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和大都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城市，關於這個話題，郭守敬不止一次聽別人說過，但雙腳踏入福州，他才知道兩個城市的確相去甚遠。
他所參與建造的大都城格局兼顧陰陽五行與儒學精義，以忽必烈的皇宮為中心，方正宏大、富麗堂皇。相較而言，大都督府的治所福州則顯得簡陋、淩亂，一些在五代、甚至唐末就存在的建築依然破破爛爛的在風雨中飄搖，一些低矮的民房也不顧形象地混雜在新崛起的高樓大廈之間，與整個城市欣欣向榮的基調是那樣格格不入。但郭守敬卻絲毫無法鄙夷福州城的破舊與簡單，大都城的建造幾乎鏟平了原來所有不符合規範的建築，可以說是完全毀滅了曆史。而福州城，卻悄然把曆史和現在混同為一。
福州城有一點是大都城遠遠達不到的，那就是百姓臉上的神態。從騎在馬上匆匆而行的武夫到背著包裹隨人流前進的小民，幾乎每個人的臉上都充滿自信與從容。那是能吃飽肚子並且不為明天的生活擔憂才能顯現出來的神色，雖然這些市井小民中間不少人的衣衫上還打著明顯的補丁，但舉手投足間卻擁有北元富豪也表現不出來的不卑不亢。
這還是原來那個大宋麼？郭守敬不太敢相信。當年他曾經在老師和同僚口中聽說過有關大宋的傳言，一概是官員多麼昏庸、士兵多麼懦弱、百姓多麼奸猾。而現在展現於他眼前的福州，卻處處體現著泱泱大國之風。
這是是真正的大國之風，不體現在舉世無雙的宮殿上，也不體現在皇家貴族如何一擲千金的豪奢上，而是體現在國民的一言一行之間。大都城也很繁華，但郭守敬清楚記得自己坐轎出行時，百姓們四下閃避，跪拜，唯恐衝撞車駕的慌亂。而於福州城內，方馗的馬車疾馳而過，沿途百姓隻是讓開了主路，就繼續做他們的生意，談他們的買賣，仿佛根本沒見到車上的方老將軍。
令郭守敬更佩服的是福州民間在戰爭麵前所表現出來的勇氣。郭守敬可以擔保，走遍北方各個州縣，即便是把忽必烈的老家都算在內，也沒有一個地方在大戰即將來臨之際，依然能表現得如此有條不紊。
當年李璮叛亂，大都城在叛亂之所濟南的千裏之外，駐紮有十萬重兵，依然不免一日三驚。很多富戶豪門甚至悄悄將財產轉移到城外，以防戰火燒到身邊後遭受池魚之殃。而福州百姓卻仿佛根本不知道忽必烈領傾國之兵南下般，或者說根本沒將南下的大軍放在眼裏，該做工的做工，該經商的經商。郭守敬甚至親眼看見一夥穿著精布短衫的中年人，扛著竹竿，拎著草簍，悠哉遊哉地去江邊釣魚。
而宋人身上表現出來的求戰欲望，更遠遠出乎郭守敬的預料。劫持了他和一大批北方英傑的方馗老將軍一到福建，馬上趕往大都督府請戰。在福州公開發行的報紙上，，郭守敬至少看到了二十幾個大名鼎鼎的將軍主動請纓。蘇醒、陳複宋、張世傑、蘇劉義，這些人有些並不是文天祥的部將，有些甚至與文天祥政見相左，在這一刻，居然全部站到了大都督府背後。
與印象中懦弱的大宋不同，翻遍驛站中的報紙，郭守敬也沒找到一篇宣揚求和的“理智”聲音。相反，從當世大儒到平頭百姓，大夥幾乎眾口一詞地宣布：華夏即便戰剩最後一個人，也絕不考慮投降。其中，幾個投筆從戎的學院青年留下的誓言最為擲地有聲。“我生國滅，我死國存”，八個字，寫盡了一個民族在國難麵前的決擇。
“這還是大宋麼？”在驛站暫且安歇的日子裏，郭守敬與其他幾個被方馗劫持來的北方英傑私下數度交流，誰都無法得出肯定的結論。很多人都覺得自己仿佛生活在夢中，隻是這個夢，如酒一般醇烈。
在最初的震驚於興奮平息下來後，郭守敬開始考慮自己的生存問題。把他“劫持”來的方老當家很仗義，在旅途中，即答應推薦郭家的長子去流求島上的航海學院讀書，解決了郭守敬的後顧之憂。但文天祥卻不像他想象的那樣求賢若可，非但沒有大張旗鼓地對他的到來表示歡迎，甚至連見麵的機會都沒給。
三天後，郭守敬有些沉不住氣了，對著前來安置大夥的一個年青官員發起了脾氣。“丞相大人最近公務很忙麼？不知何時才能賜我等一見？”
幾個與郭守敬時來到福州的北地英傑紛紛圍攏過來，小聲表達自己的不滿。與郭守敬一樣，他們也是莫名其妙地被一夥黑衣人劫上了船，經過半個多月的海上奔波來到熟悉而又陌生的福州，對自己的未來充滿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