眾仍然使用漢朝的五銖錢。王莽為此而焦慮。下詔說：“膽敢非議井田製，繼續使用五銖錢的為惑眾罪，一旦發現，流放至遠方邊郡，與魑魅魍魎在一起居住。”於是農業、商業均受到影響，糧食產量、貨幣流通出現了很多問題，民眾抱怨的聲音不絕於耳。因為買賣田宅、奴婢、私鑄錢幣而犯罪的，從朝廷大臣，士大夫到庶民百姓，數不勝數。王莽知道民眾為此而怨聲載道，隻好讓價值一錢的小錢在市麵上流通，又加上大錢五十，二種貨幣同時流通，龜貝布等錢幣全部停止使用。
王莽性情急躁，容易衝動，在潛意識中不能無所作為，每次有了新想法，一定要從古人的典籍中找出依據，還要附會聖人的言論。國師公劉歆說周代有負責錢幣，商品流通的官員，賣不動的貨物，由官府來收購，在貨物緊俏時，再由官府來出售，這就是《易經》中所說的“理財義正辭嚴，百姓不敢胡為”。王莽於是下詔，王莽說：“周禮》中記載的，有負責賒賬、借貸的官員，《周書·樂語》中記載，有負責市場五均的官員，這些文獻中記載的官員，各負其責。按照古時候的設計，設置負責賒賬、借貸的官員，還有市場中的五均官，讓他們負起責任來，以方便庶民百姓，抑製兼並。”王莽遂在長安和洛陽、邯鄲、臨淄、宛城、成都五個城市設置五均官，將長安東西市令和洛陽、邯鄲、臨淄、宛城、成都的市長更改名稱為五均司市師。長安的東市令更改為京五均司市師，西市令則更改為畿五均司市師，洛陽更改為中五均司市師，其他的四個都城，將名稱更改為東西南北五均司市師。在每個集市，設置五名交易丞，一名錢府丞。工商業者，願意開采金銀銅錫鉛，還有貢獻龜甲貝殼的，一律向司市錢府丞申報登記，按照時令開采，捕獲龜貝。
王莽又從《周禮》中找出向民眾征稅的依據：田地不耕種，就不能出產糧食，要繳納三個男丁的賦稅；城郭中住宅旁不栽種果樹，就不能出產果品，要繳納三個男丁的布匹稅；民眾中有遊手好閑的，沒有正當職業的，每人要繳納一匹布的賦稅。不能交出布匹的，要為政府服雜役，由官府供給衣食。在山林水澤中獵取鳥獸蟲魚鱉，或者畜牧的百姓，婦女栽桑養蠶，織布紡績縫補者，工匠巫醫卜祝者，還有其他以技術謀生的民眾，商販遊賈坐堂開店的，開設旅館的，都要向官府申報從事的職業和所處的位置，除去本錢後，計算利潤，需要向官府繳納十分之一的利潤，作為稅收。如果隱瞞不報，或者自報不實，沒收所得收入，並且還要罰在官府服勞役一年。
各個市司，要在一年四個季度的第二個月，根據商品流通情況，確定物價，定出商品的上中下三種價格，作為市場中流通物價的平均價格，不受市場物價起伏的幹擾。民眾買賣糧食布帛絲綿等商品，這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在出現滯銷時，由均官確定價格，按照原進價格收購，不讓商家吃虧。物價上漲過快時，平抑物價，以低價賣給百姓。低於物價平均價格的，由百姓自行決定買賣，防止囤積物資，哄抬物價。民眾辦喪事，祭祀典禮缺乏資金的，錢府用工商稅的部分收入向民眾借貸，不收取利息，但借貸的時間不能超過十五天，喪事借貸不能超過三個月。民眾想治理產業，但苦於資金不夠，想貸款治產的，由政府貸給資金，除去必要的生產開支，所得利潤每年按照十分之一的稅率收取稅費。
羲和（大司農）魯匡說：“名山大川，鹽鐵錢布帛，五均負責賒貸的官員，由政府來掌握，隻有酒稅還沒有管起來。醇酒，是上天賜予的美味，是帝王用來頤養百姓的佳釀，祭祀祈福，涵養身體，調理疾病。在舉行典禮儀式時，少不了酒。因此《詩經》中說‘沒有酒去買一壺’，但《論語》中也說‘買來的酒不能喝’，這兩種說法其實並不相悖。《詩經》中說得是在太平年間，酒由官府專賣，酒味醇美，可以盡情享用。《論語》中孔子講的是在西周末期衰亂時，酒在民間買賣，酒的質量差，酒家不誠實，因此懷疑而不敢喝。現在不讓百姓買賣酒，百姓就不能在舉行祭祀典禮時享受醇酒的美味；放開來由私人釀造，不加限製，財政又會受到損失，百姓也會受到傷害。按照古時的做法，由官府負責釀酒，以二千五百石糧食釀造一均酒，開設一個壚坊來專門賣酒，以五十釀為一出售單位。一個釀酒單位需要使用粗米二斛，酒曲一斛，可以釀製六斛六鬥美酒。在市場上每月的初一賣酒，用去三斛米曲，計算得出的價格分為三份，以其中一份，作為一斛酒的平均價格。除去米曲本身的價格，將取得的利潤分為十份，七份交入官府，其它三份和酒醩、灰炭作為工錢、器具、薪柴的費用。”
羲和設置命士來監督五均六管，每郡安排幾個人，全部使用富商來擔任官職。洛陽的薛子仲、張長叔、臨淄的姓偉等人，乘坐政府的傳車謀取利益，在郡國中往來奔走。因為與郡縣中的官吏狼狽為奸，做了很多假帳，倉儲和賬本不符，百姓因此而怨聲載道。王莽知道民眾對此不滿，再次頒發詔令，說：“鹽，是飲食的主將；酒，是百藥的首長，宴會中的美味；鐵器是農業耕田中的利器；名山大川，蘊藏著豐富寶藏；五均官員向百姓賒賬、或者借貸，百姓希望能夠得到公平地對待，因為需要依賴這些來謀生；鑄造的錢幣，要便於流通，百姓需要在物資買賣中使用。這六件事情，不是百姓在家中可以完成的，必須通過市場來交換，才能夠辦到，有些商品的價格，即使昂貴，也不得不買。豪商巨賈，以強勢欺淩細民，先聖對此早就有預見，因此要嚴加管理。每種管理，都要製定法令，以防止作奸犯科，如果有人膽敢違犯，重罪可以判處死刑。”奸猾吏民仍然侵犯著百姓的利益，民眾苦不堪言，一時間民不聊生。
接下來第五年，到了天鳳元年（公元14年），王莽再次詔令使用金銀龜貝作為貨幣，隻是增減了價值。同時取消大小錢，改為鑄造鏟幣，名稱叫做“貨布”，長二寸五分，寬一寸，頭長八分餘，寬八分，圓的直徑有二分半，兩個足各長八分，中間寬有二分，銘文的右足是“貨”，左足是“布”，重二十五銖，價值二十五錢。貨泉直徑為一寸，重五銖，銘文的右邊是“貨”，左邊是“泉”，一枚價值一個錢，二種貨幣同時流通。又以大錢流通的時間太久，詔令取消，擔心民眾私自挾帶，於是王莽又詔令，民眾如果繼續使用大錢，與新貨泉的幣值是一比一兌換，流通六年後，大錢廢止使用。每次更換貨幣，都會導致大批民眾破產，或者因為觸犯法律，民眾被抓進監獄。王莽以鑄造私錢罪，判處民眾死刑，或者抵觸使用貨幣罪，將民眾流放至邊遠地區，為此而犯法的罪犯，不計其數。犯法的人太多，法不責眾，王莽又更改法律，私鑄錢幣的民眾，與妻子一起被沒入官府，罰為奴婢；官吏和鄰居知情不報者，按照同罪懲治；非議抵觸王莽新幣的，普通民眾罰作苦工一年，官吏免官。犯罪的人越來越多，罪犯和五家鄰居一起被關進監獄，郡、諸侯國用檻車鐵鎖，將他們押往長安的鍾官處服苦役，為此愁苦而死去的百姓有十分之六七。
鑄造布幣之後，天鳳六年（公元19年），匈奴的入侵更加頻繁，王莽招募全國的囚徒和家奴，組成軍隊，起名稱叫做“豬突豨勇”，戰爭中所需要的花費通過官吏向百姓征收賦稅來解決，每家都要繳納財產稅，三十取一。又詔令公卿以下官員，一直到郡縣的普通官吏，均要飼養軍馬，官吏完不成任務，轉嫁給普通百姓。民眾擺擺手都要觸犯法律，沒有心思種田、栽桑養蠶。加上徭役沉重，天旱、蝗災、蟲災接連不斷。製度也不完善，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竟然領不到應發的俸祿。政府中的官員，私下裏通過征收賦稅中飽私囊，或者賄賂長官，法律形同虛設。官吏依靠殘暴，在百姓中樹威，假借王莽製定的法令盤剝百姓。富人也難以幸免，貧苦的百姓無法生活，紛紛落草為寇，隱藏在山林間，官吏捕捉不到，幹脆隱瞞不報。於是形勢逐漸惡化，青州、徐州、荊楚地區嘯聚山林的造反民眾多達上萬人。因為戰爭中死亡，流放至邊遠地區被蠻夷抓走，獲罪而被捕被殺，加上饑饉、瘟疫、人相食，在王莽滅亡之前，全國的人口數量減少一半。
自從派出“豬突豨勇”後，在地皇四年（公元23年），漢軍在長安殺了王莽。到了更始三年（公元25年），世祖（東漢光武帝劉秀）接受天命，蕩滌王莽留下來的汙泥濁水，重新恢複鑄造漢五銖錢，全國又迎來新的氣象。
讚辭如下：《易經》中說：“裒（póu）多益寡，分配公平。”《尚書》中說：“貿易往來，互通有無。”周代有負責錢幣、市場、平衡物價的官員，《孟子》中曾經講過：“豬狗開始食人吃的食物，就應該收進糧食，野外開始出現餓死的人，就應該放開糧倉。”管仲的經濟政策，李悝的平糴措施，桑弘羊的均輸策略，耿壽昌的常平方法，都是從民生的角度來考慮實際問題。從古人那裏借鑒經驗，辦事情要從實際需要出發，為政者需要有良知，民眾才能夠從實施的政策中獲得利益，國家也才能夠長治久安。在武帝朝，國家的花費，從經濟政策的貫徹執行中，基本上滿足了國家開支的需要，百姓也沒有因為此而增加賦稅，這是次一等的。到了王莽執政時期，製度紊亂，奸宄弄權，官員百姓，均被折騰得疲憊不堪，哪裏還有等次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