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經過十三年，在孝景帝二年（公元前135年），景帝詔令全國，農民的田賦再減少一倍，每年的田賦確定為三十分之一。這以後，上郡以西發生了大旱災，朝廷重新實施賣爵令，減少賣爵的價錢，鼓勵民眾繳納糧食；犯罪的刑徒，也可以向官府交納糧食，借此可以抵消刑期甚至豁免罪刑。朝廷同時開始建造軍馬場，以滿足軍隊戰備的需要，還增加了皇宮裏的宮殿、行宮、車馬。但仍然向有關部門下詔，要重視農業生產，民眾也樂於從事農業生產。到了武帝繼位，距離漢朝建國已經有七十餘年的時間，國家沒有大事，沒有遭遇過大的水旱災害，民眾的生活富足，基本上達到了豐衣足食，國家的大小倉庫堆滿了糧食，國庫中有了充足的餘財。京師國庫中的銅錢，累積數達到數百萬萬，串銅錢用的繩子朽爛，錢多得無法計算。太倉中的陳糧每年不斷地更換，有些暴露在外麵，因為腐敗已經不能食用。民間街巷中有遊走的馬匹，農村田野間，馬匹則更是成群結隊，如果有人騎著母馬，還會不好意思去會見親朋好友。看守裏巷大門的小官吏，每天也能夠吃到上等的精米和肉食；有的官員做官在任上時間太久，在一個地方做官，孫子可以在當地長大成人；有的家族居然以官職作為姓氏。人人自愛而不願意觸犯法律，將道義放在首位，不肯做有失體麵的事情。在當時，法網疏闊，犯罪的人也少，民眾普遍富裕。有的地方，豪強開始恃財驕橫，乘勢兼並他人的土地，豪強的黨徒，在鄉村間橫行不法。皇室宗親有著自己的封國，公卿大夫以下爭相奢侈，居住的房屋，乘坐的車騎，僭越禮製的行為開始普遍，由盛而衰，這也是事務發展的規律。
接下來，武帝對外連年用兵，對內不斷地推行新政，民眾的徭役、各種花費大增，大量的民眾又開始脫離農業生產。董仲舒為此而向武帝上書，董仲舒說：“春秋》中對於其他糧食作物的記載不多，但是對於麥子、穀類作物收成不好，卻有著詳細記載，從中可以看出，聖人對五穀中的麥子和穀子最為重視。現在關中的風俗，不喜歡種植麥子，這樣關中每年就會缺少《春秋》中所重視的糧食作物，影響到民眾的吃飯問題。臣奏請陛下詔命大司農，要求關中農民多種些冬小麥，不要錯過農時。”又說：“上古時候向農民征收的田賦不過十分之一，這樣的賦稅，民眾還能負擔的起；每年役使民眾不過三天，民眾也能夠接受。民眾還有足夠的財力養老盡孝，同時交足國家的賦稅，家中娶妻養子，盡到愛護的責任，因此百姓樂意聽從國家召喚。到了秦代就不同了，秦國施行商鞅的法家治理，改變了先王製定的製度，廢除井田製，民眾可以自由地買賣土地，富有的人家田地連阡接陌，貧窮的人家沒有立錐之地，政府控製著山川、湖泊的收益，掌握著山林的出產，荒淫無度，相互攀比奢侈淫靡。城邑中有像國君那樣的貴人，裏巷中有像公侯那樣的富翁，在這樣的情況下，平民百姓還能不貧困？再加上民眾每年要有一個月為官府服勞役，除此以外，在居住地每人還要服上一年的兵役，在邊郡戍守一年，把這些都加起來，已經是古時候徭役的三十倍；田賦人頭稅，鹽鐵支出，是古代賦稅的二十倍。如果耕種的是豪紳的土地，還要負擔十分之五的田租。貧苦農民隻能是穿著牛馬衣，吃著豬狗食。再加上貪官汙吏的壓迫，濫施酷刑，民眾的愁怨無處可申訴，隻好逃亡進山林，落草為寇，罪犯充斥著道路，每年犯罪的案件成千上萬。漢朝建國以來，這種情況依然存在。古代的井田製已經難以維持，但也應該作為參考，限製民眾占有過多的農田，取有餘，以補不足，製止地方上豪強對於土地的兼並。把鹽鐵的利益返還給百姓。釋放豪門裏的奴、婢，廢除貴族可以擅自處死奴、婢的法令。減少賦稅，減省徭役，讓民眾有一個寬鬆的生存環境。改善國家的治理。”董仲舒死後，國家的賦稅、徭役仍然是變本加厲，國庫中出現財政空虛，甚至有人吃人的情況出現。
到了武帝末年，武帝終於幡然醒悟，痛悔此前執行的征伐政策，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武帝下詔說：“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發展農業生產。”武帝任命趙過擔任搜粟都尉。趙過大力推行代田法，在農田中分出三個田壟來。在田間的壟溝中，每年交替播種糧食作物，將此種耕作方法稱為代田法，這是遠古傳下來的方法。在上古後稷時，即已經開始利用壟、溝種田，二個耜交叉使用，犁出一尺深和一尺寬的壟和溝，一直犁到地頭。每一畝要犁出三個壟和溝，一個農民種植一百畝土地，可以犁出三百條壟和溝，種子播種在溝中。當苗長出三個葉子時，鋤去壟上的草，用壟上的土培植苗根。《詩經》中講：“鋤草培土辛苦忙，小米高粱長勢旺。”耘，就是除草。耔（zǐ），就是為苗根培土，為的是讓禾苗茁壯生長，為根部培土要及時。到了盛夏，壟上的土已經全部培在苗根部，溝壟填平，此時的植物根深而且茁壯，能夠抗倒伏、耐幹旱，莊稼長得鬱鬱蔥蔥，茁壯茂盛。在當時，推廣的耕田、耘草、播種農具，都非常靈巧好用。十二個農民，大致可以耕種一千二百畝土地，一口水井，一座廬舍，折合成漢朝的田畝為五百畝，用改良的雙鏵犁駕上二頭牛，由三個人協調犁地。一年的收獲，比沒有進行壟溝深耕細作的，每畝地可以多生產出十鬥糧食，種的好的，還要加倍。趙過派人到太常負責的郡、和三輔地區指導用古時候的代田法實施耕種，大司農也安排農技高超的官奴參與到推廣工作中去，製作出新型的改良農具。二千石官員派遣縣令、長、三老、鄉官和裏巷中的父老，善於種田的能人幫助推廣，掌握新的農具，學習耕種保苗的技術。百姓中因為貧困沒有耕牛的，不能深翻土地，平都縣令光協助趙過指導農民用人力來拉犁。趙過向皇上推薦光擔任搜粟都尉丞，一起指導農民換工拉犁，進行耕作。在人多的情況下，每天大致可以深耕三十畝地，少的也有十三畝，因此大多數農田都得到了深耕。趙過試著在離宮指導擔任護衛的衛兵耕種宮殿周圍的空地，每畝地收獲比周圍的農田可以多產出一斛（十鬥）糧食。武帝詔令有爵位的人家也可以耕種三輔地區的公田，趙過又在邊郡和居延城周邊指導新的耕作方法。再後來，邊郡、河東郡、弘農郡、三輔地區、太常掌握的郡，民眾都開始實施代田法，用力少而收獲的糧食多。
到了昭帝朝，流離失所的民眾陸續返回家園，大量地開墾農田，國家的糧食儲備也在不斷地增加。宣帝繼位之後，朝廷選用的官吏大多數比較能幹，百姓得以安居樂業，加上連年豐收，穀米的價錢下降至每石米五個錢，穀賤傷農，農民的利益再次受到衝擊。在當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精通計算，對商業利益、經濟效益頗有研究，受到宣帝重用。五鳳年間（公元前57-前54年），耿壽昌向宣帝諫言說：“按照慣例，每年從崤山以東漕運糧食四百萬斛，供給京師享用，需要動用民工六萬人，如果改在三輔地區、弘農郡、河東郡、上黨郡、太原郡征集糧食，可以減少崤山以東一半的運糧人員。”又建議增加捕撈海魚的稅收，宣帝采納了耿壽昌提出的所有建議。禦史大夫蕭望之上奏，蕭望之說：“原禦史大夫府掾史徐宮的家鄉在東萊郡，他說往年增加海魚的捕撈稅，海魚的產量減少。老人們都說，在武帝朝，官府曾經官營海魚捕撈業，海魚的產量大為減少。後來恢複為由漁民自主捕魚，海魚的產量才逐漸增加上來。這是陰陽錯位產生的結果，物以類推，世間的事情是相通的。現在壽昌想就近采購關內的糧食，需要修築糧倉，還要造船，花費達二萬萬錢，這樣做需要動用很多的民工，一旦有了旱災，民眾又會遭受饑困。壽昌熟悉商業利益，隻會在輜銖小利上算計，缺乏長遠考慮，難以托付重任，應該按照過去的政策辦。”宣帝沒有理睬他。運糧改變了路線，果然方便許多，耿壽昌隨後建議在邊郡修建糧倉，在穀賤的時候提高收購價格，大量買進農民的餘糧，讓農民獲利。穀貴的時候，則低價售出儲備糧，平抑穀價。這種措施稱為“常平倉”，民眾極力稱讚這種惠民政策。宣帝下詔，賜耿壽昌關內侯爵。當時蔡癸也熟悉農業生產，被派下去指導郡、諸侯國的農業生產，最終也成為朝廷的重要大臣。
元帝繼位初，全國有許多地方爆發水災，崤山以東被水淹的郡、諸侯國有十一個之多。元帝繼位第二年，齊地出現大饑荒，糧食每石賣到三百餘錢，很多民眾餓死，琅琊郡出現人相食的情況。擔任朝廷重要職務的儒生們，都說應該撤銷鹽、鐵官營和北假地區的田官以及常平倉，不要與民爭利。元帝采納了這些建議，撤銷了這些機構和官員。又撤銷了建章宮和甘泉宮的衛士，以及表演角抵戲的武士。還撤銷了齊國的三服官，縮小皇室禁苑的範圍，將皇家掌握的公田交予貧民耕種，減少諸侯國宗廟裏的一半守護人員。又減少了關中駐軍五百人，讓他們去轉運糧食，以賑濟受災的貧民。後來由於財政困難，也隻恢複了鹽、鐵專營。
在成帝朝，國家內外沒有戰爭，那些年國家太平無事，民眾中奢侈的現象變得日益嚴重，不把糧食儲備當作一回事。在成帝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梁國、平原郡發生水災，百姓饑困，再次出現人吃人的情況，有些州部刺史、郡太守、諸侯國相因為此而遭到免職。
哀帝繼位以後，師丹作為輔弼大臣提出諫言，師丹說：“上古時的聖王都要製定井田製，而後國家才能夠太平祥和。孝文皇帝總結周王室的衰亡和秦朝末年的戰亂為國家疲敝、國庫空虛。因此鼓勵農民大力發展農業生產，栽桑養蠶，而且身體力行，率先垂範，厲行節儉。民眾的生活富裕起來，沒有出現土地兼並的現象，因此也沒有限製民眾占有田地的數量，以及家中蓄養奴婢的數量。現在經過數代皇帝二百年來的太平盛世，地方上的豪強家產動輒數萬萬，而貧弱百姓則是日益貧困。君主執政，重視過去的製度建設和經驗教訓，不輕易加以改動，一定要改的，也是因為必須改。但也不是全改，隻是做出適當的調整。”皇帝將師丹的奏議交予朝中大臣們討論。丞相孔光、大司空（禦史大夫）何武上奏，他們說：“諸侯王、列侯在封國內封邑中均享有土地，長安的列侯，公主也在縣裏、道裏享有土地。除此以外，從關內侯、官吏到普通百姓，占有田地的一律不準超過三十頃。諸侯王隻能擁有二百位奴婢，列侯、公主擁有一百位奴婢，關內侯、普通官吏和百姓隻能擁有三十位奴婢。以三年作為限期，過期仍然不遵照詔令執行的，多出來的田地奴婢，一律由國家沒收。”一時間，買賣田宅奴婢的價錢銳減，外戚丁氏、傅氏在當時掌握著朝政，董賢受到哀帝寵幸，紛紛提出反對意見，阻礙詔令的執行。最後隻得將執行的時間延期，以至於最終不了了之。皇帝的宮殿、房屋、苑囿、府庫中的寶藏極其奢侈豐富，百姓家中的財產，雖然不能與文帝、景帝朝相比，但國家的人口數量已經達到了漢朝建國以來的最高峰。
平帝駕崩，王莽攝政，而後乘機篡漢。王莽繼承了漢朝十幾代皇帝二百多年來的財富積累，匈奴當時向朝廷稱臣，作為藩國，邊疆周圍各個少數民族也臣服於中國，交通便利，舟車所能抵達的地方，一律向朝廷稱臣，國庫充盈，百姓富足，天下一片升平跡象。王莽一朝擁有，其內心仍然不能滿足，鄙視漢廷已經製定下的製度，認為還不夠完備，過於疏闊。從宣帝朝，即開始賜予匈奴單於印璽，與漢朝的天子一樣，在西南地區，皇帝封夷人君長為鉤町王。王莽此時卻派出使臣，要換回匈奴單於的王印，貶黜鉤町王為侯，致使夷狄怨恨，從此以後，夷狄開始頻繁地襲擾漢朝邊郡。王莽隨後調動朝廷大軍，達三十萬之多，十路並進，妄圖一舉滅亡匈奴；王莽征發全國的囚徒、男丁、武士輸送貯藏在各地的兵器和戰爭物資，從沿海，到江淮一帶一直運送到北部邊郡，還要派出朝廷的使臣沿路督查，全國為此而大動幹戈，海內擾動。王莽又要模仿上古時的禮製，不考慮是否適合當時情況，重新劃分州郡，改動官職的名稱。王莽頒布詔令，王莽說：“漢代減輕田賦，向國家繳納三十分之一的田賦，卻附帶了兵役賦，連身有殘疾的人也要繳納賦稅，而地方上的豪強仗勢欺人，將田地租給貧民，田賦名義上是三十分之一，到了農民手中，已經是十分之五。有錢人驕橫不法，貧民被逼迫無奈而作奸犯科，導致觸犯法律，遭受刑罰。現在須將全國所有的田地收歸國有，改名稱為‘王田’，奴、婢的名稱改為‘私屬’，一律不許進行買賣。男子一家不滿八口人的，田地超過九百畝的，多餘的田地要分予親屬中的九族或者同鄉。”如果有抗命不遵的百姓，重的可以判處死刑。製度施行以後，完全不具有操作性，官吏從中乘機大肆舞弊，全國的官吏百姓對於王莽的頻繁改製，一片嘩然，因此而受到懲罰的人越來越多。
改革過去了三年，王莽知道改革已經難以推行，又下詔全國的王田以及家中的奴婢，所謂的“私屬”還可以買賣，不算作違犯法律。可是製定的刑罰又過於嚴酷，其他政令錯誤百出，相互抵觸。守衛邊郡的士兵達到二十餘萬人，需要國家供給衣食，常感到用度不足，王莽遂在國內橫征暴斂，民眾遂變得越發貧困。再加上遇到大旱，糧食達不到正常年份的收成，穀價暴漲。
王莽執政末年，全國盜賊蜂起，王莽派出大軍鎮壓，派出去的將領大權在握，在京師外為非作歹。北部邊郡和青州、徐州等地出現了人吃人的情況，洛陽以東的米價貴至每石二千錢。王莽派出朝中的三公、將軍打開崤山以東的國庫糧倉，賑濟貧困百姓，又分頭派遣大夫謁者，指導百姓用木頭煮粥吃。這樣的粥根本不能吃，更增加了百姓的怨恨情緒。崤山以東的流民，湧入關中的達數十萬人，朝廷隻好安排養贍官開倉放糧，放糧的官吏卻乘機從中舞弊，餓死的百姓達十分之七八。王莽不敢承認這是政策失誤招致的惡果，卻下詔說：“我遭遇陽九的厄運，又碰到一百零六年一遇的災禍，旱災、霜災、蝗災、饑饉接踵而至，還有那些夷狄來襲擾中國，盜賊也在乘機作亂，百姓流離失所，我很難過，這些災難很快就會過去。”說完此話當年，王莽即告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