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暴風雨的時代裏，我往往禁不住為自己悲觀了：第一是身體太壞，第二是感情過重。身體壞使我少做許多事，長期的跋山涉水我都幹不來；感情重使我容易興奮，容易生氣，也容易傷心。在不興奮、不傷心，心平氣和的時候，我往往幻想著自己將要參加種種生活，是多麼的美麗，多麼的英雄，多麼的浪漫諦克！比如我時常幻想著我有著健康的身體，帶著槍支，背著背包，參加了遊擊隊……當這時，我的眼前就忽然明朗起來，看見了一幅圖：荒山、古道、一行人馬、一片夕陽，同時我的耳邊就響著鬆聲、泉聲、隱約的槍聲。最可笑的，是我聽到了槍聲並不立刻就準備廝殺，卻是很鎮靜地、悠閑地，吟哦著未完的詩句。這些幻想正表現了知識分子，尤其曾受過舊文學相當陶冶的知識分子的弱點，不健康和不切實際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情調。
實際說來，在我這忙碌而平板的編輯生活中，興奮呀，生氣呀，傷心呀的事倒非常的少，日子像沒有風波的江水，平靜地向前流著。一旦腦子清閑起來，我不是幻想著如前邊所寫的“英雄”生活，便是溫習著許多麵孔，想念著許多人物。在我時常想念著的人物中，有幾個為信仰殉難的同誌，有一群音信渺茫的朋友，有會唱“捏著小拳頭，打倒小日本”的我的女孩子。
朋友裏我最想念的是雁門關外的阿雷，他是我的同鄉，又是我的好友，而現在他正在荒山中過著英雄生活。
我同阿雷的認識遠在八九年前。那時他在開師附小讀書，我初來開封考學，因為同鄉關係我們碰過幾次麵，卻不曾談過話。從同鄉們的談論中我知道阿雷是一個功課很好，而且相當聰明的小學生。不過那時候我非常傲氣，我想，“唏，他不過是一個小學生，有什麼了不起呀！”因此，阿雷就不曾放在我的心上，慢慢地被我忘卻了。
日子飛快地滑過四個年頭，又到了炎夏時候。在這四年中，人事的變化真是不小：我上了二年學，被捕過，逃亡過，又教了一年學，結過婚，生了孩子。一天下午，忽然有一位落魄的青年來找我，見了麵卻並不認識，直等到客人自己說出姓名之後，我才知道這位胖胖的、少白頭發的、衣服肮髒的青年就是我的同鄉梁雷。阿雷告訴我他是被目為左傾分子離開了學校，過著亡命的生活，並且說同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君也是好友。這時我雖是依然有驕傲脾氣，卻不由地對阿雷滿懷敬意，立刻發生了溫暖的友情。也許就在我們談話的第二天，阿雷又不聲不響地逃出了開封，重踏上流亡征途。以後有時通一封信，有時阿雷回到開封，我們能夠短期的聚談，有時又幾個月斷絕了音信，但我們卻始終是互相了解，互相懷念，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一九三三年梁雷同趙伊坪在杞縣大同小學教書。大同小學是以前河南大學教授王毅齋先生所辦。春假的時候王先生約我們兩三個朋友去杞縣參觀他的小學校，使我第一次有機會同阿雷在一塊兒快活地相處三天以上。這時候阿雷給我的印象是刻苦、負責，對於教育的理論和方法有很多獨創的見解。整天，除掉上課的時間之外，阿雷的屋裏總是滿滿地擠著孩子們，甚至有的攀著他的脖子打滴溜，無拘無束地同他玩笑。因為白天沒有清閑的時候，一切學生們的作文呀、日記呀、算術演草呀……他都在夜裏改，每夜隻能睡四五個鍾頭覺，熬通夜的事情也是常有的。我和同去參觀的朋友康君都沒教過小學，對於孩子們的吵鬧和放肆很看不慣，往往我們摸著光下巴，自嘲似的笑著說：“唉，阿雷還能同孩子打成一片，我們老了！”其實我們當時都不過二十二三歲。
我們到杞縣的第二天，大同小學全體師生為我們開了個歡迎會。在歡迎會上我認識了阿雷的另一麵，他是一個倔強而有魔力的煽動家，一個嚴肅而熱情的家夥。他用非常洪亮而有頓挫的、有力量的聲調，配著過於帶勁的麵孔（因為麵孔過於帶勁，連脖頸也扭斜了），緊握拳頭，發表著非常倔強的演詞。我記得他一開始是這樣地說道：
“各位同學，在如今，遍地都是瘋狗，都是沒理性的瘋狗。我們大同小學是一片難得的幹淨土地，我們的學校就是打狗團，每一個同學都是好的戰士。我們要從我們的周圍打起，把全河南、全中國所有的瘋狗打盡，為著真理也為著光明！”
掌聲震耳地響起來。雷不得不停一停，目光炯炯地巡視著全場。
“今天，”雷接著說，“我們開會歡迎從開封來的這三位先生，不是因為他們是了不起的名人，而是因為他們確切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知道他們不是狗，而是三個真正的人！”
全場裏並沒有為這話發出笑聲，掌聲又從新興奮地響了起來。
“這家夥，希特勒！”我悄聲地對康君笑著說。雖然我不曾聽過希特勒的演說，但不知為什麼忽然感到像希特勒那樣怪物，他的演說時的姿勢、聲調、倔強的神氣，應該和阿雷相同吧。
這年暑假，雷和伊坪，還有一位脾氣古怪的朋友傅孤侶，他們同王先生鬧了不少別扭，都離開了大同小學。暑假後雷和坪到一個土匪如麻的鄉下去教小學，我第二次又到北平去住。一年裏我們通訊的次數並不多，我隻從開封朋友的信中知道他們一點消息。一九三五年暑假，我在北平第二次患了沉重的咯血病，八月初回到開封，打算轉回故鄉休養。這時候汽車公路被長期的霪雨衝壞，馬車和洋車都走不成，在開封又沒有安靜的地方可住，正在沒有辦法，雷告我說，王毅齋先生要請他回杞縣作大同中學的教務主任，他已經答應了。
“走吧，”雷說，“跟我到杞縣養病去！”
杞縣那時候還很不壞：半城積水，處處荷花。同雷住在大同中學裏，看看書，睡睡覺，談談閑話，有時忍著肘巴間的痛疼寫點文章。那時蘆焚也在家裏住著，我們的生活倒很不寂寞。不過在許多地方我們同蘆焚的意見完全不同，因此也不免常常抬杠。
開學以後我離開了大同中學，到豫北日報社住到殘秋將盡的時候才回到家鄉。冬天梁雷也回到鄧縣看他的母親，被縣立女子師範和第一小學留下教了半年書。我們在家鄉都是被目為左傾人物，雷因此雖然被一般學生所愛戴，卻在同事方麵處得不十分痛快，到暑假又回到大同中學當教務主任去了。
又到殘秋時候，我又去杞縣做大同中學朋友們的食客了。朋友們為著便於我的養病和靜心寫作，把我安置在小學部比較清靜的院落裏。每天我要到中學部去和朋友們見見麵，雷一有工夫便到小學部裏來看我。每次到我屋裏，他總要拿起來我的稿子細細地看看，批評著。他這時是一個戲劇研究者，對於文學有很高的理解能力。他一方麵在杞縣教學，一方麵又托朋友在北平替他編印《群鷗》月刊。他為學生所崇拜，連他的極端不妥當的偏見也會使學生們無條件地接受。他以熱誠、苦幹精神、進步的思想見解，爭取了全校學生的信仰和愛戴。盧溝橋事變以前的三年中，河南政治上的低氣壓使理智清明的人們幾乎無法忍受，使所有教職員和大中學生們很多人滾進黨派泥潭裏，喪失了理性，喪失了良心與純潔，而尤以教育行政方麵的頭頭們沒有例外。據我所知，隻有大同中學是一片幹淨土地，學生們敢談救亡，敢自由地讀有用的書報刊物，敢組織各種進步的讀書會。大同中學的師生在四麵楚歌中倔強地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