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說：“善用兵者，不必列陣；善列陣者，不必交戰；善交戰者，不懼言敗；願言敗者，不懼滅亡。”這就如同舜帝設置百官，皋陶設置司法官，是因為“蠻夷猾夏，賊寇奸宄。”但並沒有對他們施以征伐，這是善用兵者，不必列陣。商湯、周武王出征之前，列陣宣誓，並不立即擒拿夏桀、商紂，這是善列陣者，不必交戰。齊桓公懾服南邊的楚國，迫使楚國向周王室進貢，向北征討山戎國，為燕國解除邊患，存續滅絕的諸侯，找回諸侯們的繼承人，成為五霸中的首霸，這是善戰者，不懼言敗。楚昭王（公元前515-前489年）遭受吳王闔廬的打擊，亡國出逃，楚國的父老們相送。昭王說：“鄉親們，回去吧！你們還愁沒有新的國君嗎？”父老們說：“再沒有像您這樣的賢君哪！”願意跟隨著楚王逃亡。申包胥趕赴秦國，向秦惠公哭訴求救，秦王終於出兵。二國合兵一處，趕走吳國的軍隊，楚昭王返國，這是願言敗者，不懼滅亡。秦國通過四代君王的努力，憑借著秦地的山河險阻，任用白起、王翦這樣的虎狼猛將，奮其爪牙，滅亡六國，兼並天下。但是窮兵黷武的結果，是天下百姓不願意親附，最後在刑徒陳勝、吳廣掀起的滅秦狂濤中，如狂飆一樣的義軍，同仇敵愾，風卷殘雲，一舉推翻了秦朝（公元前206年）。這是用兵最失敗的極端例子。凡是用兵，同時要想到存亡繼續，除暴安良。像伊尹、呂尚那樣用兵，子孫後代才會享有祖宗留下來的封邑，與商代、周代一起，存續始終。到了戰國，信奉陰謀詭計，以殘暴作為時尚，為了爭奪城邑，一定要殺人盈城，為了爭奪土地，一定要殺人遍野。孫武、吳起、商鞅、白起這些人，最終是身遭屠戮，在他們死後，他們為之效命的國家，還依然存在。惡的結果最終獲得的是惡報，自己播下的種子，最終嚐到的是結出來的苦果，這真是天理昭彰。
漢朝建國之後，高祖秉持神武之材，寬厚仁慈，招攬英雄，推翻強秦，誅殺項羽。任命蕭何、曹參擔任丞相，采用張良、陳平獻出的奇計妙策，發揮陸賈、酈食其的善辨口才，重用叔孫通，為漢朝製定禮儀製度，文官、武將，各顯其能，成就了建國大業。天下安定之後，仍然延續著秦國的軍製，在郡國設置軍民合一的步兵，在京師駐紮有南軍、北軍兩支衛戍部隊。武帝平定百粵之後，又在京師增設了由校尉率領的七支部隊，京師外有樓船水軍，每年按時操練，習武備戰。在元帝朝，元帝按照貢禹的建議，撤銷步兵角抵戲，但是從沒有停止過對於軍隊的訓練，整軍習武。
古人講：“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民眾均會用到，缺一不可，誰敢廢棄軍隊？”家法不能缺少鞭子、棍棒；國家不能缺少刑罰，不能少了軍隊征伐，更不能偃軍息武；在使用中，有輕重緩急，有本末之分；在實踐中，有逆有順。孔子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禮儀製度，是用來推行教化的利器，軍隊、監獄，是用來治國理政的輔助。禮儀教化成功，軍隊的作用即會增強；道德力量廣泛，監獄就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夏商周三代前期之所以繁榮昌盛，達到刑獄擱置不用，軍隊休戰，全在於文武兩個方麵，運用的有張有弛，帝王的德政發揮到了極致。
在上古時，周代製定法律，分為輕、中、重三種，用來管理諸侯，治理天下：其一，對新建的諸侯國使用輕典；其二：對安分守法的諸侯國使用中典；其三，對篡弑謀逆的諸侯國使用重典。還有五種常用的刑罰，判處黥刑的，適合五百種罪行；判處劓刑的，適合五百種罪行；判處宮刑的，適合五百種罪行；判處刖刑的，適合五百種罪行；判處死刑的，適合五百種罪行，對於安分守法的諸侯使用中典。斬殺罪犯，將屍首留在市場上示眾；判處黥刑的罪犯，安排其看守城門；判處劓刑的罪犯，安排其守衛邊境；判處宮刑的罪犯，安排其在宮廷內服務；判處刖刑的罪犯，安排其看守園囿；判處耐刑的罪犯，安排其看守倉庫。已經受到判決的罪犯，男子沒入官府服役，女子在舂人、槁人（周代的官名）的管轄下勞動。已經獲有爵位，年齡達到七十歲的罪犯，七歲的兒童還未更換牙齒之前，免除刑罰。
周王室衰落之後、周穆王年老昏瞆，詔命司寇呂侯審時度勢，製定刑法，以警示四方諸侯。適合黥刑的罪狀，增加至一千條；適合劓刑的罪狀，增加至一千條；還有適合髕刑的罪狀，達到五百條；減少了適合宮刑的罪狀，仍然有三百條；適合大辟殺頭的罪狀，有二百條之多。五種刑罰，針對三千條罪狀，超過了對守法的諸侯，適合五百種罪狀的懲罰，施行了對待亂邦，采用重典的懲罰。
在春秋時期，王道遭受破壞，教化已經不能再發揮作用，子產在鄭國擔任丞相，將刑罰的法典鑄刻在鼎上，晉國大夫羊舌肸（xī）指責子產，說：“過去先王就事論事，進行處罰，不公布刑法。擔心的是百姓知道刑法後，會與官府爭訟，不容易駕馭。因此平時以禮儀來約束他們，發生糾紛，則用政令來糾正他們。以禮儀作為行為的規範，以信用考察行為的結果，以仁義對行為進行約束。給予俸祿，勉勵人們接受教化，製定刑法，懲戒過分的欲求。煞費苦心，仍然擔心百姓不服從教化，再以忠誠進行勸誘，以善惡警示百姓，教導人們要通曉事理，相互之間，要和睦相處，對待上司要敬重，遇到困難要堅強，處理問題要果斷。還要訪求通曉哲理的賢者輔佐國君，任用斷案公平的官員，恪守忠信的長者，對人仁慈和善的師長。隻有這樣，百姓才容易治理，才不會出現禍亂。如果民眾知道了法律，對國君就不會再產生敬畏之感，有了與國君爭訟的依據，他們就會引經據典，知道那些事情可以做，以圖僥幸，去獲取成功，這樣，百姓就不再容易治理。夏代出現了亂政，才製定禹刑；商代出現了亂政，才製定湯刑；周代出現了亂政，才製定九刑。這三種刑法的出現，均是在朝代的末世，不得已而為之。現在子產在鄭國擔任丞相，製定刑法，還要鑄刻在鼎上，用來治理百姓，這不是在自討苦吃嗎！《詩經》中說：‘法律要參考文王的德政，以安定四方。’還說：‘參考文王的德政，製定法律，可以使得萬邦來歸。’子產這樣做，刑法將會發揮怎樣的作用？百姓知道了爭端的界限，就會拋棄禮儀，而求助於法律。一些細微的事情，也會爭個你死我活，到那時，監獄裏充滿了刑犯，貪汙賄賂也將會橫行無忌。在子產這一代，鄭國難道要敗亡嗎！”子產回答羊舌肸（xī）：“像你所說的，我才能不夠，不能顧及到下一代，我現在要解決的，是當下需要解決的問題。”政治的輕率，從此開始。孔子為此而感傷，說：“用道德引導，用禮儀限製，則能使得百姓懂得恥辱，而且會自覺地遵守法律，不再犯罪；用政令引導，用刑罰懲治，可以限製百姓犯罪，但不能讓百姓懂得恥辱。”“禮樂教化不興，則刑罰使用不會準確；刑罰使用不準確，則民無所措手足。”魯國的孟孫氏讓陽膚擔任監獄官，向孔子的弟子曾子請教，曾子說：“上失其道，民眾離心離德已經很久了。假若審案清楚，不必歡喜，隻有哀憐那些受到刑法懲處的人。”
到了戰國時期，王道衰微，韓國任命申不害擔任丞相，秦國重用商秧，製定連坐法，此後就有了滅三族的酷刑。還增加了肉刑，增加了處死的方法，像鑿開犯人的顱骨、抽取犯人的脅骨、把犯人放在鼎鑊中烹煮，可謂是花樣繁多。
到了秦始皇執政時期，秦國吞並六國，天下歸秦，秦國遂廢棄了先王製定的禮儀製度，撤銷了進行禮義教化的官吏，專門實施刑罰。始皇帝親自處理案件，白天處理刑案，晚上處理政府公文，皇帝規定自己一天的工作量，案件和公文加在一起，重達一石。但是仍然不能免除奸邪橫行，犯罪的人道路相望，監獄遍布全國，天下百姓愁怨，終於起來造反。
秦末造反的義軍攻入武關，高祖進入關中以後，與秦地百姓約法三章，高祖說：“殺人者死，傷人和偷盜，按照罪行大小，給予懲罰。”取消繁瑣苛刻的秦朝法律，秦地的百姓歡欣喜悅。再後來由於諸侯國還沒有安定，戰爭還沒有結束，約定的三章法規已經不足以懲治犯罪，於是相國蕭何挑選適用的秦國法律，結合實際情況，又製定了九章法律條文（盜律、賊律、囚律、捕律、雜律、具律、戶律、興律、廄律等九章。）。
在惠帝朝、呂後執政時期，百姓剛走出戰爭的泥沼，人們關心的是撫育幼小，贍養老人。蕭何、曹參先後擔任丞相，以清淨無為來治理國家，讓百姓自由地選擇生活，不加以幹涉，國家的經濟逐步得以恢複，也很少使用刑罰。
在孝文帝繼位後，文帝繼續奉行清淨無為的治國理政政策，勸導百姓重視農業，栽桑養蠶，減少賦稅。朝廷在職的將相都是當年跟隨高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不重形式，講究實際，厭惡秦國的惡政，朝廷中製定的政策，以寬厚為務，痛恨在背後議論他人，形成風氣，誣告的案件也少了很多。官吏恪盡職守，百姓安居樂業；國家財富日積月累，不斷地增多；人口繁衍，人口數量也在迅速地增加。民風醇樸，法網疏闊。文帝選擇張釋之擔任廷尉，決獄判案，疑案從寬、從無，刑事案件大為減少，每年判案的數量僅有四百件。全國案件如此稀少，有刑獄擱置不用的美譽。
文帝繼位第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齊國太倉令淳於意有罪，應處以肉刑，詔獄將淳於意押解至長安。淳於意沒有男孩兒，有五個女兒，在被逮捕的時候，淳於意罵自己的女兒，說：“生孩子沒有生下男孩兒，遇到情況緊急，一點用都沒有！”小女兒緹縈（tíyíng）非常難過，跟隨著父親，一路哭著來到長安，向文帝上書說：“妾的父親是政府官吏，齊國人都說他為官清正廉潔，現在因為觸犯朝廷法律，要處以肉刑。妾非常難過，人死不能複生，肉刑後不能恢複原來的肢體，就是以後願意改過自新，也不能再彌補身體的損失。妾願意作為官家的奴婢，為父親贖罪，讓父親還有改過自新的機會。”上書交予天子，文帝讀了後，非常感動，遂下令，說：“製詔書予禦史中丞：‘人們常說在舜帝時，給有罪的人衣服上畫上圖案，這就是給予懲罰，百姓因此而不敢犯罪，治理百姓竟然有如此好的效果！現在僅肉刑就有三種，而犯罪仍然得不到製止，原因究竟在那裏？是朕的德能不夠，教化還不能普及！我為此而慚愧。教化還是引導不到位，才使得百姓陷入法網。《詩經》中說’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現在百姓有罪，不進行教育，就直接予以懲罰，他們想棄惡從善，身體卻已經受到損傷，朕對此很同情。肉刑要切斷人的肢體，在肌膚上刻字，終身不能去除，這樣的刑罰給人帶來的痛苦太大，缺乏道德！國君還怎麼為民父母？廢除肉刑，用別的形式來代替。按照罪人犯罪的輕重定罪，隻要不逃跑，到一定時間即可免除懲罰。以此為令。”
丞相張蒼、禦史大夫馮敬上奏，說：“以肉刑製止犯罪，由來已久。陛下現在頒布明詔，同情天下犯罪的百姓，一旦受刑，終身受誤，那些想改過自新的罪人，也失去了補過的機會，可謂盛德，臣等沒有想到這些。在此，臣向皇帝建議，製定新的法律：應該判為耐刑的，男子改為城旦，女子改為舂刑；應該判為黥刑的，男子改為髡發、戴刑具服城旦刑，女子改為舂刑；應該判為劓刑的，改為笞打三百下；應該判為斬左腳的，改為笞打五百下；應該判為斬右腳的，以及殺人自首的，還有官吏受賄枉法的，監守政府財物自盜的，罪犯重新獲罪的，一律殺頭示眾。案件判決完畢，耐罪改為男子城旦，女子改為舂刑的，滿三年後，男子改為采薪，女子改為擇米。鬼薪（男子采薪）、白粲（女子擇米）滿一年的，改為沒入官府為奴、婢。奴、婢做滿一年，可免為庶人。奴、婢需要服兩年刑的，改為到邊郡服役。服役滿一年的，或相當於服刑滿二年的，一律免為庶人。有中途逃跑和重新犯耐罪以上罪行的，不適用這個法律。以前判決城旦、舂刑的罪犯，沒有被監禁的，服完城旦、舂刑後，予以免罪。臣冒死奏請批準。”文帝製詔書，說：“照此辦理。”從此以後，對外有了減輕刑罰的好名聲，但施行起來卻帶來新的問題。斬右腳的改為死刑，斬左腳的笞打五百下，判決劓刑的犯人，打到三百下時，就已經打死了。
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景帝又下詔，說：“增加笞打的次數與重罪無異，即使不死，也會打成殘廢。重新製定法律：笞打五百下的改為三百，笞打三百下的改為二百。”但仍然不能保全性命。到了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景帝又下詔，說：“增加笞打次數的，有的一直打到死，該打的次數還沒有打完，朕對此非常同情。再減少數量，該打三百下的打二百，該打二百下的打一百。”又說：“笞打，也是為了教育，製定笞刑的捶令。”丞相劉舍、禦史大夫衛綰奏請：“打人的刑具，長五尺，手持的上端寬一寸，用竹子製造，末端寬半寸，把竹節鏟平。用竹板打屁股。中途不能換人，懲罰一個犯人結束後，才能換人。”這以後，接受笞刑的犯人才得以存活，可酷吏還是經常在實施刑罰時濫施威風。死刑判得太重，生刑又顯得太輕，百姓容易觸犯法律。
武帝繼位以後，熱衷於開疆拓土、又喜歡奢侈淫靡的生活，橫征暴斂，百姓生活困苦，窮苦的百姓觸犯法律，酷吏則濫施刑法斷案，但仍然不能製止犯罪，於是武帝任命張湯、趙禹等酷吏，將法律條文再細化，諸如知法犯法，知情不報，監管不力，負責的官員也要負連帶責任，對判案的官員重罪輕判、輕罪重判，對應處罰的犯人提前釋放，都要處以重刑。在此之後，酷吏玩弄法律條文，以案例作為判案依據，疑案重判的事例層出不窮，法網織得更加嚴密。細化的法令達到三百五十九章，判處死罪的有四百零九條，具體案例可以作為參照的有一千八百八十二件事情；死罪按照已判案例作為依據，進行對比後即可判案，有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件事情，可以參照執行。作為法律依據的文書，裝滿了幾棟房屋，就連熟知判案的官員，也不能逐一了解。以至於，負責判案的郡、諸侯國官員無所適從，常出現同罪而判罰有別的情況。貪瀆的官吏則乘機從中營私舞弊，想讓罪犯活命，即參照可活的案例；想判罪犯死刑，即參照死罪的案例；受到處罰的犯人，沒有不鳴冤叫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