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雨後新晴天氣，對麵的屋角上塗抹著昏黃的夕陽。院裏異常寂靜，一隻小雀在樹枝上不嫌單調地叫著。攤開一迭稿紙，我打算為一個抗日犧牲的友人寫傳，但想了半天，眼光順著窗欞上的蜘蛛絲轉來轉去，想不起來從什麼地方下筆才好。梁雷的犧牲，在革命上說我失掉一位忠實的同誌，在私情上說我失掉一位最知己的好友。以同誌而兼好友的我，實在負有表彰忠烈的責任，因此不管一提起筆來心情是怎樣的煩亂與淒愴，我決意哪怕是一字一停頓，也要寫下去。不過我這次所寫的仍然不是一篇烈士傳記，而隻是一篇悼念的短文。
關於梁雷的殉國，我直到五月間才從報紙上知道。遠在二、三月間，江南還飄著春雪的時候，我在武昌寫了一篇《雁門關外的雷聲》，就已經料到梁雷的可能犧牲。但總希望著他平安無恙，依舊不斷地給我寫信，報告晉西北的戰鬥消息。五月中旬我從武漢回到故鄉，從一位同鄉手中看到一份五月八日的《觀察日報》（長沙出版），上邊登載著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電請行政院及內政部獎恤盡忠守土四縣長”一則新聞。那四縣長是：朔縣縣長郭同仁、蒲縣縣長申祐、翼城縣縣長李丙辰、偏關縣縣長梁镘。梁镘就是梁雷，如果不是電碼錯誤，一定是梁雷入犧盟時換的名字。電上說他“勇敢有為，熱忱素著”。又說，“該縣縣城位居山麓，四麵多高地，勢難固守”。敵軍侵入後，梁縣長“即率同屬員隊警在縣境內實行遊擊，遇敵奮勇直前，猛衝不退，以致被敵包圍，與員警等三十餘人同遭慘害”。這一則新聞是中央社自重慶發的，本省報紙上據說也登載著，不過本省人很少知道那四位光榮的死者中有一位是我的同鄉，甚至是熟識的朋友。
五月下旬，在開封失陷的前幾天，我從故鄉到了鄭州，遇見兩位從開封退出來的《風雨》周刊社的同誌，他們告訴我梁雷的朋友曾給我寫了一封信報告他的殉國情形，這封信存在闌西手中。一個多月來我時時刻刻地悼念著為國犧牲的好友，也時時刻刻地為那封無名朋友的信感到生氣和掛心。生氣的是這樣重要的信《風雨》周刊社的同誌們竟不曾轉寄給我；掛心的是闌西在某些方麵不是一個細心周到的人，而從開封退出來又是那樣倉卒，這封信難免不被遺失。近來我才打聽出來闌西的確切住址，就給他寫了一封信。闌西在回信上簡單地寫道：“雨田的犧牲情形，一位河南同鄉由陝北神木來的信上僅雲偏關淪陷時雨田被俘，並雲為敵所殺，請通知其家屬。那封信我沒帶出。來信人的名字我也忘了。”另外據《風雨》周刊社那兩位同誌告訴我，那封信上寫著，雷的頭被敵人割掉，偏關克複後他的屍首給同誌們找到埋葬了。
總之：敵人是瘋狂而殘酷的，一個反抗者在他們手中有各種各樣的死法，在被害者都是一樣。如今英雄既已殉國，埋骨荒山，留給後死的是永遠的紀念，衷心的哀悼；是鼓勵，興奮，和必須複仇的重擔。雖然埋骨在邊塞上、荒山下、古城外，但英雄並不是寂寞的：在他的周圍，在他的前邊和背後，有他的千千萬萬的同誌和朋友。謹遙祝我的好友的靈魂安眠！
二
當我在故鄉中得到梁雷犧牲的消息後，整整一個下午和一個夜晚我不能安靜一刻。我打開小箱和皮包，一封一封地翻讀著烈士遺書，那些遺書都是經過非常艱險的遙遠的途程，繞過敵人的占領地帶，像珍貴的禮物似的送到我的手中。三千裏的旅途中我不知丟掉了多少東西，這幾封字跡潦草的信都始終被我珍重地帶在身邊，帶回我和梁雷的家鄉。雖然信封已經因長久的攜帶和不斷的展玩而破舊不堪了，但信裏邊每一個字、每一句話，對我都永遠是新鮮的。他在信上有意無意地告訴我一位塞上英雄的鬥爭生活，並告訴我許多不能忘掉的零星事件：比如他告訴我他已經殺了五百多大小漢奸；告訴我他的屬下，一個民眾動員委員會的主席竟然暗地裏同敵人勾結；告訴我雁門關外的老幼婦女們全都動員起來了；還告訴我偏關縣的人民穿著雙重的土灰色的羊皮袍，褲子和襪子全是羊皮的，羊皮外麵並不像內地人那麼講究地縫上一層布。從烈士遺書中我不僅看見了艱苦的英勇的解放工作，不僅看見了血腥的鬥爭場麵，也看見了使人作萬裏遐想的原野畫，正如烈士自己在一張明信片上所寫的，背景是長城外無邊的莽莽荒草地，是連綿千裏的荒山和荒山。但是這個使我過分悲痛的下午，我翻讀著烈士的遺書，信上的字像黃昏時分的煙雲一般從眼前輕輕的、模糊的溜了過去，因為我的心在亂想著別的方麵，我的眼珠也被一種濕潤的東西蒙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