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是東林黨首領顧憲成撰寫的一副對聯，鐫刻在東林書院的大門口。同天啟遍地皆是的魏氏生祠相比，對聯透出的是一腔正氣，也有滿腹悲涼。
錯被淩遲的心，千瘡百孔的痛
明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遼東寧遠城，臨戰前的大地繃緊了神經。後金努爾哈赤親率傾國之師南下，城樓上，袁崇煥泰然自若，坐等十三萬鐵騎的到來。
袁崇煥像
寧遠城的士氣讓人很難想象此前明朝的遼東邊境發生了一連串變故，明軍遼東主將高第猶如避貓鼠，龜縮在關內老巢，西邊蒙古自身難保，東邊朝鮮提心吊膽。整個關外大地，寧遠，一個被明朝丟棄的“小孩”，沒有跟上龜縮的大部隊，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孤獨無助，等著任群狼撕咬。
袁崇煥，祖籍廣東東莞，青年時期，正值明朝最黑暗的歲月。袁崇煥自幼好讀兵書，學習用兵救國之術，但他沒有馬上就當兵，中進士後當了福建邵武知縣。在此期間，他仍然關心遼東戰況，常常同曾經衛戍遼東的老兵暢談遼境的地理和防禦狀況。但他的一些想法都隻能停留在口頭上，沒有實踐的機會。天啟二年(1622年)正月，事情出現轉機。袁崇煥奉命入京朝覲，禦史侯恂看他有兩下子，薦他任兵部職方主事，負責鎮守山海關。
一腔熱血終於可以揮灑疆場，滿心的興奮激發了袁崇煥超人的工作熱情。他抵達山海關的第一個深夜便單騎出關了解地形，回來後便稱：“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雖是口出狂言，但這番膽識和勇氣，也著實讓人佩服。不久，他便被升為山東按察司僉事、山海監軍。後有兵部尚書孫承宗的支持，袁崇煥在遼東築寧遠城，恢複錦州、右屯等軍事重鎮，使大明的邊防從寧遠向前推進了二百裏，基本上收複了天啟初年的失地。他又采取以遼土養遼人、以遼人守遼土的政策，鼓勵百姓恢複生產，重建家園，還注意整肅軍隊，號令嚴明，大大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由於治邊有方，天啟三年，袁崇煥被提拔為兵備副使，不久又升為右參政。事實證明，他是繼班超之後從筆杆子轉業當軍人的又一成功案例。
無能的天啟皇帝、禍國殃民的魏忠賢、饑餓羸弱的兵馬、奇缺的糧餉，加上號稱軍事天才的努爾哈赤。時局給了袁崇煥一個昏暗的時政背景，一個軍事爛攤子，一個強大到令人聞風喪膽的對手。寧遠一戰最終給出了答案：袁崇煥是好樣的！文官掌軍製度在生產出大批劣質的軍事指揮官後，總算得到了一個能文能武，辭藻與韜略兼具、含金量很高的文人，這是製度的一個偶然。
金庸在《袁崇煥評傳》中這樣寫道：“袁崇煥卻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氣，籠蓋當世，即使他的缺點，也是英雄式的驚世駭俗。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鋒銳絕倫、精剛無儔的寶劍。當清和升平的時日，懸在壁上，不免會中夜自嘯，躍出劍匣。在天昏地暗的亂世，則屠龍殺虎之後，終於寸寸斷折。”
寧遠一戰是軍事天才努爾哈赤自二十五歲征戰以來唯一的一次敗績，他敗了，上天也沒有機會給他報仇。時年袁崇煥43歲，初曆戰陣；努爾哈赤已68歲，久經沙場。努爾哈赤在寧遠遭到用兵44年來最嚴重的慘敗，遺憾歸天。袁崇煥則一戰成名，後來清軍也不得不承認“議戰守，自崇煥始”。
熬過魏閹亂政，等來崇禎圖治，袁崇煥以為自己得到了明主的信任，豈料，千秋家國夢便從此支離破碎。明朝麵臨的內憂外患、積貧瘠弱、危機四伏、百官昏聵和黨爭之烈，袁崇煥在多年的官場生涯中深切感受到這些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無可救藥的地步，盡管在崇禎初年，朱由檢的政治才能曾曇花一現般光彩奪目，盡管明朝滅亡的賬不能全算在他頭上，但他的剛愎自用、急功近利卻成全了一個足以改寫曆史的大將的冤屈。
崇禎帝的多疑、皇太極的離間、袁崇煥的天真，換來的是忠臣良將的淩遲。崇禎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京城百姓雲集起來，去往刑場觀看傳說中的千刀萬剮。這一天受刑的是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右都禦史袁崇煥，罪名是謀叛與私通敵軍。當袁崇煥被綁上刑場，沒等劊子手動手，京城老百姓就撲上去搶著咬他的肉，直咬到內髒，劊子手阻止了他們，然後依照規定，一刀刀將他身上肌肉割下來，眾百姓圍在旁邊，叫罵聲鋪天蓋地，他們出錢買他的肉，買到後咬一口，罵一聲：“漢奸！”
袁崇煥塑像
老百姓的殘忍作為成了推翻“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個公理的最佳證據。為什麼他們會為被魏忠賢陷害的左光鬥等人喊冤，為同樣被冤殺的統帥熊廷弼大寫讚歌，卻唯獨對袁崇煥那麼冷酷無情？說他們失去理性難以服人。國家處於存亡邊緣的時刻，也是謠言最有市場的時候。百姓們對袁崇煥寄托著崛起的厚望，期待他能為他們帶來安穩的生活。然而當他們看到清兵繞關進逼北京時，開始認為這是袁崇煥的失誤。加上朝廷後來的舉動，更讓他們認定自己的判斷沒有錯，由此助長了輿論的畸形發展。
一百五十年後，袁崇煥的冤屈得以昭雪，後人還給了他一個遲來的公道。《清高宗實錄》中記載著乾隆皇帝的一段話，袁崇煥得以正名，“昨披閱《明史》，袁崇煥督師薊、遼，雖與我朝為難，但尚能忠於所事。彼時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
崇禎理應後悔，他不僅誅殺了一個大臣，也結束了明朝的延續，十四年後明朝被大清取而代之，每一個臣民的腦後從此都留下了一根恥辱的辮子。袁崇煥自己曾說，功高明主眷，心苦後人知。良將未能遇明主，是他的不幸；君王不能用良將，則是時代的悲哀。
千刀萬剮的背後是千瘡百孔的王朝，刑場上的袁崇煥，隻怕傷在身，痛在心。
闖王歎：為何我也犯下黃巢的錯
從闖將到闖王，自稱黨項族後裔的李自成在農民起義的隊伍中脫穎而出，崇禎八年，滎陽大會時分兵定向、四路攻戰的方案贏得了各部首領的讚同，聲名鵲起的李自成理所當然地成為原闖王高迎祥犧牲後的繼任者。如同當年的漢高祖劉邦一樣，許多能人誌士看好李自成這支潛力股，紛紛下海投資，企圖大撈一把，誰知，人算不如天算，李自成是個好首領，卻不是個好政治家。
李自成像
金庸的武俠小說中有不少筆墨著力描寫李自成，《碧血劍》一書仿佛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翻版，金大俠對李自成農民起義的態度，認可中又帶著些許惋惜，同情中又有諸多批評。李自成在其筆下生猛鮮活，但又不夠大氣，隻能算個草莽英雄。
“打開大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以百姓代言人的身份將腐朽的大明王朝摧毀，但轉身便將自己高高定位在金鑾殿上。李自成豪邁爽朗、勇猛磊落，同時又狹隘淺薄、好大喜功，勝利衝昏了他的頭腦，權力腐蝕了義軍上下。他憑著多年打仗積累的一點軍事經驗，趁著明朝千瘡百孔之機，做了一個先行的破壞者，為身後的另一個王朝作“嫁衣”。
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點明了這一問題：“順政府這時正陷於狂歡的追贓行動中，不能冷靜下來考慮所麵臨的一些問題。同時，他們從拷掠第一個貪官起，就重蹈9世紀時變民領袖黃巢所犯過的錯誤，那些饑民出身的新官僚在使人眼花繚亂的珠寶金銀之前，幾乎是一霎時就把最初起事的精神，喪失殆盡；在宦官和宮女包圍的皇宮中，李自成無法跟往常一樣同他的高級幹部生活在一起。”
李自成大順政權印信
李自成進北京時盛況空前，這得益於他手下有一名有政治頭腦的大將李岩在打向北京的一路之上做的輿論工作。當時北京的老百姓們苦於明朝的壓榨，頗有改朝換代的願望，全城上下彌漫著一個新王朝的朝氣。李自成也曾當眾立誓：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
可惜，紙醉金迷中，闖王看花了眼；在欲望的誘惑下，義軍迅速腐敗。為上者一味在深宮淫樂，為下者肆意在城內妄為。李自成的二把手劉宗敏甚至打了山海關守將吳三桂的父親吳襄，霸占了吳三桂的愛妾陳園園。吳三桂不是個普通人，史稱其治軍有方，勇冠三軍，年輕時曾親率五十名兵士在皇太極重兵包圍下，救出時任山海關總兵的父親，子代父職之後，牢守山海關，清兵難越雷池一步。
明亡後，吳三桂已經表示要歸降李自成，當時如果封吳三桂一個巡撫之類大於明朝的官職，再派人送其老父、愛妾陳園園到山海關，吳三桂會死心塌地地為李自成賣命，至少暫時解除了外患。再從內部著手，先約束部隊，出榜安民，再用一批有威望的明朝官吏，進一步鞏固政權，即使不能打敗滿清，也是對峙局麵。然而，李自成硬是將吳三桂逼入滿清的陣營。“痛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陳圓圓或許是駱駝身上最後的一根稻草，重重逼迫下，吳三桂一直在忍，最終忍無可忍。
此時，北京城內的義軍是何種景象呢？士兵燒殺淫掠，將領謀取私利，頗有些政治頭腦的李岩漸漸失去了發言權。當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時，李自成幾乎連戰將都派不出去，兵無戰心，士無鬥誌，一戰崩潰，一敗塗地。
李自成由一個距離九五之尊的皇帝之位僅一步之遙的高峰，一下墜入萬劫不複的深淵，究其原因，還在他個人身上。擺脫不了的小家子氣讓他沒有想好如何駕馭這個龐大的帝國，身邊無謀士，胸中無遠慮，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加起來，便使得改朝換代的大業功虧一簣。
黃仁宇在《中國大曆史》中說：“李自成入北京之前，數度勸誘崇禎帝禪讓，而由新朝廷給他封王，可是始終沒有成功。如果誥天之明命，除舊布新，傳到民變的首領頭上，有了前朝退位之帝的承諾，則事實顯然；可是朱由檢寧死而不屈，他的遺囑在群眾心裏有如致命武器，它給李自成的打擊力量不亞於他自己投繯的繩索。他自殺之後，再也沒有一個明代遺民能夠臣仕於李自成，而能不感覺廉恥喪盡，良心有虧。”
從某種程度上說，李自成還是有些氣短與自卑，希望借崇禎帝朱由檢的口給自己一個冠冕堂皇的王朝變更證書，隻可惜，剛烈的朱由檢偏偏不稱他的意。由此看來，求人不如求己，李自成打錯了算盤。
魂斷煤山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聖子神孫，反不如漂篷斷梗。十七年憂國如病，呼不應天靈祖靈，調不來親兵救兵；白練無情，送君王一命。傷心煞煤山私幸，獨殉了社稷蒼生。”
這段話是孔尚任《桃花扇》中的一段唱詞，是駐紮武昌的左良玉聞聽京師陷落、朱由檢殉國後的一番感慨。崇禎帝比其他的亡國之君幸運的一點是，後人對他的寬容。
張廷玉在修《明史》時為其辯解說：“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惰。兵荒回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
大明朝如同曆史上的一出鬧劇，真是怪事年年有，此朝特別多。除了朱元璋、朱棣、朱瞻基、朱祐橖等少數幾個明主之外，明朝的許多皇帝仿佛是荒誕劇中的主人公。有幾十年不上朝的，有死於紅丸的，有熱心木工事業的，有微服出行遊龍戲鳳的，實在是熱鬧非凡。內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劉瑾、穀大用、魏忠賢、王承恩，相繼把持朝政，黨爭不斷；外有邊患，蒙古、瓦剌、滿州相繼而起，戰事頻仍。
思宗手書“九思”
等到朱由檢即位時，明朝已然日薄西山，國手亦難回春，但這位新皇帝依然懷有希望，當他雷厲風行地清除了魏忠賢和客氏的勢力，肅清閹黨之禍後，朝野上下也曾有所期盼。無奈，大明已經病入膏肓，加之崇禎帝著力做個英明之主，卻又有個性上的種種缺陷。
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調侃：“明王朝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檢並不是不想把國家治理好，但他沒有治理國家的能力，猶如小學生沒有寫出博士論文的能力一樣。他精力充沛，沾沾自喜於自己明智的措施，發脾氣的時候不可理喻，而且幾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發脾氣。他對自己的錯誤永遠有動聽的掩飾，絕不更正，卻喜歡他的部下歌頌他英明。”
或許是因為自幼生活環境很複雜與提心吊膽，直到即位之初，朱由檢也一直小心翼翼的，由此決定了他性格多疑、剛愎自用，馭下苛刻而寡恩。他在位十七年中，頻繁更迭閣部臣僚，自殺了袁崇煥後，他越發不信任大臣，多次誅殺督撫大吏。
果真是性格決定命運，雖然他勤於政事，不貪女色，嘔心瀝血，但他的性格缺陷卻又給明朝的統治危機推波助瀾。湯綱、南炳文在《明史》陳述了崇禎的三大短板：“一是急於求成，導致了‘功令太嚴，吏苦束濕’；二是虛榮而剛愎自用，給奸佞之徒鑽了空子；三是不信任百官，寄希望於宦官，加深了政治的混亂。”
景山北眺。崇禎自殺前一天晚上
曾在這裏看見全城火光四起
因此，對於朱由檢，我們隻能說他“心有餘而力不足”，想做個力挽狂瀾的有為君主，但卻亡於煤山的清風明月下。同樣作為亡國君，比起軟弱無能的漢獻帝，荒淫無道的陳叔寶，暴虐無常的隋煬帝，人們對於崇禎還是比較寬容的。連他的競爭對手都為他說了不少好話。李自成在《登極詔》中寫道：“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故宮博物院於崇禎自縊處所立之碑
孟森先生說：“熹宗，亡國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澤猶未盡也。思宗，自以為非亡國之君也，及其將亡，乃曰有君無臣。”的確，比起朱由檢，朱由校恐怕更像亡國之君，可他運氣好一點，早早地死掉了，把上吊的滋味、亡國的苦痛留給弟弟朱由檢品嚐，而朱由檢也隻能在“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辯護中欷歔一番。
崇禎皇帝自縊時，在衣襟上留下了這樣的遺言：一行是：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貌恭，上幹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麵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麵，任賊分裂朕屍，勿傷朕百姓一人。另一行是：百官俱赴東宮行在。
“巍巍萬歲山，密密接煙樹；中有望帝魂，悲啼不知處。”三百多年的光陰流轉，究竟是海棠樹，還是古槐背負著罪名，後人已不得而知，但大明王朝已隨末代君主的魂飛魄散而走到了盡頭。
金陵王氣黯然收
北京淪落後，其實明朝並沒有最終滅亡，神宗之孫福王在南京被擁立為帝，這就是弘光帝。此時，明朝還有半壁江山，還有各地的數十萬兵馬，弘光朝卻不爭氣，內憂外患之際，還在為各自的權力夢爭來奪去，結果在清軍的鐵蹄下瞬間滅亡。
由此，中國人又經曆了一場被“異族”入侵的亡國之恨。湯傳楹在其《閑雜筆話》中寫道：“天下不堪回首之境有五：哀逝過舊遊處，憫亂說太平事，垂老憶新婚時，花發向陌頭長別，覺來覓夢中奇遇……然以情之最痛者言之，不若遺老吊故國山河，商婦話當年車馬，尤為悲憫可憐。”而明末清初，遺老遺少們不僅僅是以最痛之心情吊亡國之恨，還上演了一出出變節投敵的好戲，成了後人任意諷刺和批判的話柄。
回首江山已半壁
“明朝於洪武元年（1368年）在南京建立，永樂十八年（1420年）遷都北京。崇禎十七年，李自成的大順軍隊攻破了北京，一個小皇帝在南京被擁立，一年之後弘光元年（1645年），南京被清軍攻破。明朝滅亡了。明朝起於南京，終於南京，首尾共二百七十七年。”毛佩琦教授在他的《細解明朝十七帝》一書中說了這樣一段話。
而在世人的傳統觀念中，明朝在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禎帝朱由檢魂斷煤山後，就宣告滅亡了，其實不然，許多史學家與毛佩琦教授都持同一種觀點，即明朝的生命走到盡頭的時間還要推遲一年。因為，崇禎帝雖然死亡，但淮河以南的地區仍然是明朝的天下。還有一點需要注意，在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在南京的中央機構並沒有撤銷，一直很完整地保留著，也就是說明朝自成祖之後一直實行“兩京製”，當然，北京政府正常運轉時，明朝的南京各府衙隻是象征性的虛位部門，可它確確實實又是有形的實體。在南京，不僅六部完整，還有一套都察院班底，有建立一個新政權的條件。
恰好在入關後，清政府一心用在打擊李自成等的農民軍起義上，暫時沒有精力對付明朝的遺老遺少，這給了明朝殘餘勢力一個喘息的機會，南京的明朝官員動作也很快，僅僅十幾天工夫，就快速地建立了一個新的政權——弘光政權。
弘光通寶
坐上這一政權皇位的是萬曆帝朱翊鈞最寵愛的福王朱常洵的兒子朱由崧，依據血統，他最有資格當皇帝。而且，他與潞王朱常汸近在淮安，立時可至南京。其實，策立新君，有兩個人極為重要，一為史可法，二為鳳陽總督馬士英。二人手中握兵，又是督師文臣，所以說話分量最重。史可法等南京大臣心儀的“賢王”潞王朱常汸，乃明神宗之侄，血統稍遠。
但是在馬士英、阮大鉞以及很多擁有軍隊的武將的堅持下，史可法還是妥協了，同時也在冊立新君時沒有占據有利位置，以致最後被排擠出這個小朝廷。
提到朱由崧，不得不提他的父親朱常洵，就因為這個皇子，神宗朱翊鈞傷透了腦筋，因為朱常洵他最寵愛的鄭貴妃所生的兒子，他恨不得將全天下最好的東西都給他，甚至他的天下，但是皇位傳長子的製度使他不敢輕易違抗，於是，為了補償，他把這個皇子安排在河南洛陽，過著奢侈的生活，結果朱常洵把他所有低級趣味的嗜好都傳給了他的這個兒子小福王，自己則死在李自成的刀下。
就是這樣一個昏庸的皇帝，要想有所作為真的很難。於是所有的“正事”都留給了他手下的大臣們馬士英、阮大鉞等人，自己則在“萬事不如杯在手，今生幾次月當頭”的觀念中終日淫樂。
就是這樣一個昏庸的皇帝領導一群隻知個人私利的大臣，開始了在南京“半壁江山”的統治，他們商討出的第一個大計就是“借虜滅寇”的政策，即借清軍這一“虜”來滅李自成這一“寇”，為先皇崇禎帝雪恥報仇。這是南明這個小朝廷的失策，他們並沒有認清誰是最大的敵人，誰才是真正威脅自己生命的敵人。
弘光小朝廷的大臣們商議了與清朝談判的原則：（一）不屈膝辱命，要保持天朝體統；（二）山海關外土地割讓給清朝；（三）每天贈給清朝歲幣銀十萬兩。原則已定，便派人攜帶金銀珠寶與清廷進行接觸。結果是南明一頭熱，清朝扣留了使臣，取江南之心昭然若揭。
可惜弘光朝中大臣卻沉浸在內部的黨爭之中，明史專家顧誠說：“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黨爭是導致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確實直到江南半壁之時，東林-複社與閹黨的餘黨打得一團糟，當時與農民軍作戰的平賊將軍左良玉駐守武昌，有兵數十萬，與馬士英對立，馬士英竟然領兵聲討左良玉。在朝廷內部矛盾四起時，1645年五月初九，清軍渡過長江，馬士英逃往浙江，朱由崧出奔蕪湖，大學士王鐸、尚書錢謙益等投降。同年，弘光皇帝朱由崧被屬下出賣給清軍，被押解到北京，次年被處死。南京這個都城的使命到此結束。
本來，新的南明在政權、經濟、政治、軍事，還是人心方麵，皆有著極其有利的態勢。畢竟明末，江南的環境很安定，農業、商業、手工業發展迅速，經濟積累豐厚，是明朝得以支撐的最大財賦地區，也是大明帝國最重要的經濟基礎。明朝軍隊，在江南地區還保有一百多萬，遠遠超過清軍數目。且南京自古形勝之地，虎踞龍盤，又有長江之險，軍事地理位置十分獨特，且在北京被攻陷後，大批仁人誌士都聚集在南京，無論天時、地利、人和，都比趙構君臣初創南宋的時期擁有更多的複明條件。從常理推斷，南明新朝廷無論如何也能與清朝劃江而治。南明保存個江南半壁，應該不成問題。沒想到，短短一年時間，一切灰飛煙滅。明朝的王氣在金陵黯然消散，按照毛佩琦教授的說法，明朝至此完!至於後來的抵抗再也沒成氣候。
“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是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休，堯行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有，雨苔煙草古城秋。”（唐·李元甫《上元懷古》）
據說明太祖朱元璋治理國家時，常以這首詩自勉，可惜到了他的子孫後代，正是在這說不盡風流的金陵城，曆經一個循環，走向盡頭。
而多少忠臣義士們在清軍渡江後，仍然堅持著頑強抗爭，用生命譜寫著一段段動人的愛國樂章。
清風從山海關吹過
在燕山腳下，渤海之濱，有一處最雄偉的建築，它就是“兩京鎖鑰無雙地，萬裏長城第一關”的山海關。
山海關是明代萬裏長城東部的一個重要關隘，是華北與東北交通必經的關隘。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將徐達被選中設山海衛。“枕山襟海，實遼薊咽喉，乃移關於此，連引長城為城之址”，山海關上有五個大字“天下第一關”，由明代著名書法家蕭顯所書。相傳，最後的“一”字，不是寫上去的，而是書者將蘸滿墨汁的筆拋向空中點上去的。
山海關
大明皇帝對長城亦稱邊牆的修建最為上心，因此才有了現在規模宏大的萬裏長城。而朱元璋派人修建的這個山海關，卻沒有阻止朱氏王朝的滅亡，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明朝的代替者正是從這裏吹響了滅亡大明的號角。
明、清在關外的戰爭中，曾經進行過城池攻堅戰，最為典型的便是寧遠之戰。正是寧遠一戰，努爾哈赤戰敗，可憐數萬精於騎射的八旗勁旅不得施展，反被明軍的西洋大炮轟得傷亡慘重，努爾哈赤半年後病卒。因此寧遠一役也成為清軍入關以前最大的痛。
但是滿清入主中原之心不死，努爾哈赤之子皇太極還是使用了破綻百出的反間計，使得多疑而剛愎自用的大明崇禎帝“自毀長城”。《明史·袁崇煥傳》說：“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確實，袁崇煥的死，使得明朝再無良將可與清軍相抗衡。
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引清
軍入關。
1644年4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城的軍報傳到大清的都城盛京。多爾袞急召智囊漢人範文程等決策。範文程分析了明崇禎帝死後軍事與政治的形勢，建議利用忠於明朝的官吏、縉紳、儒士、百姓對農民軍的不滿，興師入關，逐鹿中原。他起草宣諭官吏百姓的布告說：我們的軍隊是為你們的皇帝報仇的，不是來殺你們的百姓的。現在我們要誅滅的，隻有闖賊！官吏歸順我們，還是官複原職；百姓投奔我們，還讓你們重操舊業。我們的軍隊有嚴格的軍紀，肯定不會加害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