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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類似於天地的形貌，有仁、義、禮、智、信五種品行。人聰明而有智慧，是天地間萬物中的精靈。人的手足不足以滿足對物資的需求，雙足奔跑不足以躲避危險，身上的毛發不足以禦寒，為了滿足這些需求，人還要利用自然界中的各種物資，用以養生。人通過智慧，而不完全憑借力量，這即是人與動物之間，所表現出的最可貴的地方。為了滿足需求，人們需要組織起來，通過集體的力量來達成目的。不具備仁愛，人則不能組成集體，沒有集體的力量，人就難以戰勝自然，滿足需要。組織起來之後，人們在分配物資時，即會產生差異，恃強淩弱的現象，也會隨之產生，品德高尚的人，會表現出謙虛禮讓，對於公眾施以仁愛，有德而付出仁愛的人，則能獲得公眾的擁戴，因此，公眾中就產生了領袖，能付出仁愛的人，即可成為後來的君。無數小集體走到一起，即形成更大的集體，這個集體的領袖，就是君王。《尚書·洪範》中講：“天子如同天下人的父母，因此是天下人的君王。”先聖取其同類中至尊的名稱，確定君王的地位，君王擔負著萬民父母的責任，如同父母對待子女一樣，要施以仁愛，還要有高尚、禮讓的品行，這是對王道的要求。施以仁愛，獲得尊敬，相互間的關係，才不會遭到破壞；施以仁愛，還要有權威，才能夠長久地保持地位。因此除了製定禮儀，對施以仁愛的君王表示尊崇，還要附以刑罰，進一步加強君王的權威。聖人懂得這些，按照天地運行的法則，確定禮儀製度，繼而對民眾實施教化。確定禮儀之後，還要設置刑獄，這樣做，同樣是效法天象，符合民意。因此說，先王確定禮儀，“依天之明，因地之性。”製定刑罰，設立監獄，如同電閃雷鳴，顯示出肅殺氣氛；確定禮儀，實施教化，如同天地在孕育萬物成長。《尚書》中講：“有禮者，天進而用之。”“有罪者，天討而罰之。”聖人按照天象，確定五種禮儀；效法天討，製作五種刑罰（甲兵、斧鉞、刀鋸、鑽鑿、鞭撲。也指墨、劓、剕、宮、辟。）。大刑用甲兵，即軍事征伐，其次用斧鉞，即斬首；中刑用刀鋸，即傷殘肢體，其次用鑽鑿，即臉上刻字，剜去髕骨；鞭樸是輕刑，用鞭打，棍敲。在戰場上，大刑，要將屍體拋之於荒野；在和平時期，死刑，要將屍體棄之於市場，使用這些刑罰，已經有著很遙遠的曆史。
黃帝在涿鹿之戰中，打敗炎帝，顓頊在與共工的戰爭中，獲取勝利。唐堯、虞舜時代，是天下治理最好的時代，但仍然需要流放共工，驅逐歡兜，將三苗驅逐至遙遠的地方，誅殺了鯀，才最終使得天下安定下來。夏代的啟以武力在甘討伐有扈氏，在戰前盟誓。殷代、周代均是以武力奪取天下。天下安定之後，偃武修文，而後進行禮樂教化，雖然如此，仍然保持有掌管軍隊的司馬，設立六軍，通過井田製，征繳專供軍隊使用的軍賦。地方一裏為井，十井為一通，十通為一成，成方圓十裏；十成為一終，十終為一同，同方圓百裏；十同為一封，十封為一畿，畿方圓千裏。按照土地規模，征收租稅和軍賦。租稅用來供養政府，軍賦用來建設軍隊。四井為一邑，四邑為一丘。一丘有十六井，飼養一匹戰馬，三頭運輸的牛。四丘為一甸。甸有六十四井，飼養四匹戰馬，還要準備一乘兵車，和十二頭運輸的牛，有作戰的甲士三人，兵卒七十二人，還要準備作戰用的武器裝備，這即是軍民合一的乘馬法。一同為方圓百裏，有一萬井的土地規模，除去山川湖泊和不能耕種的鹽堿地，城池民宅，園囿道路，所有這些土地，共占有三千六百井的麵積，剩下六千四百井，用來供給軍賦，飼養四百匹戰馬，供養一百乘兵車，這個規模，是卿、大夫的采邑，叫做百乘之家。諸侯的封地有三百一十六裏，十萬井的土地麵積，有六萬四千井，用來供給軍賦，飼養四千匹戰馬，供養一千乘兵車，這是諸侯的規模，諸侯叫做千乘之國。天子的京畿方圓千裏，有一百萬井的土地麵積，有六十四萬井，用來供給軍賦，飼養四萬匹戰馬，供養一萬乘兵車，這叫做萬乘之王。有了戰馬、戰車、武器裝備，春天國君帶領軍隊打獵，夏天在野外宿營，秋天訓練軍隊，冬天檢閱軍隊。秋天出外打獵，叫做秋獮；冬天出外打獵，叫做冬狩，均是為了整軍習武。五個諸侯國為屬，屬有屬長；十個諸侯國為連，連有連帥；三十個諸侯國為卒，卒有卒正；二百一十個諸侯國為州，州有州牧。連帥每年需要檢閱戰車，卒正每三年需要檢閱步兵，州牧每五年需要進行閱兵。在閱兵時，要同時檢閱戰車和步兵，這是周代為諸侯國建立軍隊，加強戰備，製定的製度。
周王室衰落之後，製度遭到破壞，齊桓公（公元前685-前644年）重用管仲治國，齊國變得國富民強。桓公向管仲請教，稱霸與使用武力之間的關係，管仲說：“公想建設強大的軍隊，加強戰備，其他大國也會持有同樣的想法，小的諸侯國也會加強戰備，這樣做，很難使得國家盡快富強起來。”管仲在齊國進行改革，整頓軍隊，在裏中，以卒伍製度將百姓組織起來，軍務、政事在鄉村建設中同時完成。以什伍組織，把居民連結成一個整體，居住地相鄰，同生共死，同樂共命，禍福同享；夜間作戰，聲音相聞；白天作戰，相互關照；情況危急，舍命相救。訓練成功後，外可以抵禦夷狄，內可以尊崇天子，領導諸侯。齊桓公去世後，晉文公（公元前636-前628年）仿照齊桓公的做法，首先在國內安撫百姓，整頓軍隊，製定被廬法，領導諸侯，繼而成為霸主。在當時，周王室的禮儀製度，已經遭到破壞，諸侯國僭越製度，晉文公迎合世俗，希望看到尊崇王室的效果，但是已經難以恢複先王的禮儀製度。齊、晉二位霸主去世後，禮儀製度遭到更大地破壞。在魯成公（公元前590-前573年）時，魯國製定了丘甲製度，百姓的賦稅，變得越來越沉重；魯哀公（公元前494-前477年）開始征收田賦，施行土地私有製，春夏秋冬，整軍習武的製度，已經失去了原來的意義。《春秋》中記載這些事情，諷刺這種做法，認為這些與先王製定的禮儀製度相背離。諸侯國間，頻繁地爆發戰爭，百姓沒有經過訓練，即被投入戰場，為此而送命的士卒不計其數，戰爭的目的已經不再是為了正義而戰。孔子為此而感傷道：“不經過訓練的軍隊，即投入戰場，這是將戰士們送上死路。”孔子評價子路，說：“仲由，千乘之國，可以讓他率領一隻軍隊。”子路也說：“千乘之國，在大的諸侯國間，外有敵國侵犯，內有饑荒災害，由我來治理，隻需要經過三年時間，即可以讓民眾變得勇敢無畏，知道為何而戰。”子路的意思是：通過加強訓練，輔以禮儀教化。
春秋之後，大的諸侯國兼並小的諸侯國，兼並的步伐越發加快，從此進入戰國時代，諸侯國間重視戰爭的技巧，將其編為禮樂，相互間誇耀。秦國將其命名為角抵戲，先王製定的禮樂，在武士的搏擊聲中，顯得無足輕重。各國的英雄豪傑，因勢而崛起，專門研究陰謀詭計，研究如何顛覆他人的國家。最為著名的，吳國有孫武，齊國有孫臏，魏國有吳起，秦國有商鞅，他們均為研究如何克敵製勝的傑出人才，他們將自己的研究，寫成專著，流傳於後世。在當時，合縱連橫，攻伐轉換，世代造就出許多的英雄豪傑。齊湣王（公元前300-前284年）以軍隊的戰爭技能逞強好勝，魏惠王（公元前369-前319年）以戰士的勇猛果敢顯示威風，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以勇士的突擊能力屢獲勝利。各諸侯國間，相互爭雄，為謀求利益而遊說的人，更是將孫武、吳起作為榜樣。當時的荀況在闡明王道時，批評孫、吳的做法，荀況說：“孫武、吳起這類人，崇尚武力，重視計謀；以他們的兵法、計謀，在昏聵、傲慢的諸侯國間進行鼓吹，使得君臣間產生隔閡，上下離心離德，正途不能解決，即施以陰謀詭計。仁人治國，為天下所尊崇，如同子弟保衛父兄，手足捍衛頭腦，誰敢來侵犯？對別的諸侯國，要像對待親戚一樣，有著歡快的氣氛，有著如同椒蘭般的芳香；對覬覦國君地位的人，要像對待仇敵一樣，要同仇敵愾。人們的感情與觀念，以這樣的態度來對待，以此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還會被醜惡所左右，被貪婪所驅使嗎？以桀對付桀這樣的惡人，可以實施奸詐；以桀對付堯這樣的聖人，施以奸詐，就如同是以卵擊石，怎麼會有好的結果？《詩經》中說：‘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意思是說以仁義善待民眾，將會無敵於天下。按照齊國的標準，在戰場上以技擊逞強，斬獲一級首級，可以獲得賞金。戰爭的規模小，敵人不夠強大，這種激勵還能夠發揮作用；如果是對付強敵，軍隊則會一觸即潰，這樣的軍隊，隻能說是亡國之軍。魏國的戰士，穿上三重鎧甲，操有十二石強弓；每人背負著五十隻利箭，肩上扛著長矛，頭上戴著頭盔，腰間懸著寶劍，備足三天的軍糧，一日間強行軍可以走一百裏。符合要求的戰士，可以免除賦稅徭役，還要獎勵田宅。有了這樣的獎勵政策，魏國的領土不斷地擴張，魏國的賦稅卻因此而減少，國力幾年間就會衰退。魏國的窮兵黷武，隻能使得國家變得衰弱。再來看秦國，秦國的百姓生活窘困，政府還要橫征暴斂。濫施徭役，百姓已經窮困到極點，政府以利益來引誘，以刑罰來威懾，鼓勵百姓想要致富，就要從戰場上尋找出路。秦的政策，是把殺敵與獎勵掛起鉤來，戰場上斬殺五位敵人，可以享受奴役五家的獎賞，這種做法極大地刺激了戰場上殺敵的熱情，經過四代君王的努力，最終奪取天下。但秦國軍隊隻是效命於沙場的戰士，如同在商場上，為獲得報酬而幹活的傭工，戰士們不會講道德，也不會懂得禮儀。盡管秦國兵強地廣，但內心常感到恐懼不安，常擔心天下會聯合起來，推翻自己。齊桓公、晉文公的軍隊，是有著禮儀的軍隊，是有著製度約束的軍隊，還不能說是仁義之師。齊湣王的戰士不敵魏惠王的武卒，魏惠王的武卒不敵秦昭王的勇士，秦昭王的勇士不敵齊桓公、晉文公建立起來的禮儀軍隊，而齊桓公、晉文公的禮儀軍隊，不敵商湯、周武王的仁義之師（注：仁義之師，即取得民心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