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reference_book_ids\":[6867020876508826631,7267090246204918824,7255230563508816896]}],\"107\":[{\"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07,\"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2,\"start_container_index\":107,\"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5},\"quote_content\":\"《中國人史綱》reference_book_ids\":[6999936176031304717]}],\"34\":[{\"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34,\"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85,\"start_container_index\":34,\"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79},\"quote_content\":\"《中國通史》reference_book_ids\":[7267108879551433788,7257408041107065910,7146526536835828773,6959118760468810789,7257408041144814648,7257408040721189927,7257408043774643252,7107166766043761695,7225931129717525537,7274905888681364532,7123131941926243336,7078185803670637605]}],\"6\":[{\"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6,\"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4,\"start_container_index\":6,\"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0},\"quote_content\":\"《明史》reference_book_ids\":[7263389533612280872,6867020882879974407]}],\"26\":[{\"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26,\"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42,\"start_container_index\":26,\"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38},\"quote_content\":\"《明史》reference_book_ids\":[7263389533612280872,6867020882879974407]}],\"33\":[{\"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33,\"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01,\"start_container_index\":33,\"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97},\"quote_content\":\"《明史》reference_book_ids\":[7263389533612280872,6867020882879974407]}],\"39\":[{\"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39,\"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42,\"start_container_index\":39,\"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38},\"quote_content\":\"《明史》reference_book_ids\":[7263389533612280872,6867020882879974407]}],\"72\":[{\"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72,\"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8,\"start_container_index\":72,\"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4},\"quote_content\":\"《明史》reference_book_ids\":[7263389533612280872,6867020882879974407]}]},\"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
花開花落，月圓月缺，盛極而衰乃萬物發展之規律，一個朝代也是如此。
明朝經五位皇帝的治理，國家基本穩定，可算四海承平，雖然盛世之下已有不和諧的音符，但還是不可撼動的天朝大國。可是誰也沒有想到，這個最強大的國家竟然遭遇了百年未遇之大劫，堂堂大明皇帝竟然被一個小小的瓦剌首領俘虜了，由此則引發了一係列的變故，囚禁、奪門一個個驚天動地的字眼出現。而大明就在種種變故中加快了衰落的腳步。
一個太監的袖裏乾坤
柏楊先生說：中國的第三次宦官時代，由王振揭幕。這話不假，翻開明朝的曆史，能查到的第一個禍國殃民的太監就是王振。
王振，一個太監，何德何能，能夠把一個王朝變成自己的袖裏乾坤，輕鬆移放。這還要從他的出身和經曆說起。
《明史》上講，“王振，蔚州人（河北蔚縣），自少選入內書堂”，據查繼佐《罪惟錄》說，王振“始由儒士為教官，九年無功，當謫戍。詔有子者許淨身入內，振遂自宮以進，授宮人書，宮人呼王先生”。意思是說他年輕時潛心讀書，卻屢考不中，憤憤然“自閹”，落榜男兒就以這種看似悲壯的方式毅然走入了太監社會，最終成了名。不管怎麼說，王振確是個頗通文翰的宦官。當朱瞻基還在位時，立朱祁鎮為太子，王振是東宮中下級宦官“局郎”一類的陪侍。朱祁鎮繼位時年方九歲，自然與平素教他讀書寫字、遊戲玩耍的這位太監最親，所以一直稱王振為“先生”。可以說王振命好，投對了主子，因此才能走上曆史的前台，風雲一時，卻也禍害無窮。
第三次宦官時代來臨，
中國進入完全的大黑暗之中。
英宗朱祁鎮登上九五之尊時，太皇太後張氏委托著名的元老三楊——內閣大學士楊榮、楊溥、楊士奇輔政。三老德高望重，大權在握，王振畏懼，尚不敢張牙舞爪。
話說到此，當講一講這位太皇太後張氏，他是朱祁鎮的爺爺仁宗朱高熾的皇後，朱棣也稱其為賢兒媳。她得知孫兒當學之年不近經筵聽先生講課，反而整天被王振引誘出宮觀武弄槍，很是生氣。一日，她召集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以及尚書胡瀅以及英宗小
皇帝一起入朝。張太後再一次向小皇帝強調了五位大臣的輔佐地位，意思是國家大事必須得到他們的認可，否則絕不可行。接著派人宣王振入覲。王振進來後，這張太後一拍桌案，厲聲叱責王振：“汝一宦者，侍皇帝起居，多有不法之事，今當賜汝一死！”說時便有女官立刻上前，橫白刃於王振後頸之上，王振登時嚇得魂飛魄散。英宗小皇帝一看奶奶要殺自己的老玩伴，又急又怕，連忙下跪為王振求情。五大臣見皇帝下跪，也忙跟著下跪向太皇太後求
情。張太後見威嚇目的已經達到，於是罷手。但是就這一心軟，留下了後患。
杏園雅集圖
張太後於正統七年病逝。隨著張氏、楊榮先後去世，楊溥、楊士奇年老勢孤，英宗年少無知，荒嬉無度，不理朝政，司禮太監王振便逐漸大權獨攬。明朝皇權第一次轉換到宦官手中。
王振肆無忌憚地弄權，大興土木，廣收賄賂，使用重刑，權傾朝廷。而“權力所在，諂媚必然集中”。（柏楊語）當時的工部侍郎王佑沒有胡須，王振問他為何，王佑恭謹地回答到：“老爺沒有，兒子輩安敢有。”這一回答真是令人拍案叫絕，古往今來，什麼都缺，就是不缺這種逢迎拍馬的人。
其實這件事情正表現出了第三次宦官時代的一個特征，就是柏楊先生的另一高見：政府高級官員和士大夫階層，公然無恥地爭向宦官賣身投靠。這是第一、第二次宦官時代所沒有的現象。
其實，明朝的宦官之禍不容小覷，但是還沒有到漢末以及中晚唐時期，能把皇帝的廢立死生皆操縱於手的程度。同時，應該注意，明朝的權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宦官就如同寄生蟲，他們的“寄主”皇帝一死，或者突然變臉發威，宦官本人權勢頓時消散。後來的劉瑾、魏忠賢的例子就可以證明這一點，隻是王振還沒有來得及通過他的身體力行來證明這一規律，就死掉了。
因此，王振如此橫行跋扈的原因就在於英宗朱祁鎮的寵信，一次他在給王振的敕書中說：“朕自在春宮，至登大位，幾二十年。爾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護讚輔，克盡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實多。”看得出來，朱祁鎮對這位大公公的感情是真摯的，隻是他作為一個皇帝過於感情用事，識人不明，因此遇禍，也怪不得別人了。
正統六年（1441）年末，朱祁鎮與文武百官飲宴。按照慣例，宦官沒資格參加。但朱祁鎮時刻不忘他的“王先生”，宴會中間專門派人探視。使臣到時，王振怒氣正盛，說：“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臣回報，英宗不僅不以為忤，反而不惜違背祖製，召王振入席。王振到時，百官望風而拜。從中可見王振權勢之盛，以及百官的奴媚之相。
就是這位敢和周公相比的王振公公，使明朝加快了衰落的步伐。
驚魂1449：土木堡之變
土木堡在河北省懷來縣土木鎮境內，現在走高速到北京不過一個小時的車程，但這段距離曾改變了曆史。
事情就壞在了這個大太監王振身上。
英宗的第一次在位期間，似乎一切都由王振決斷，而與蒙古之間的交兵，也有他的原因。
英宗朱祁鎮
宣宗時，對北部的蒙古進行安撫政策，使得北部邊防近十年平安無事，可是這也助長了蒙古的一支——瓦剌部勢力的增長。瓦剌雖然年年都來明朝朝貢，但是每次都能拿到更豐厚的賞賜，他們樂此不疲。當也先成為瓦剌首領的時候，1449年2月，他遣兩千多人向明朝進貢馬匹，卻號稱三千，向明朝多要回賜。《明史》中說，也先的行為激怒了王振，便故意低估瓦剌進貢馬匹的價格，也先大怒，借口明使曾許嫁公主，貢馬是聘禮，明廷卻無意許親，是失信於瓦剌。當年7月，將領脫脫不花與也先率領大軍，分四路侵入明境。結果大同的參將吳浩陣亡，消息傳到北京，王振認為建功立業的機會到了，竟然雄心大起，慫恿朱祁鎮禦駕親征。
朱祁鎮時年23歲，血氣方剛，並且自小就喜歡觀看軍隊演操習武。這一次遇到實戰的機會，甚是高興，他於是想效仿祖宗當年征戰沙場的壯舉，但是他終究還是低估了自己，以為在“王先生”的教導下，自己已經具有“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雄姿了！真是可憐了這位鎖在金籠中的“黃鶯”。
吏部尚書王直等大臣的苦諫沒有使朱祁鎮回心轉意，他統領五十萬大軍出發了，隨行的還有大太監王振。這本該是一次“西北望，射天狼”的壯舉，可是卻被這位幼稚皇帝和他的太監夥伴給搞砸了。
在秋天的淒風苦雨中，幾十萬大軍，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駕群臣察覺士氣低落，接連在軍中上表，懇請英宗皇帝回鑾。王振大怒，罰兵部尚書鄺野等人於草中長跪。大軍繼續前行，直到陰曆八月初一，抵達大同。也先則使出誘敵深入一招，暫且避去。王振仍然堅持進軍。
恰巧此時在前線跑回來的太監郭敬，報告了也先部的實力。王振聽後便勸英宗退軍。明軍八月初一到大同，八月初二即“班師”。五十萬人馬，原路後撤，真是“兵貴神速”。
土木堡
本來，明軍應該經大同由居庸關回北京。出現“本來”兩個字，也許就要有節外生枝的事情發生了，正是如此。這老太監王振想要衣錦還鄉，何況還有個皇帝相陪，豈不更美。於是便下令改道由紫荊關(今河北淶源)入京。本來大軍就是驚惶退走，結果到處踩踏莊稼，王振反而起了惻隱之心，怕老家鄉鄰的田地被蹂踏，在距蔚州四十裏地時，他改主意，命令大軍向宣府方向行進，仍從居庸關返回。如此反複逡巡，不僅使也先軍隊追了上來，又使明軍側背全然暴露給了瓦剌軍。就這樣，拖了八天，明軍退至宣府。也先騎兵一路追趕，恰巧跟上。
八月十三日，明軍退至懷來以西的土木堡。兩軍真正的交鋒開始了，其實也不算勢均力敵的交鋒，而是明軍的五十萬人馬被也先的幾萬人殺了個毫無還擊之力。堂堂大明皇帝朱祁鎮被俘虜。明50萬大軍，“死傷過半”。《明史》中講，“(王)振乃為亂兵所殺”，應該是混戰中被瓦剌軍砍死或者被自己人逃跑時踩踏而死。也有一說是王振被扈衛軍官樊忠以大錘擊殺。無論哪種說法，總之一代大太監是死於非命，也算罪有應得吧。但是他給大明朝的影響又豈是一死就能彌補的。僅此一役，明軍死傷數十萬，文武官員亦死傷五十餘人。無辜者的累累白骨，流成河的鮮血訴說著他的罪過，且無法救贖。
“土木堡之戰，明軍倉促出師，進退失據，京軍精銳，毀於一旦，勇將重臣多人戰死。英宗皇帝被俘，更使朝野震動。明王朝遭遇到建國以來所未曾有的嚴重危機。”範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中如是說。史家通常認為，土木之變是明王朝由初期進入中期、由盛轉衰的分水嶺。從此，盛世難在，空餘悲恨。
土木堡幾十萬人的血，映著當年的夕陽，何等慘烈，然而經過五百年的歲月淘洗，終究變成今天京張高速公路邊上一個普通的鎮子，能與昔日崢嶸聯係起來的隻有幾處殘存的城牆和被當成倉庫的顯忠祠，默默地向曆史深處回望。
曆史還在繼續，英宗被俘消息傳來，京城大亂，國家危急，呼喚英雄出現，於是一代名臣於謙從曆史中走來。
北京保衛戰：文弱書生挽狂瀾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英雄寫詩明誌，詩與英雄一同名垂千古。
他就是於謙，一個文弱書生，在危難時刻，挺身而出，扛起了大明萬裏江山。張廷玉的《明史》對他的讚美最是激動人心：
“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
於謙配得上這個評價。就在皇帝被俘，群龍無首，一片混亂的時刻，負責居守的郕王也一籌莫展，大臣們更是“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待到同年八月十八日，皇太後孫氏召百官，確定了英宗朱祁鎮的同父異母弟弟铖王朱祁鈺的監國身份。
於謙是繼十三世紀嶽飛
之後死於冤獄的第二位名將。
朱祁鈺召群臣們商討戰守大計。竟有人提出要遷都南京，以避災禍。幸虧時任兵部侍郎代理部事的於謙堅決反對，並主張馬上召集軍隊，誓死保衛京師，不然大明就要走上另一條路了。正如有人玩笑說：也許南明就會早出現二百年，這也不是不可能變為事實。
因此於謙對於明朝，對於中國曆史，甚至對於北京的發展都功不可沒。除了堅拒遷都之外，他還有幾個顧全大局、應對變故的舉措。
首先，就是擁立郕王朱祁鈺為皇帝，即是景帝，該年號景泰。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宋朝的“靖康之變”，當時也是在徽欽二帝被金擄去之後，高宗趙構即位，宋朝南渡，直到杭州，真是狼狽不堪。明朝難道又是曆史重演？實則不然，畢竟朱祁鈺不是趙構，大明也沒有宋朝那麼羸弱，頃刻之間就被一個異族打得落花流水，倉皇南逃，甚至被逼到差點蹈海的地步。景帝即位後，遙尊遠在瓦剌的朱祁鎮為太上皇，畢竟一個如此龐大的帝國，不能一日無君，否則大小事情誰來處理，國家怎能正常運轉？這使得也先“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小算盤落空。
針對接著就是清洗王振的餘黨，王振為很多大臣所痛恨，因以前有皇帝撐腰，隻能敢怒而不敢言。且這次皇帝的親征正是他的調唆，才惹出了天大的禍事，朝臣們更是恨之入骨。因此，他死在亂軍之中，他的同黨、親族的末日也就到了。於謙輔助朱祁鈺處置了這些不得人心的奸佞，平息了眾怒，朝廷內部穩定。
後院不至於起火，大家就會同心協力，抵禦外敵。於是於謙作為兵部尚書，開始著手北京的防衛工作。他征集糧餉，任用賢能的將領，增強城防。總之，在於謙的籌劃下，逐步形成了一個依城為營，以戰為守，分調援軍，內外夾擊的作戰部署，一切準備就緒，隻待與瓦剌軍決戰於北京城下。
北京城準備好了，於謙也準備好了。而也先懷揣的卻是另一番心思，他以為捉住了朱祁鎮，就可以奇貨可居，於是用要挾的手段逼明朝議和，看看宋朝的曆史就會知道，被動議和意味著什麼，就是受製於人，就是要年年給人家好處。於謙看透也先的野心，於是一句“社稷為重，君為輕”，孟子的話經於謙之口，是錚錚有聲，粉碎了也先的白日夢，也為自己種下了災禍。
也先無計可施，決定對北京進行大舉進攻。麵對瓦剌的大兵壓境，於謙身先士卒，身披甲胄，臨陣督戰，並下令將九門全部關閉，規定：“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他以忠義報國的道理曉諭眾將士，淚流滿麵，慷慨激昂，士兵士氣高漲，誓與北京共存亡。
結果可想而知，也先敢犯“強漢”，雖不至於“雖遠必誅”的地步，但也在大明軍民的共同抵禦下，落得個慘敗的下場。他帶領軍隊，擁著明英宗倉皇出逃，於謙派兵追擊，結果途中又大敗瓦剌。是為“北京保衛戰”。
北京保衛戰，在明朝曆史上乃至中國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僅確保了都城北京的安全，避免了宋朝南渡悲劇的再次發生，也粉碎了也先圖謀中原的企圖，此後蒙古很難再次組織起大規模的武力入侵行動。同時，北京作為抵抗蒙古的最為重要的堡壘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並形成了以北京為中心，以宣府、大同、居庸關為屏障的整體防禦體係，有效地抵禦了蒙古軍隊的侵擾，確保了內地人民正常的生產生活。
這一切不能不說是於謙的功勞，他乃一介書生，竟能在國家危難之際，挺身而出，且能“挽狂瀾於既倒”，從中可見中國讀書人的絕好品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天下為己任，有此精忠報國之人，國家何愁不興旺發達。
隻是世事終究難料，風雲突變間，已換了人間。而於謙，這一代文臣武將，卻以不世之功，死在王朝政治的刀鋒之下。
皇兄弟的政治博弈
南宋“靖康之變”的那一頁曆史還曆曆在目，不知身在瓦剌軍營的英宗朱祁鎮麵對自己的處境，作何感想。是否在感歎自己的命運時，也想起了那兩位與自己際遇相同，慘死在金人手中的宋徽宗和欽宗父子，為自己的生命犯愁；或者還想著“出師未捷身先死”，以滿襟的熱淚懷念著或者抱怨著太監“王先生”；又或者眼睜睜看著弟弟朱祁鈺繼位，而感歎“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
憲宗朱見深
無論他自己如何感歎，也先倒是對他不錯，很優待他，也尊重他。直到“北京保衛戰”，也先大敗，朱祁鎮失去了利用價值，成了也先的一個包袱，於是迫不及待地想將其送還。
這就遭遇一個尷尬局麵，如果朱祁鎮回來，這朱祁鈺哪裏放。宋朝的高宗趙構想到了這一點，因此嶽飛沒能迎回徽欽二宗，反送了自己的性命。此時朱祁鈺也麵臨了這一抉擇，但他畢竟不是趙構，在大臣們堅持要迎回英宗時，於謙說：“天位已定，寧複有他！固理當速奉迎，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詞矣。”因此景帝疑慮頓消，其實於謙對迎回景帝朱祁鎮是否會奪皇位的問題並不是十分關心，他說“社稷為重，君為輕”的意思就是誰當皇帝都一樣，隻要對天下社稷有益就可以。因此他對朱祁鎮被迎回之後的政治鬥爭中顯得很平淡。
英宗朱祁鎮在外擔驚受怕了一年之後，回到故國，兄弟二人相擁痛哭。朱祁鎮倒也懂得深淺，這帝位經過一番“授受”與“推遜”，朱祁鈺繼續做他的皇帝，而哥哥朱祁鎮被軟禁在了南宮，不許百官謁見。僅此而已，朱祁鈺對皇兄倒是沒有太過分，相比於過去為了皇位，兄弟間自相殘殺的案例，這已經很不錯了。雖然昔日君王朱祁鎮的日子相對來說苦了些，卻是自己將江山玩丟了。
這其間還發生了一件大事，本來在景帝朱祁鈺繼位之前，為了穩定政局，已經冊立了朱祁鎮的長子朱見濬為太子，後來景帝想讓自己的子孫們在這個皇位上千秋萬代地坐下去，於是廢原太子，立己子。結果第二年這個新立的太子竟無福享受父親的好意，一病不起，死了。太子之位又成問題。
景泰八年（1457）年元旦，朱祁鈺病倒，他再無子可立。這時朝廷裏的陰謀家們開始了自己的活動。武清侯石亨與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等密謀發動政變，擁英宗複辟，以邀賞功。一月十六日夜，徐有貞、石亨等引軍千餘潛入長安門，急奔南宮，毀牆破門而入，扶英宗登輦，自東華門入宮，升奉天殿。這就是“奪門之變”。
早晨大臣上朝的時候，突然間君主就易了位，而此時的朱祁鈺聽到哥哥複辟，竟連聲大叫“好”！“好”！是悲？是恨？還是悲恨相續？不得而知。總之，他被移到了西宮，一個月後神秘死去，時年三十歲。
景泰藍
談遷在《國榷》中充分肯定了景帝的功績：“太祖之後，有功勞的皇帝，誰不知道是成祖？有德行的皇帝，誰不知道是孝宗？然而，還有一個景帝。土木之變發生後，如果沒有景帝，我們都會淪為異族統治下的奴仆了。景帝的德行有哪些？一個是他善於知人，一個是他懂得安民。”這“知人”指的就是用賢臣於謙。
但是這位好皇帝最終沒有被葬到自己修建的皇陵之中，直到天順八年英宗朱祁鎮駕崩以後，已經更名為朱見深的憲宗朱見濬繼位後，沒有記恨叔叔廢掉自己太子之位，而是念叔叔朱祁鈺當年的功績以親王之禮葬景帝於北京西山。後來明史專家吳晗稱讚景帝是一位難得的好皇帝，並且曾與鄭振鐸一起在西山找到了景帝墓，加以修葺，辟成公園供人紀念。
確實，景帝臨危受命，在國家危急關頭登上皇位，領導了一場抵抗蒙古入侵的北京保衛戰，保障了內地居民的安居樂業，有功於社稷。且他的年代還為後人奉獻了一個風華絕代的名字——景泰藍。當我們看著那精美的工藝品，是否還會想起這位葬在西山的皇帝，一位以景泰為年號的皇帝。
景帝死了，英宗繼續他的執政生涯，改年號為天順。他在複辟當天，就把擁立朱祁鈺的於謙等人逮捕，不久這位功臣便以謀逆罪被處以極刑，於謙的黨人也一一被殺、謫戍、罷官。山明水秀的杭州西湖西南岸的三台山下，一抔淨土埋忠骨，一身清白留在了人間。
朱祁鎮也做了幾件頗為史家所讚賞的好事。一是釋放建庶人。建庶人是建文帝次子朱文圭。1402年，明成祖攻入南京之後，建文帝及其長子朱文奎不知所終，次子朱文圭則被朱棣幽禁起來，稱為“建庶人”。到英宗天順年間，建庶人已經在長期的幽禁歲月中從兩歲幼童長為五十多歲的老翁了。大概由於也曾經曆過長期被囚的生活，朱祁鎮突然有一天想起了這位遠房叔叔，動了惻隱之心，將其釋放。他身邊的人擔心放出建庶人會出變故，他倒很有氣度，說：“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大概是經曆了人生的大磨難，朱祁鎮對人生倒是有了一份豁達，可惜這份豁達一旦與皇位有關，便不堪一擊了。釋放建庶人一事還是受到百官和百姓們的真心讚歎，也算是給五十多年前的糾紛做了一份補卷。
還有一件事，就是廢除殉葬製度。明太祖死的時候，許多宮人陪葬。自此之後，成祖、仁宗、宣宗、代宗去世都以宮妃殉葬。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製度，朱祁鎮臨終前遺詔停止殉葬。此後明代各帝都遵從這個遺詔，不再以宮妃殉葬。
對於朱祁鎮的一生，在許文繼、陳時龍的《正說明朝十六帝王》中對他的總結很是有趣：“英宗在位22年，被俘北居一年，南宮幽居7年，又於景泰八年（1457年）乘景帝病重，在武清侯石亨、左都禦史楊善以及副都禦史徐有貞、太監曹吉祥等人的擁戴下複登皇位，真可謂經曆了天上人間的劇烈變化。在這期間他寵信過一些人，重用過一些人，懲處過一些人。他寵信的人，有的斷送了他，比如王振；他重用的人，有的對他產生威脅，比如石亨和曹吉祥；他懲處的人，有的明知其對社稷有功，卻不得不如此，比如於謙。總之，任用非人，是他作為一個皇帝的最大失敗之處，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其跌宕起伏的悲劇命運。”
朱祁鎮複辟後又當了八年皇帝，《明史》稱英宗在位期間，“無甚稗政（壞政策）”。但英宗並不能阻止大明王朝逐漸走向衰落的趨勢。到他兒子憲宗的時候，一切看起來就更糟了。
四海承平日，帝國中興時
很多史學家認為弘治皇帝的統治時期是明朝回光返照的時期，大明王朝好像一個人，在成化年間已經得了重病，經過孝宗皇帝的治理，這個病人精神為之一振，然後隨著孝宗的駕崩，病人的病情急劇惡化，在掙紮中一步一步走向了死亡。
太子出深宮
在明朝曆史上有一個特別的皇帝，一生餞行一夫一妻製，且於明朝的發展也大有貢獻，開創了一派中興的氣象。但是最不幸的是他上有庸父，下有劣兒，搶了他太多的風頭，他本人夾在中間反而不那麼引人注目了，甚至幾乎是個被人遺忘的角色。
他是明孝宗朱祐樘，他的父親就是被朱祁鈺廢掉，又重新登上太子之位的朱見深。天順八年（1464），18歲的朱見深繼承了父親的皇位，開始了他23年的統治，年號成化。
景泰藍美女圖
後人對他的評論幾乎一致，無論是對於他的統治，還是他本人。“朱棣以後，明朝曆代皇帝的顢頇、下作、昏智，明顯呈逐代上升之勢，到成化皇帝朱見深，算是又創了一個新高。”（李潔非語）史學家孟森也說，成化時期朝政極其穢亂。隻是因為祖宗積下的財富甚多，還不至於擾民，所以尚能稱作太平。
他為人所詬病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專寵萬貴妃。如果對明史感興趣的人，就會很了解朱見深和萬貴妃的關係，萬貴妃本是一名宮女，本名貞兒。比朱見深年長十七歲，《罪惟錄》的作者查繼佐描述她“貌雄聲巨，類男子”，朱見深之母周太後也曾大惑不解地問兒子：“彼有何美，而承恩多。”就是這樣一位沒有什麼魅力的“老女人”得到了憲宗朱見深的萬千寵愛，且左右了他的一生。後世人猜測其因童年的創傷，所以有戀母情結，也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