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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天子，一統山河日月明
他出身貧寒，放過羊，做過和尚，當小軍官，成大將領，一步一步，終於一朝國家在手，走向權力的巔峰。於是他勤儉治國，休養生息，奪相權，殺功臣，封藩王，以文字罪人，開八股之先河。為子孫的權力上了一道又一道鎖，自己便安然住進金陵帝王之宮——孝陵。留下身後事萬千，讓後人任意評說。
“治隆唐宋”的開國之君
在南京市鍾山南麓的獨龍阜珠峰下，沉睡著明朝的開國之君，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每個去過明孝陵的人也許都會因其規模宏大、形製獨特而震撼，並沉浸在優美的環境中，流連忘返。有心人也許會將視線定格在陵前的一塊石碑上，其實這石碑說來也真不尋常，其高385米，寬142米，厚度為038米，上書四個金字：治隆唐宋，即朱元璋對明朝的治理要比唐朝、宋朝還要好，明朝比唐朝、宋朝還要興隆。看得出來這是對朱元璋的稱頌，也是對明朝的稱頌。若是普通人提了這句倒也無話可說，但在此揮毫的乃是後世一代傳奇君主——康熙帝，這便有了仰慕與惺惺相惜之意。
美化的朱元璋
事實也確實如此，清朝康熙皇帝一生中六次南巡，五次拜謁明孝陵，行跪九叩大禮。石碑上的四個金字是康熙第三次南巡時（1699年）親筆題書，並由曹雪芹的祖父、當時的“江南織造”郎中曹寅立碑。
那麼這位開國之君究竟當不當得起“治隆唐宋”的美譽呢？這得從朱元璋的治國理念說起。
眾所周知，在中國曆史上，由農民起義的領袖而登上皇帝寶座的，隻有朱元璋和漢高祖劉邦，劉邦畢竟是泗水亭長，還有個一官半職，而朱元璋則是一窮二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無產者。從農民陣營中走出來的他，從此富貴無邊，無人能及，這就使得他與原來的勞苦大眾們“道不同”而難為謀。但是，和劉邦一樣，這位開國之君也選擇了休養生息政策，畢竟天下初平，經過戰爭的劫難，百姓離亂困苦，要想從頭收拾山河，這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
因此，朱元璋曾說道：“百姓才力俱困，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在安養生息而已。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爾等當深念之。”經曆亂世的朱元璋其實比誰心裏都清楚開國之初百姓的狀態，他的比喻也很貼切，用初飛的小鳥和小樹比喻百姓，說小鳥要飛的時候，你不能拔它的羽毛，樹剛栽下，你不能動它的根。靠什麼來做到這一點呢？靠廉潔，靠禁止貪暴，要愛惜百姓，讓他們能夠休養生息。
在如何休養生息上，這位開國皇帝也有自己的想法。一次，他和謀臣劉基談治國之道，劉基說待百姓要寬仁，朱元璋說僅僅是寬仁可不行，他說：“不能施惠，而概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寬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
這裏說的實際上就是他治國的幾個重要理念，一是發展生產，使百姓生活富足；二是凡事要節儉，正是“節用、愛民”之道；三是不給百姓增加勞役負擔；四是提倡教育，辦學校，加強道德法製教育；五是整頓吏治，禁止貪暴的官吏橫行。
劉基像
概括起來，正如朱元璋自己所說，這是“嚴明以馭吏，寬裕以待民”。畢竟他生活在元末，對元朝官吏的橫征暴斂、貪贓害民，富民勾結官吏、仗勢欺人的行為有深刻的感受，他最了解貪官，也最痛恨貪官。所以他希望建立一個廉潔的政府，不損害百姓的利益，不浪費他們的錢財。因此，他將執政的重點放在了懲治貪暴、整頓吏治上。這不能不說是一代開國之君的明智之舉。
在掌握了最高權力後，他采用了各種辦法整頓官僚隊伍，但貪汙腐敗似乎與官僚隊伍難解難分，猶如毒瘤般總是鏟除不盡，這既困擾著百姓，也困擾著朱元璋。但他手中有一件法寶，那就是絕對權力，朱元璋把這種權力發揮到了極致，對手下的貪官汙吏決不留情，寧可錯殺也決不放過。
著名史學家孟森先生在他的《明史講義》中簡明扼要地評價說：朱元璋以嚴刑苛法治理天下、駕馭群臣，為什麼不但沒像秦朝那樣權存二世而亡，還奠定了明朝近三百年國祚的基礎？就是因為他“不得罪百姓”。平民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在中國曆朝曆代中可以說是“得國最正”，就是因為他心係萬民，懂得如何愛護老百姓，而下狠心來整治貪官汙吏這一點就是最好的證明，畢竟百姓最痛恨的就是剝削自己的貪官。
然而，朱元璋雖然製定了一係列的考核和監督的製度來規範他手下的大小官員，但仍然造成了官官相護，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尷尬局麵。朱元璋為了震懾這些隻知貪汙的官吏們，便開始用了狠招，他不得不一再對官僚隊伍的腐敗進行大規模的整治，掀起一個又一個大案，最著名的是空印案和郭桓案。在兩案中，朱元璋殺了很多牽扯進來的官員以示警戒，對那些罪行較輕的則處以酷刑，例如在郭桓案中，龍江衛倉官等人因為夥同戶部官郭桓等盜賣倉糧，被處以墨麵、文身之刑，即在他臉上、身上刺上恥辱的印記，挑斷腳筋，割去膝蓋，仍舊留在本倉看管糧食出入。最令人驚訝的是，沒過半年，一個進士到倉庫放糧，早晨發出籌碼二百根，到晚上竟然收到二百零三根。進士當麵責問，發覺是已經受刑的倉官不思悔改，偷出放糧籌碼，轉賣給同樣受過刑的小倉官。如此不知悔改之人，讓人無奈，本來的那點同情心似乎也隨之消散了。
這件事情後來被朱元璋知道了，他感慨地說：“朕謂斯刑酷矣，聞見者將以為戒。”意思是說我本以為那種刑法已經夠殘酷了，聽到看到的人都會引以為戒，哪裏想到，竟然還有人“肢體殘壞，形非命存，惡猶不已，仍賣官糧”。他憤怒地問道：“此等凶頑之徒，果將何法以治之乎？”所以，嚴刑峻法是無可選擇的選擇。
為了反腐懲貪，朱元璋不得不使用重典。朱元璋一朝的刑罰讓人聞之生畏，以致幾百年後的文豪魯迅對此也大為感慨，說刑罰如此之殘酷，令人感到不像是在人間。但是，不論如何處罰，頂風作案者仍然沒有收斂。在朱元璋看來，對於貪官汙吏，除了嚴刑重典，幾乎沒有別的選擇。
朱元璋懲治貪官汙吏
朱元璋嚴懲貪官汙吏的目的，從根本上說在於鞏固自己的統治，但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老百姓的利益，因此使當時的吏治得到了澄清。《明史·循吏傳》裏記載，明朝曆代，僅洪武一朝的清官數量就占整個明王朝清官總數的三分之二！這不僅緩和了官府和百姓之間的矛盾，而且成為明初完成國家統一、穩定社會秩序、恢複發展生產的有力保障。
值得人思索的是，朱元璋一再申明：“吾當亂世刑不得不重，子孫們治平世，刑自當輕。”這一點也足以看出朱元璋對自己用重典的清醒認識。
總之，朱元璋初登皇帝寶座，看著自己用雙手打下來的大好河山，自是無限感慨，也無限珍惜，因此，他持身勤儉，治國勤奮，在他的用心經營下，明朝初年社會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人民生活安定，國家經濟實力大大增強，終於開創了明初幾十年的大國盛世局麵。
但是朱元璋的強勢，使得他傾向於剛猛治國，從而為他的治國政策和措施蒙上了一層陰影，也使得後人對他的情感與評價趨向於複雜化。
皇權、相權在一身
經過十幾年的精心治理，大明王朝逐漸走上了正軌，已過知天命之年的朱元璋心裏真是美滋滋的。當他在皇宮內院悠閑地踱著步，想著自己的江山社稷時，突然有一個問題從他心底冒了出來，讓他心驚肉跳：自己已然年邁，來日也許不多，怎樣才能讓辛苦打拚來的江山千秋萬代呢？想來想去，隻有一個辦法：獨攬大權。於是他將目光轉向了當朝宰相：胡惟庸。
朱元璋大張旗鼓地製造的胡惟庸案，其原因一直以來都是一個謎，沒有人能夠觸摸到它的真相，很多事情都是後人的分析與猜測。
關於胡惟庸獲罪的原因，曆史上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胡惟庸位高權重，心生他意，同倭寇與舊元勾結，意在弑君，結果事情敗露。另一種說法是胡惟庸引朱元璋來家裏觀看醴泉，這被認為是天賜的祥瑞之事，所以朱元璋欣然前往，結果在路上被一個宦官攔住，訴說胡惟庸謀反的陰謀。
不管是哪種說法，都是疑點重重，真實情況已無從考證。但是胡惟庸謀反一事，在皇帝那裏就是事實，這是十惡不赦之大罪，死是死定了，沒想到他的死，卻使許多人受到牽連。開始是他的家人，被誅了三族，連同同謀及告發者一並斬首。隨後朱元璋借此東風，一舉撤銷中書省，不再設丞相。隨後又追查了依附胡惟庸的官員和六部官屬。結果此案遷延十餘年，大小官員被處死者多達三萬餘人，朝野震動。雖然胡惟庸是一個政治小人，品格也有問題，但是被處死的三萬餘人中也有許多無辜的生命，由此可見，朱元璋為自己的江山，將人性中最暴力的一麵展露無遺，留給後人一個猙獰的麵目。
其實，胡惟庸也是一個“糊塗”的人，已有“前車之鑒”在那裏，他卻不會記取教訓。這“前車之鑒”就是一代賢臣，被譽為“張良在世”的劉基不明不白的死亡。劉基深深了解他的主子的脾氣，所以選擇功成身退，可是朱元璋曾明令：“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教。”意即凡不為朝廷出力的都要一律誅之，這語氣可不輕，然而劉基偏偏以自己“疾惡太甚”為由，拒絕出任宰相，朱元璋對此事很不滿，幾年後還借故暗示他的這位有功臣子“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劉基不為所動，朱元璋才便使出了最絕的一招——借刀殺人。這把刀就是左丞相胡惟庸，因為在選立丞相時，劉基直言胡惟庸之缺點，胡惟庸總是不失時機地進行報複。直到劉基病倒，朱元璋使出了這把“刀”，派胡惟庸去看望劉基，就是在這次探望過程中，胡惟庸拿出一種藥，劉基服下之後，“居一月而卒”。
後來，胡惟庸案起時，有人揭發劉基為胡毒死，使他的罪狀上又加了重重的一條。總之，胡惟庸與其他三萬餘人就這樣丟了性命。而胡死的最大影響則是丞相一職的撤銷。
錢穆先生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一書中說道：自古以來，中國的皇權和相權是劃分的，即使兩種權力的比重不同，相權對皇權有一定的製約，並不是皇帝一人專製。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統的君主製國家以來，宰相或丞相就是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長官，負責協助皇帝處理國家大政，位高權重。而政府真正由一個皇帝來獨裁，則是在明清兩代，始作俑者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曆盡艱險登上皇位，他決不能容忍別人與他分享權力，因此他廢止宰相一職，並嚴格規定子孫們永遠不準再立宰相。殊不知世上的事情是沒有永遠的，從明朝中後期的事情來看，皇帝們總是濫用手裏的權力，為所欲為，最終沒能守住祖宗的這份基業，在祖宗這裏也許能夠找到根由。
胡惟庸一案的血流成河，並沒有讓朱元璋放心，因為宰相雖然沒有了，還有很多勞苦功高的大臣呢！很難保證他們不會起異心，於是他又舉起了屠刀，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正月，藍玉案起。藍玉以謀逆罪被殺，連坐被誅殺者達15萬人。
而藍玉究竟犯何罪，遭此大難，也許我們可以從一個側麵來說明。明中葉的王錡所撰的筆記《寓圃雜記》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在洪武年間有一個叫王行的文人，特立獨行，為人勇義，乃當時狂狷者。他去南京闖蕩，以教書為業，當時就住在藍玉將軍府的隔壁，因此將軍府中的仆人子弟有很多都在此讀書，藍玉很關心這些孩子，並經常檢查他們的功課，他為老師的教課水平所折服，於是主動結交王行，結果兩人縱論韜略，相見恨晚。藍玉遂將王行請入府中，以師禮相待。不久，藍玉案發，有人勸王行逃走，他斷然曰：“臨難無苟免。”入獄，麵對審問，王行大義凜然地說：“王本一介書生，蒙大將軍禮遇甚厚。今將舉事，焉敢不從。”於是慷慨就死，進入那一萬五千名被殺者的行列。交結之人品性若此，藍玉本人自不必多說。
常遇春、徐達，開國功臣們紛紛被處訣，中國成為恐怖世界
縱觀中國曆史，開國皇帝與功臣之間總會有不和諧的音符。其中唐太宗李世民處理得最為妥當，這是因為他氣量恢弘；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也自有其合理之處，而漢高祖劉邦和朱元璋都是大殺開國功臣。其實兩者也有區別，朱元璋身邊的人都是他的同鄉，和他出生入死，與他的交情非同一般。建國之後如果讓他們恪守君臣之禮，或永不起異心，這是任何人都不能保證的。因此，為了給以後的子孫掃清道路，他選擇了斬草除根。
據史書記載，太子朱標對朱元璋大開殺戒曾數次勸諫。一次，朱元璋命人找來一根長滿尖刺的荊棘放到朱標麵前，讓他去拿，朱標畏懼，不敢伸手。於是朱元璋說：“汝弗能執與，使我潤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之險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意思是說我殺人就像去掉荊棘上的尖刺一樣，這樣你將來才可以安坐天下。這話說得倒也在理。
朱元璋的屠戮行為如此聳人聽聞，也與他本人的性格有關，清代史學家趙翼說過這樣的話：“獨至明祖，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取天下之人而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蓋雄猜好殺，本其天性。”
無論如何，經過胡、藍案，宰相一職取消了，開國功臣也被屠戮殆盡。從此皇帝身兼君主與宰相，行使著皇權和相權，如若遇到勵精圖治的好皇帝，就是國家之幸，如果遇到昏庸之輩，那也隻能祈求他對國家的損害小一些了。趙翼說：“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也。”可惜他的後世子孫繼承其“聖賢、豪傑”性格者少，而承其“盜賊”之秉性者多，從而造就了大明王朝十幾位個性鮮明的皇帝，左右著這個龐大帝國的命運。
文字獄與八股文
自古馬上得天下者，不可馬上治天下，於是就要任用文臣。朱元璋也明白這個道理，在開國之初，他重用文臣，文人得了勢，結果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兄弟們心裏失衡了，自己流血流汗，辛辛苦苦打下來的江山，憑什麼要你們文人來掌權？於是就向皇帝進讒言：雖然要用文人治天下，但不能輕易相信他們，否則就會上當。
龍袍上的十二章紋
話說到緊要處，他們就開始舉例證明：“張九四（朱元璋的死對頭，張士誠是也）一輩子對文人寵愛有加，總是好房子住著，高薪水拿著，真把他們捧上了天。可是在他做了王爺後，要起一個官名，文人便替他起名為士誠。”朱元璋很納悶地說：“這名字挺好啊！”他們反駁道：“不然，張九四是上大當了！《孟子》一書明明白白地寫著：‘士，誠小人也。’這句話也可說成：‘士誠，小人也。’這是罵他是小人啊，可是他至死也不懂，真是可憐。”朱元璋聽到這裏默不做聲，待回去拿出《孟子》一查，果然有此說法，於是對文人產生疑慮，心想，該規範一下這些不老實的文人了。
說做就做，他開始兩手抓：一手抓文字獄，一手抓八股文。
柏楊先生對這兩者有一個精辟的評價，他認為文字獄是圍堵，八股文是釣鉤。兩者一起對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文化進行摧殘。
其實因文字而獲罪者古已有之，例如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宋代蘇軾的“烏台詩案”，等等。這是統治者進行文化規範和統製時常用的手段。畢竟文人的思想最活躍，能夠撼動朝廷基礎的新思想不可能出自普通的老百姓，隻有文人能為之。因此，統治者往往采取一些強硬手段來對付他們。
明文字獄始見於洪武七年（1374年）。時蘇州知府魏觀將新府衙建於張士誠宮殿舊址，高啟為其作的《上梁文》中又有“龍蟠虎踞”四個字，因此觸犯明太祖朱元璋忌諱而被腰斬。可憐了這位明初的名士，“瓊姿隻合在瑤台，誰向江南處處栽。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這首自比高士的《詠梅》從此也成了人間絕唱。
另一次，浙江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呈上一份《賀表》，其上寫著：“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本是誇讚之言，到皇帝這裏，他讀其表，又悟其裏，終於讀出了弦外之音：“‘生’者，‘僧’也，以我嚐為僧也。‘光’，則剃發也，‘則’字音近‘賊’也。竟敢對麵罵朕為僧為賊，豈可留他！”於是這位老先生也沒有逃脫掉腦袋的命運。
關於朱元璋以文字降罪於人的案例，其中最精彩的當屬他對“亞聖”孟子的肆意攻擊。眾所周知，孟子的思想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更是把暴君稱為“獨夫民賊”，人人可誅之，看到此處，朱元璋心想：這還了得，這不是勸人造反嗎？於是心中大大地惱怒了。
全祖望的《鮚埼亭集》中有記載：上（朱元璋）讀《孟子》，怪其對君不遜，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時將丁祭，遂命罷配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子故耶？”命複之。
明初文壇“四傑”之一的高啟
看來如果孟老夫子生活在朱元璋的時代，也就沒有機會涵養自己的浩然正氣了。朱元璋在惱恨之下，將孟子的牌位從孔廟撤下以作為報複。但是孟子畢竟是“亞聖”，是儒生們心中的聖人，豈容他人玷汙，即使是皇帝也不可以，於是他們使了一個心眼，第二天就對朱元璋說，他們夜觀天象，發現文星暗淡、天象有異。皇帝都是迷信天命的，得罪了上天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朱元璋於是馬上想到大概是因為孟子的緣故，無可奈何之下恢複了他的牌位，但是他還是搞起了另一手：刪書。把孟子的書刪掉了三分之一左右，可視為“思想的腰斬”，其手段不可謂不狠。
總之，明初文字獄貫穿洪武一朝，是明太祖朱元璋為推行文化專製統治所采取的極端手段，並為後世封建統治者所效法。文字獄從表麵上堵住了文人狂妄的嘴，但是它的一大惡果卻是使得人們不敢說話，或者隻說違背良心的話甚至說誹謗的話。此風一長，不僅是道德滑坡的問題，整個社會的運作機製都要受到極大的破壞。
文字獄是朱元璋繼承前人的傳統，而八股文則是他和他兒子朱棣的首創。
科舉對於知識分子來說至關重要，是他們唯一的出路。特別是在明朝，知識分子根本沒有其他機會來博取功名，飛黃騰達。但是科舉製度到了明朝，隻剩下進士一科，且有個不成文的規定，非進士出身，不能擔任大學士和其他高級官員。這就使得大部分文人一生都在努力地走過科舉這座獨木橋。可惜走過者少，落水者多。於是才有了我們熟悉的範進中舉之後的發瘋，麵對如此殘酷的競爭，如此誘人的前景，他竟然成為一個幸運者，不瘋都難。
麵對這群欲過獨木橋的文人，明朝的統治者伸出了自己的釣鉤——八股文。首先是朱元璋規定了考試範圍，以“四書”、“五經”為限。而“四書”、“五經”又以朱熹的注解為標準，後來又硬性規定了一種考試格式。直到明成祖朱棣進一步加以約束，明確規定使用“八股文”，以後的明清約500年間，這個釣鉤為朝廷釣上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小官員。
正是這八股文，使得中國文化遍體鱗傷，特別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產生了莫大的傷害。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憤慨地說：“愚以為八股之害，甚於焚書。”確實，它使中國的知識分子淪為了皓首窮經的工具，在西方的新思想層出不窮時，中國的思想界卻停滯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