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山古寺的傾心之談
1934年夏，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從沙洲壩遷到雲山古寺。這裏，古寺幽雅，芳革滿院。寺後，有一棵大樟樹，枝繁葉茂，樹下有兩隻青石圓凳，夏日濃密的綠陰撒在上麵，毛澤東常坐在青石凳上讀書。有時，賀子珍帶著3歲的小毛也跟他在樹下對坐，構成一幅美妙和諧的圖畫。
8月下旬，張聞天結束了閩贛各省的巡視工作，也搬人了雲山古寺，一個人住在側屋。空閑的時候，那棵大樟樹下的兩隻青石圓凳，成了毛澤東和張聞天對坐聊天之處。這個極其偶然的機會，使毛澤東和張聞天有時間朝夕相處，為消融彼此之間的堅冰創造了條件，他們從此日益親近起來。
毛澤東和張聞天，一個出自山溝溝，一個曾留日、留美、留蘇，他們閱曆、文化結構多有不同，雖說一個是政府主席，一個是“總理”，卻並沒有太多的共同語言。
最初，他倆隻是談政府工作，漸漸地，談起了兩人都喜愛的文學。毛澤東對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愛好文學的張聞天跟能詩善詞的毛澤東談論起文學，話自然就多了起來。談著，談著，這位平素沉默寡言的張聞天，終於向毛澤東傾訴了內心的苦悶，傾訴了對博古的不滿。張聞天跟博古，原來是“鐵哥們兒”。可是，他繼王稼祥之後，跟博古之間也產生了裂痕，而且這裂痕越來越大，越來越深。張聞天本人在日記中是這樣敘述的：
會議上，我同博古同誌的公開衝突，是在關於廣昌戰鬥的一次討論。我批評廣昌戰鬥同敵人死拚，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是不對的。他批評我，說這是普列漢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我當時批駁了他的這種汙蔑，堅持了我的意見，結果大家不歡而散。其他到會同誌，沒有一個表示意見。
從此時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傳達李德的意見，說：“這裏的事情還是依靠於莫斯科回來的同誌。”意思似乎說，我們內部不應該鬧摩擦。當時，我沒有重視這句話，現在想起來，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博古開始排擠我。（六屆）
五中全會後，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的具體步驟。（張聞天又曾說，“這是‘一箭雙雕’的妙計。一方麵可以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另一方麵又可以把毛澤東同誌從中央政府排擠出去。”——引者注）後來又把我派到閩贛做巡視工作（項英從閩贛巡視才回來後）．實際上要把我從中央政府再排擠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領導交給別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時期，博古等公開批評中央政府的文牘主義，在背後攻擊我。直到快要出發長征以前，我才從閩贛回來。當時關於長征前一切準備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入團”決定．我隻是依照最高“三人團”的通知行事……
我當時感覺到我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我心裏很不滿意。
張聞天麵對著毛澤東，“把這些不滿意完全向他坦白了”。
那小山上的古寺，那大樟樹下的兩隻青石凳，為毛澤東和張聞天的“交心”提供了良機。博古把張聞天派到政府中去，原是想“一箭雙雕”，不料這“雙雕”卻聯合起來，共同反“左”．張聞天這個重量級人物從“左”的營壘中分化出來，倒向毛澤東一邊，對於博古不啻是沉重的一擊……
“有特殊任務”“趕快回瑞金吧！有特殊任務。”毛澤東神秘地告訴劉英。長征過後，成為張聞天夫人的劉英常常和人們說起這件事。正是毛澤東這句話使劉英有了思想準備，使劉英及時趕回了瑞金，成為了長征隊伍中中央紅軍“特別連隊”30名女紅軍中的一員。否則，劉英完全有可能被長征隊伍給扔下。像瞿秋白、何叔衡、毛澤覃、周以粟等人，他們因為被那些“左”傾領導者給留在了地方，最後都在敵人的屠刀下犧牲了。一走一留，就是生死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