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這兩手，直接打擊了明朝的文學事業，使得明初的文化受製於宋代理學，趨於保守。而朱元璋所做的一切，終究還是圍繞著一個主題：加強皇權，鞏固統治。
分封藩王惹禍端
現在有很多電視劇，在描寫朱元璋這位開國皇帝時，總少不了著重表現一下他的結發妻子馬氏，於是大腳馬皇後的故事被廣為傳誦，以致家喻戶曉。其實，在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後，他的妃嬪很多，甚至有蒙古妃和高麗妃，這些妃子們共為他生育二十六子、十六女，單從這些數字來看，也能窺見其後宮佳麗之數了。據說馬皇後十分賢惠，對待後宮妃子和其他的孩子們都非常溫厚，但也真苦了這樣一位與朱元璋共患難的“開國皇後”。
太祖馬皇後像
這二十六位皇子中，第九子和第二十六子早死，剩下的二十四子中，長子朱標為馬皇後所生，根正苗紅，因此名正言順地成為太子。那其他二十三子怎麼辦？朱元璋思前想後，最終想到了出身差不多的漢高祖，於是心裏一亮，那就學學這位前輩，分封皇子們在各地稱王吧，這樣既解決了諸皇子的問題，又能依靠這些朱氏子孫們輔佐皇室，以確保大明王朝萬世一係，長治久安。其實朱元璋還有另一層考慮，這就是李潔非先生所說的朱元璋“奪政權於丞相、奪軍權於將領，一切軍政大權皆歸皇帝，這過於集中的權力勢必伴隨管理上的難題，而朱元璋想到的解決辦法，就是讓血親諸王充當中間環節。‘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在他看來，隻要權力不落在朱姓之外就靠得住”。他開始大張旗鼓地分封諸子。
封建諸王的封地可分為內外兩線，例如青州的齊王、太原的晉王等就屬內地，同時他還將九個藩王封到了邊疆，其用意很明顯，即讓他們來負責邊地的防務工作，保證邊防的安定。邊地諸王中以燕王朱棣的勢力最大。對自己的兒子們，朱元璋很是豁達和大度，這些藩王雖無土地與政權，但仍有相當的權勢，他們可以在封地建王府，按明製親王歲祿銀五萬兩，王府置官屬並護衛親兵萬人，還可以指揮當地的駐軍。他們的任務是拱衛中央，中央一旦被“奸人”所控製，藩王可以起而“清君側”。
朱元璋在位期間，他屢次派燕王、晉王等親王出兵，一方麵平邊患，另一方麵，也大長了這些親王的權勢。王充閭先生對此評價道：“（朱元璋）這一手，恰恰為日後的皇室爭權，埋下了隱患。”確實如此，後來所謂的“靖難之役”就是對朱元璋這一做法最大的諷刺。
看來朱元璋沒有讀過史，即使讀過也不仔細，否則，他怎麼會看不到漢景帝時的七國之亂與西晉的“八王之亂”的教訓呢？劉邦一麵統一天下，一麵分封自己的兒子為王，且給他們很大的權力，使之成為一個小王國的國王，握有軍政大權，結果發生了七國之亂，幸虧得以平定，隨後對王國製度進行改製，使其分土不治民，這才免除了漢朝的一場災難。後來西晉從曹氏家族手裏奪來政權後，自作聰明地認為曹氏政權滅亡的原因就是“禁錮諸王，帝室孤立”，致使皇帝輕易被人操縱而丟了江山，因此開始大封藩王，結果不到四十年的時間，就爆發了“八王之亂”，斷送了西晉的江山。“八王之亂”的教訓給後來的曆朝曆代皇帝敲響了警鍾，以後再也沒有哪個朝代敢采取這種方法，直到朱元璋又把他提了出來，這不能不說是朱元璋的失策。
光武通寶
說來還有一段小插曲。洪武九年，訓導葉居升曾經直言上書勸諫，說：“朝廷賦予諸王的權力過大，上弱下強，則會產生尾大不掉的局麵。應該早出應對措施，否則出現離心傾向時，一切就無可挽回了。”直言利弊，十分到位，也可見忠心。不料，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的朱元璋聽後大怒說：“小子離間吾骨肉！”於是將葉居升處以極刑。經此一案，洪武一朝沒有人再敢言撤藩。
終究是天不從人願，正值朱元璋六十四歲高齡之時，他遭遇了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慘痛，太子朱標與世長辭。朱元璋無奈之下，將皇位傳給了皇孫朱允炆。他也料到各個藩王們定不會服氣，於是編寫一部《永鑒錄》，教育諸王為朱氏國家計，安分守己；還頒布了《皇明祖訓》，明確規定皇帝與藩王的權力，甚至提到如果有皇親謀逆，則格殺勿論。
寶陵碑帝三·明孝陵
這一紙空文隨著朱元璋住進他最後的歸宿地——孝陵便失去了約束力。於是，一場“清君側”的戰爭在最有權勢的藩王和小皇帝之間展開了。
讀史至此，總會讓人想起杜牧在《阿房宮賦》中的這句話：“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嗚呼哀哉！真至理名言也。
等級製度：皇族與庶民之間的厚障壁
在朱元璋登上皇位第一年的某一天，南京城風和日麗，一派平和景象，正是遊玩與放鬆的好天氣。在一片綠草如茵的空地上，有很多人正聚在一起玩耍，傳來一陣陣的嬉笑聲，好不熱鬧。走近再看，原來是一群軍人、遊民，他們將靴子的高幫截短，並用金線做裝飾，足蹬短靴，穿著豔麗的服裝，肆無忌憚地玩著蹴鞠。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災難已經悄悄降臨到他們身上。
他們正玩到興頭上時，街頭突然出現一隊官差，一把鐵鏈，將這些人鎖上，帶往五城兵馬司。上報朝廷後，得到的回複是：卸腳。
他們竟然因為一場蹴鞠活動就被砍了腳？其實他們是觸犯了朝廷的另一項法律。
朱元璋即皇帝位時，不僅僅發展經濟，殺貪官，奪相權，封藩王，還製定了一係列的等級製度，以確立皇族與庶民之間的地位。所以說朱元璋這個從農民中走出來的布衣皇帝最後已經徹底地背叛了農民隊伍。他當上皇帝後，早已沒有了農民的本色，相反卻要用等級製度來鞏固自己的統治。而這種對皇族和庶民的規定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使得整個社會結構等級分明、秩序嚴謹，以至於到了僵化的程度。
其中對服飾的要求就體現了朱元璋所設立的等級製度的複雜與嚴格。眾所周知，元朝統一中國後，改變了中原的服飾舊製，代之以“胡俗”，即不論是士紳還是布衣百姓，都是辮發椎髻，衣服則為袴褶窄袖，還有辮線腰褶。婦女的衣服為窄袖短衣，下穿裙裳。而朱元璋是不願意延續元朝這種穿衣的“胡俗”特點的，因此他向氣象恢弘的大唐看齊，下令恢複唐代的衣冠製度。
他還從麵料、樣式、尺寸、顏色四個方麵確立了明朝初期服飾的等級製度。不同等級的人，隻能穿著本等級所規定的服飾，不可僭越，否則就是犯罪。
從服飾麵料來看，隻有王公貴族、官員才能使用錦繡、綾羅等高級麵料，而庶民百姓之家卻隻能用綢、素紗等普通的麵料。並且隻有皇宮後妃、命婦可以用金、玉一類的首飾，一般的平民女子起初耳環還可以用黃金、珍珠、釧、鐲，其他的首飾隻能用銀子，或者在銀子上鍍金。後來，百姓家的婦女隻能用銀子來做首飾了。
對服飾式樣的規定就更為複雜了，幾乎每一類人都有規定的式樣。以文官的服飾樣式為例：有一首《文官服色歌》雲：“一二仙鶴與錦雞。三四孔雀雲雁飛。五品白鷳惟一樣。六七鷺鶿宜。八九品官並雜職，鵪鶉練雀與黃鸝。風憲衙門專執法，特加獬豸邁倫彝。”這些都是需要嚴格遵守的。在明朝，庶民、僧道、皇宮婦女、普通婦女，總之各種人都有自己的樣式，劃分十分嚴格。
明朝皇帝的金冠
對服飾的尺寸也有定製。明代服飾的尺寸，追求寬大，反對便易短窄，以求遵守古製，其中對各類人衣服尺寸的規定甚至精確到了寸。
此外，朱元璋對衣服顏色的使用也進行了嚴格的限製，以借此確立等級。當時規定，玄、黃、紫三色為皇家專用，而官吏和軍民的服裝不許使用這三種顏色，違者觸犯法律。
也許在現在人看來，穿衣服要受到如此多的限製確實是一件不可想象的可怕的事情，然而，正如陳寶良先生所說：“追求時髦是人們的普遍習尚，然而並不能人人如願。在貴賤有別、禮序井然的等級製度社會中，富貴人的穿綾著緞，與平民百姓的布衣草鞋，甚至衣不蔽體，早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實。就明朝人而言，城市中的人們完全憑借個人的喜好、財力之所及，以及習俗的趨同，去穿著打扮，服飾千姿百態，那是中期以後才有的事情。”
在明朝初年，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強化皇族的權威，維護已經逐漸衰落的封建製度，朱元璋便不嫌麻煩地設計出了這一係列關於服飾的規定。當然這種森嚴的等級製度還表現在建築以及各種禮節上，朱元璋最終的目的其實是要把它們滲透到他的臣子與百姓的骨子裏，讓他們永遠做自己的奴才，以保自己的江山萬代永存。
可惜的是，朱元璋的這一願望終究沒能實現，隨著明朝中葉以後皇帝的荒嬉，對文化統製的倦怠，以及商品經濟的發展，新的思想觀念出現，朱元璋的這一套等級製度出現了鬆動，那時的社會就變得萬紫千紅、千姿百態了。
一代雄主，鑄就朗朗中華大氣派
如果隨便問一個人：你認為明朝是盛世嗎？大概十人中有九個會猶豫一下，然後搖搖頭，給出一個否定的答案。其實，看看朱棣這一代雄主，文治武功，在後人看來不遜於曆史上任何的君主。他發展經濟，遷都北京，派遣鄭和下西洋，編《永樂大典》，征安南，巡漠北，抗倭寇，在他統治時期，四方來朝，儼然一個盛世景象。為什麼後人曆數盛世時，常想到的是大唐盛世，抑或康乾盛世，總是錯過了朱氏的盛世呢？
大概是因為明朝這朵盛世之蓮，開得過於內斂，過於羞答答吧。
叔爭侄位：當時隻道是尋常
在美麗的雲南，有一個並不舉世聞名，卻美麗異常的去處——獅子山。獅子山位於滇中北部的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縣，號稱“西南第一山”，素有“雄奇古秀”之譽。山中有一座古寺——正續禪寺。此寺的藏經樓下是帝王宮。說到這裏疑問就出來了，怎麼雲南還有帝王？其實這位帝王就是朱元璋的皇孫朱允炆，傳說他遜位出走、遁跡空門後曾到此處避難。
在帝王宮外的廊柱上嵌有這樣一副對聯：
僧為帝，帝亦為僧，數十載衣缽相傳，正覺依然皇覺舊
叔負侄，侄不負叔，八千裏芒鞋徒步，獅山更比燕山高
寥寥幾十字，卻藏著朱元璋與允炆祖孫之間，以及朱棣與允炆叔侄之間的恩怨、傳說與各自的歸宿。
話還得從頭說起。朱元璋以一代開國之君，嘔心瀝血一生，他勤政愛民，奪相權、軍權，殺功臣，統製文化，分封藩王，目的就是為了使子孫千秋萬代，江山永固，因此他在皇權上加了一道又一道鎖。等到他認為一切都盡善盡美，可以高枕無憂時，便舒舒服服地“龍馭上賓”，住進了地下宮殿中。
可是他高估了自己那文質彬彬的孫兒，親手飼養了一批猛獸在他的身邊，結果卻惹來了明開國以來最大的“禍事”——所謂的“靖難”之役。
洪武鬆竹梅紋碗
朱允炆即為建文帝，他接手祖父留下的江山，一改朱元璋剛猛治國的政策，實行仁政，這樣的皇帝當然會受到百姓的愛戴，可惜他從小在深宮中長大，既沒有經曆戰場風雲，也沒有身陷政治爭鬥，接受的又是儒家正統教育，仁厚、溫文爾雅，在他遭遇到曆經大風大浪，政治手腕極高明而又心狠手辣的叔父朱棣時，隻能甘拜下風，失敗是必然的。
1399年，在他實行削藩的政策時，燕王朱棣起兵，先據北平，然後以尊祖訓、誅“奸臣”齊泰、黃子澄，為國“靖難”為名，誓師出征。齊泰、黃子澄何許人也？他們就是和建文帝一起謀劃撤藩的人。朱棣這一招終究騙不過群眾雪亮的眼睛，他的目標其實就是侄子的皇位。
經過三年的征戰，朱棣的軍隊以摧枯拉朽之勢打敗了他的政治對手建文帝，於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七日，進入南京城，而建文帝的下落卻成了一個謎，有人說他在宮中投火而亡，也有傳說說他化裝成和尚逃亡了，據此說法才有了開篇的獅子山對聯與古跡。無論如何，既然他已經下台，那麼大明的曆史就與他無關了，因為一個新的皇帝誕生了，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燕王自洪武三十一年起兵，攻城略地，轉戰千裏，通往帝都的道路是如此漫長。如今，就在六月十七日這一天，南京城的大門、皇城和宮殿的大門為朱棣一路洞開。陽光普照，水秀山明。
建文帝朱允炆
朱棣進城，去父親的孝陵祭拜之後，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年號為永樂。不知朱元璋看到這一幕會作何感想！
正如文學家李潔非先生在他的大作《龍床》中所說：“專製政體第一脆弱之處，是權力繼承環節。此環節尤其在作為政權創立者的第一代君主死亡以後，與作為繼承人的第二代君主確立之間，普遍演變為嚴重危機。”
仔細思量中國曆史，也確實如此，第一個帝國秦，在始皇帝死後，李斯與宦官趙高合謀害死太子扶蘇，擁立嬴政第十八子胡亥繼皇帝位。接下來的大漢王朝，高祖劉邦死後，惠帝為呂後所左右，抑鬱而終，呂後把持朝政。唐朝也不例外，高祖李淵次子李世民，於玄武門殺太子建成和弟弟元吉，登上皇位。至宋太祖趙匡胤死後，本應傳其子嗣，這在封建時代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最後皇帝位卻由其弟趙光義穩坐，這不能不說是咄咄怪事，個中緣由也引人深思。到了清朝，似乎情況有所不同，但是李潔非先生分析，在紫禁城稱帝的第二代君主康熙帝身上，才有曆來開國皇帝的氣象與感覺。如果不拘泥於實際的數字，康熙帝才是清代政治的真正奠基者，這話說得也有道理。結果康熙逝世以後，他的幾十個皇子又上演了一場爭皇位的好戲，最後第四子胤禛在混亂和疑雲中勝出，是為雍正帝。
其實曆朝曆代建國初年的危機也並不是什麼巧合，有各方麵的原因。每個朝代都上演的這些爭鬥，看來很平常，可這就像每個朝代的瓶頸，經此一亂之後，天下太平無事，幾乎都有盛世或國家最強盛的局麵出現。這樣看來，絕對是不尋常的事情。
明王朝也是如此，朱棣作為一代雄主，不僅有爭奪皇位的能力，還有治理國家的雄心，在他的手裏，大明朝終於呈現出開國以來的大氣派，其“遠邁漢唐”的氣象使後人不斷追憶，雖然它相比於漢唐天朝大國局麵，是那麼的內斂！
永樂大帝的“三把火”
1987年，在第11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北京的故宮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世界遺產委員會評價：紫禁城是中國五個多世紀以來的最高權力中心，它以園林景觀和容納了家具及工藝品的9000個房間的龐大建築群，成為明清時代中國文明無價的曆史見證。
故宮位於北京市的中心，始建於15世紀初，其發起者就是皇帝成祖朱棣。
朱棣像
對於這位從侄子手中奪權的皇帝，張廷玉在《明史》中曾大加讚揚：“文皇少長習兵，據幽燕形勝之地，乘建文孱弱，長驅內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後，躬行節儉，水旱朝告夕振，無有壅蔽。知人善任，表裏洞達，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賓服，明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幅員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
這一段話將朱棣的文治武功描寫得詳之又詳，可謂淋漓盡致。確實，後世史學家提起這位成祖皇帝，都是褒過於貶，雖然他也承襲了其父親陰狠的一麵。畢竟凡事還得用事實說話，說朱棣英明，首先得從他的治國政策談起。在文治這一方麵，他一生中有三件輝煌的大事可向後人炫耀：一是遷都北京，一是遣鄭和下西洋，一是編《永樂大典》。
先談遷都北京。這是朱棣當朝最大的政績之一，其作用絕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其實早在太祖時，已有遷都的念頭，他認為南京為六朝金粉之地，脂粉氣太濃，而且都是短命王朝，再者北部邊患嚴重。他考慮再三，最終沒有實行。朱棣繼位，他著實不喜歡南京，皇袍加身後，他讓太子朱高熾留在南京監國，自己仍回到北京住下來。當時的情況是南京仍作為首都，而北京則成為行都。六部等中央機構在北京也成立了一套，稱為“行在”。盡管這樣，在第二年，朱棣就開始了北京的建都工作，現在的故宮和天壇在成祖時才初具規模，並最終在永樂十九年（1421年）遷都成功。
北京故宮
文學家熊召政分析過朱棣遷都的原因，認為他主要有兩方麵的考慮：
第一就是西北虜患不絕，建都在北方，便於就近製禦。當然，西安、開封都可選擇，但朱棣在北京住了二十三年，對這裏感情很深。第二，由於“靖難之役”，朱棣在南京殺人太多。建文帝的支持者多半是江南士族，朱棣對他們大開殺戒，因此結怨於江南。在江南他已經失去執政基礎。因此從取得皇位的那一天起，他就有了遷都的打算。
可是遷都的過程並不順利，這是勞民傷財的事情，畢竟國家剛剛安定。因此，這種想法一提出來，就遭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對，甚至在都城已遷往北京之後，反對之聲仍不絕於耳，其中最具傳奇色彩的當屬永樂二十二年的一件事情。
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日的深夜，北京城突然風雨大作，驚雷陣陣，突然一聲巨響，太監忙出去查看，原來北京新宮中的奉天、謹身、華蓋三大殿遭雷擊起火，化為灰燼。清晨，這件事情被報告給了朱棣。
朱棣當時心中一驚：難道是上天在警示什麼？不可大意。正在朱棣心中犯嘀咕的時候，禮部主事肖儀的奏本就呈到禦前。這位六品官（相當於今天的司局級）認為：奉天殿遭雷擊是因為遷都的緣故。把國都從南京遷來北京，不但諸事不便，就連大明的皇脈也撂在江南，這可是大不敬。
朱棣看過奏本之後，甚是惱怒，想你小小芝麻官竟敢如此諷刺我的壯舉，這才是真正的大不敬，須殺之而後快，於是沒有作任何審判，這無辜的肖儀就以“謗君之罪”而被處以極刑。確實，在古代，皇帝的決定是聖旨，是天命，豈容他人隨便誹謗，何況朱棣喜歡北京的心是如此溢於言表，看來這肖儀有太多文人的耿直，好犯文人死諫的毛病，他搞起政治來，真是不太合格，以致腦袋搬家，怎麼說都不值得。
不過事情還沒完，肖儀的觀點在官員中仍有不少市場。同情他的官員多半是科道言官，這些官員很年輕，都是直言敢諫之人，且沒有跟隨朱棣參加靖難之役，因此也不了解這位主子的性格與手段。麵對這些人，朱棣不好全部殺掉，於是心血來潮，想出一計，讓這些科道言官與部院大臣一起到午門外跪下對辯。遷都究竟好不好，讓雙方各抒己見。
當時，正值春雨綿綿，午門外的廣場上，言官與大臣分跪兩邊，爭論得麵紅耳赤，即使天空中飄灑的細雨也難以給他們降溫，一天無果，朱棣命令第二天繼續進行，他就在城樓上不溫不火地看著，像看一場拉場戲。
北京依然是都城，也算北京運氣好，遇到忽必烈和朱棣這樣“慧眼識才”的國君，力挺這個偏北的城市，終於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在當代呈現出令世界矚目的帝京氣象。也才有了現在這個“世界給我三十天，我還世界五千年”氣勢磅礴的奧運口號，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北京已經以壓倒性優勢成為中國的形象代言人。
朱棣的文治當然不僅包括遷都北京，在永樂元年（1402年），他雄心勃勃地召集三千文士修大典，意在將中國古代典籍盡量收集齊全，成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開天辟地之大部頭。開始時由大才子解縉負責，一年後，典籍呈上，朱棣龍顏大悅，特賜名《文獻大成》，可是翻開這集大成者，發現規模不夠宏大，於是再召“靖難”功臣姚廣孝以及刑部侍郎劉季篪和解縉總理其事。終在永樂五年（1407年）大功告成。全書分裝為11095冊，卷帙浩繁，規模巨大，傲視古今。
永樂朝《永樂大典》隻有一部正本，存放在南京的文淵閣，後於永樂十九年（1421年）運到北京。朱棣曾經打算將《永樂大典》付印，隻是在當時的條件下，實在是艱難之至，不得已放棄了。一部耗費巨大人力、物力的典籍就這樣被塵封在帝王家裏，世人根本無法享此精神財富。在永樂之後的幾百年間，它曆經磨難，終究自身命運難保，正本在明末兵火中毀了大半，嘉靖朝手抄副本傳到清朝隻剩9000餘冊，少了近3000冊，後被儒臣所盜，又遭遇清末外國人的搶掠，結果估計最後存世的大概隻有800餘冊，隻是原來的3%左右。一部絕世之作終究沒有發揮它的實際作用，難怪要被李潔非先生稱為永樂朝的“文化形象工程”了，而麵對這一巨著最後的歸宿，隻是聲聲歎息，或痛哭流涕，又怎能道盡後人心中的遺憾與無奈！
《永樂大典》
但事已至此，隻能後人“哀之”又“鑒之”了。
第三件事情便是鄭和下西洋，這是朱棣朝以及中國輝煌的見證，實不敢用三言兩語將其打發掉，在此暫且擱置，待以後詳述。
總之，遷都北京、鄭和下西洋以及編《永樂大典》，這三件事足以使朱棣笑傲古今諸帝群王！但是，他在“武功”方麵的建樹也不容忽視，因為這使他的帝國真正在地域上“遠邁漢唐”，配得上泱泱大明朝這一美譽了。
在馬背上守衛天下
現在有很多人對明朝認識不清楚，特別是對它的疆域範圍更是低估，認為那時的疆域在400萬平方公裏以內，其實這是大錯特錯的。明朝的疆域雖不及元朝，但在明朝前期極盛時，北控內蒙古，西到新疆東部，東北控製了女真地區，西南方管轄雲南、貴州，南方建立了交郡。並且當初四方來朝，周邊一些小國對明朝更是擁護有加。這些與明成祖的功績密不可分。要知道，張廷玉的“幅員之廣，遠邁漢、唐”之說絕非虛妄之言。
明末清初的查繼佐也曾不止一次地說：“顧明以再造而長不拔，伊誰力也……是故北平之功不可沒也。”“帝文武全才，寬嚴並濟，若夫睿算宏模，長駕遠馭，徙都北平，雄視九有，五巡漠北……較文景之斤斤克守故物。猶非所屑。”這裏對成祖朱棣的文治武功甚是讚揚。事實也確實如此，朱棣以武力助其父穩定天下，又以武力取得天下，武功方麵的建樹絕非常人所能及。他在位期間，曾出兵安南，並五征漠北。
安南，又稱交阯，一直與中國交往密切。在明初，安南國王為陳氏，後被大臣篡位，且謊稱是原國王的親戚，請求明朝冊封。結果事情敗露，在朱棣派人將真正的國王送回繼承王位時，安南竟然伏兵劫殺。這使朱棣惱怒異常，天朝國威，豈是區區小國可犯，於是八十萬大軍立刻出發，旌旗飄揚，戰馬嘶鳴，開始遠征安南，結果一路凱歌高奏，永樂五年將安南國王、太子等人活捉。朱棣遂改安南為交阯布政使司，成為中國的一個省。隻是後來明朝遷都北京，安南時有反抗，成為明朝的沉重負擔，因此朱棣死後不久，明朝就放棄了對安南的治理。
崇武古城，洪武年間抗倭名城
朝鮮和日本，兩個與中國一衣帶水的國度，一直以來和中國有過太多的交集，在明初，兩國都與中國修好，特別是朝鮮與中國的關係非常密切，萬曆年間，明朝還曾經進行過一場抗日援朝的戰爭。但此時，日本的一些在本國內失意的浪人和土豪，在中國東南沿海武裝走私，搶掠商民，被稱為倭寇。朱棣雖與日本修好，但仍加強海事防禦，並派人圍剿，大獲全勝，倭寇死傷慘重，終成祖一朝，不敢來犯。至於後來的倭寇猖獗，那就有更多的因素，需要詳加分析了。
其實對明朝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南方倭寇的騷擾和安南，而是來自北方的蒙古。翻開中國曆史，總會發現這樣一個規律，入侵中原的都是北方各民族，也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吧。北方氣候寒冷，孕育了粗獷豪放、野性尚武的大漢，而南方濕熱的氣候則使得百姓們柔弱有餘，強力不足。因此敢犯邊者有漢之匈奴，宋之女真、蒙古，直到明朝亦受蒙古騷擾，最後終被由女真演化來的滿清所滅。
縱觀明代，一直被北方的邊患苦苦糾纏，如噩夢般擺脫不掉。這也是太祖朱元璋的一塊心病，所以才有了分封藩王的舉動，想牽製這些野蠻民族的力量，可惜卻牽出了後來的大變故。到朱棣時，他也沒有忽視蒙古，當時蒙古分裂為三部：韃靼部、瓦剌部和兀良哈部。他采取了恩威並施、分化瓦解的策略。兀良哈部早已歸附，並在靖難之役中為朱棣立下赫赫戰功。韃靼部較強，朱棣有意聯絡瓦剌，與之抗衡。永樂七年，成祖命丘福率軍10萬征討韃靼，不意全軍覆沒，朱棣一怒之下，決定親征。
永樂八年二月，朱棣親率50萬人出征，太子留守南京，皇長孫留守北京。朱棣第一次親征大獲全勝，韃靼部的勢力被削弱了。隨著韃靼部的衰敗，瓦剌部強盛起來，時常騷擾邊境。永樂十二年（1414年），朱棣決定第二次親征，並讓皇太孫隨行，這皇太孫就是深受朱棣喜愛的太子之子朱瞻基。永樂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朱棣又三次親征蒙古。朱棣五次對蒙古用兵，目的在於保證邊境的安寧、國內的安定，雖說屢次起兵，耗費民力，但在客觀上也打擊了蒙古的氣焰。可惜幾次征戰，由於對地形不熟悉，往往是難遇敵兵，無功而返，這也為後來的驚天巨變埋下了禍根，時也？運也？命也？不得而知。
總之，朱棣派兵南征北戰，穩定邊防，並繼承其父的傳統，休養生息，發展經濟，在他的一番治理下，當時的明朝成為世界上最富強的帝國。在大明王朝的東南，是汪洋一片以及一些半開化未開化的島嶼。西北原是帖木兒大帝的領土，帖木兒曾一度想遠征中國，但未能如願。帖木兒去世後，其繼任者勢力遠不如前，已重新向明朝遣使朝貢。西方的歐洲此時戰亂不斷，瘟疫流行。印度也已衰落近千年。此時，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哪種勢力可與大明帝國爭鋒。朱棣統治下的明帝國無論在經濟實力，還是在軍事技術方麵，都占有絕對的優勢。此時，農業發展迅速，手工業也有了長足的進步。礦冶、紡織、陶瓷興盛；造船業，包括羅盤針的使用、航海水手的培養等，都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這些也為朱棣時期的壯舉——鄭和下西洋提供了必要條件。
可是就算再英明的人都逃不過宿命的安排，就在第五次親征的歸途中，朱棣突感身體不適。到了榆木川（今內蒙古多倫），朱棣突然病逝，享年65歲。朱棣是一位馬上天子，他的江山得於馬上，也死在了行軍的途中。逝世之後他沒有回南京陪父親，而是葬在北京的陵墓中，這就是長陵，現在北京十三陵的祖陵。
永樂大帝的邊牆
“不到長城非好漢”，長城一直都是中國人心目中象征著中華民族的豪邁與偉大的建築。自古以來圍繞著長城就有很多故事流傳，其中最著名的一個就是孟薑女哭長城。據說其夫君被秦始皇征召去修長城，孟薑女萬裏尋夫，得到的是夫君慘死的噩耗，於是慟哭間，天地變色，長城盡倒。
長城就這樣承載著曆史與傳奇故事，經風曆雨地前行著。很多朝代都有修長城的舉措，而現在的萬裏長城則在明朝曆代皇帝的精心修建下初具規模，其時的長城被稱作“邊牆”，大概是把長城當做中國這個大城北邊的城牆。
明朝的邊牆從洪武年間就已經開始進行修建了，從此時到萬曆三年戚繼光在薊州沿線修葺1337座空心敵台為止，時間長達二百餘年。
長城
而修了幾千年長城的中國在永樂大帝朱棣時期其實曾經出現過一次機會，讓這個龐大的國家走上另一條路，但也許是受製於傳統的思維與習慣，朱棣錯過了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永樂一朝，開始全麵修建長城，永樂初年和十年，朱棣兩次下令修邊牆，挖深溝，加強防禦措施。朱棣時期所修的邊牆雖然不甚完備，但是已經勾勒出了明長城的基本輪廓。
曆朝曆代，修長城的目的似乎隻有一個，鞏固北方的邊防，防止外族入侵。明朝也是如此，朱棣作為朱元璋最得意的兒子，他在諸藩王中，處在與北方蒙元殘餘勢力進行交鋒的第一線，甚至親自領兵北出迤都山，擒獲蒙元太尉乃爾不花而歸。《明史》中說他“智勇有大略”。朱元璋一直覺得自己所立的皇太子朱標不如他，曾多次動念改立朱棣，甚至在病重之際，諭敕朱棣：“攘外安內，非汝而誰？”並諭示北方諸王“一切號令悉聽燕王節製”。
朱棣在北方與蒙古多年交手的過程中，深深體會到了這個敵人的強大力量，因此他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與蒙古作戰的事情上，1421年將都城遷到北京，也有這方麵的考慮，想要達到一種“戰略平衡”，在北方積蓄力量以牽製蒙古。
這不能不說是曆朝曆代所麵臨的最大困境，每一個帝王都會受製於北方的少數民族力量，且每一次都陷入與他們的爭鬥中，難以自拔，最壞的結果就是為其所滅，例如南宋。所以很難在南方有所作為。
說到此，想起朱棣時期的另一盛事——鄭和下西洋。其實這是中國人麵向海洋開拓精神的覺醒，無論朱棣熱衷此事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它都客觀上為中國人的發展提供了另一種思維模式、另一個方向。但是鄭和在大明朝和馬六甲之間往返時，朱棣還忙著親征蒙古、修築防禦工事——邊牆，甚至沒有時間去聽聽鄭和從外麵的世界帶回來的奇聞軼事，思考一下海上貿易之類的事宜。
最終，朱棣死了，在親征蒙古的途中，也許至死北方都是他的一塊心病，也許至死他都沒有來得及思考下西洋還能給這個明王朝帶來些新的東西。總之，他去世後，富有開拓精神的永樂朝就這樣結束了，明朝繼續著它的海禁政策，修邊牆卻將從此進入高潮。
朱增泉不無感慨地說：“令人遺憾地說，明代的邊牆，盡管一直不停地修了二百五十多年，卻並沒有圍住明朝的‘萬年基業’，長城內外，大明朝的挽歌已經唱響……”
宦官：與一個王朝如影隨形
也許是想出來一睹世事變遷，也許是難再承受地下的陰冷乏味，也許是想故意在世紀末留給人們一個疑團——總之，一位明朝大太監終於挨不住在黃土下沉睡近四百年的寂寞，重新迎向陽光，他身後的富貴也一並顯現於世人麵前。
20世紀末，一個明朝大太監的陵墓現身北京，他最後的棲身之地是一個曆史上較為罕見的雕花漢白玉石槨。石槨被打開後，雖然沒有金銀財寶，但僅棺槨就足以證明這位太監生前的地位與富貴。據考證，這是明朝萬曆年間的一個大太監，至於其在當年究竟是一個什麼人物，還是一個謎。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太監在皇宮中的日子一定很舒服，就像明朝的其他大太監那樣，經常受到皇帝的恩寵。
宦官是中國權力社會的一大特色，是帝王專製製度培植出來的畸形毒花。中國曆史上有三個宦官時代，這幾次宦官走上了曆史的前台，用他們的方式幹涉國家的政治。其中第一次是在東漢後期的二世紀；第二次是在唐朝後期的九世紀。可見，宦官專權並不是明朝的專利，但是雖“古已有之”，卻“於今尤烈”。對於明朝與宦官的關係，柏楊先生說得最精彩：“宦官好像是明朝的靈魂，明王朝皇帝不能沒有宦官，猶如一個人不能沒有靈魂。”而讓宦官成為一個王朝“靈魂”的始作俑者，也是這位擁有“文治武功”的成祖朱棣。
明皇陵墓宦官
其實，在朱元璋做皇帝後的第十七年，曾在皇宮中立了一塊三尺多高的鐵碑，上麵刻著“內臣(宦官)不得幹預朝事，預者斬”，同時還規定宦官不得擔任文武官，不準讀書識字。看來朱元璋是太過自信了，以為自己歸天後，自己的一言一文仍可控製後世子孫。結果明朝是曆史上宦官為害最嚴重的朝代，其中他的這位第四子功不可沒。
如果仔細追究，太監對朱棣王朝的建立是有功的，當初正是建文帝的宦官向朱棣報告南京空虛的實情，朱棣才一反一直在河北、山西諸地兜圈子的常態，直搗京師，奪得帝位。也許是出於對太監的信任，或者認為他們比較好用，因此在皇帝寶座上，朱棣開始大用太監，其間
有鄭和下西洋，李興充當前往暹羅的國使，馬靖鎮甘肅，馬騏鎮交阯，等等。朱棣還一反祖
錦衣衛木印
製，聽憑太監們“學文化”，到了明宣宗更是在內廷設內書堂，派大學士教小內侍們書寫。這些太監們時間充裕又無青春期煩擾，明古今、通文墨，更能在關鍵時刻運用那點陰謀詭計，欺君作奸。所以，明朝太監之禍日烈，如王振、劉瑾、魏忠賢等，積重難返，直至明亡。
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永樂十八年，朱棣又開設專由太監負責的東廠，同時恢複朱元璋本已冷落的錦衣衛，至此，明朝的特務機構再一次“燦爛輝煌”，廠衛之禍，流毒深遠，給社會各個方麵帶來了極大的損害。
錦衣衛獄，又稱詔獄，是朱元璋實行殘暴統治的重要工具。它超越法律之上，以皇帝的喜怒為是非。那時特務橫行，大臣們都戰戰兢兢，生怕“一失足成千古恨”，可惜很多人還是沒有躲過這一劫。畢竟此時朱元璋的心裏已經動了殺戮的念頭，結果經過特務們的調查，很多大臣、功臣都卷入了胡惟庸、藍玉謀反案中，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等到功臣被殺盡之後，這些特務也就失去了作用，於是受到了太祖的冷落。
“讀書種子”方孝儒
可是時過境遷，曆史再一次重演。朱棣以流血戰爭奪得皇位，開始時為了鞏固自己的寶座，大殺建文帝時的朝臣，恐怖程度及手段絕不在其父之下，特別是方孝孺拒絕為其粉飾篡位之過，於是被“誅殺十族”，這在以前真是聞所未聞，可憐了一位鐵骨錚錚的文化人。待這些前朝“遺老”們被殺得所剩無幾之後，朱棣還是不放心，於是就搬出了錦衣衛，設立東廠，大臣們麵對這種特務統治，依然是人人自危，乖乖做事。有朱棣這強勢而精明的皇帝在，宦官們倒也安分，不敢有大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