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禮”走遍天下
南懷瑾認為，中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稱號，知書達禮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人們用禮儀維護和表達著感情。他說：“禮”這個字，在《論語》中出現了75次。像孔子說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生動又形象，闡明了學禮、知禮的重要性。
在孔子看來，“《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僅“思無邪”，而且“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詩經》在上古就是一部百科全書，那時的人以引《詩經》蔚為風氣，所以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而“思無邪”講的就是禮。那時，禮是社會成員共同遵守的行為規範，古代的“禮”在很大程度上相當於我們今天的“法”。所以，禮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不學禮、不懂禮、不知禮的人怎麼能夠在社會上立身呢？
由於古代的“禮”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概念，所以在不同的場合，孔子對“禮”的所指，有不同的側重，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主題。
第一個主題是指周禮，就是周公所製定的西周禮製。孔子特別推崇周公周禮，他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意思是他感歎自己年衰，居然許久沒有夢見周公了！可見孔子過去常“寤寐長存周公之道”。孔子之所以崇拜周公，是因為周公首創了西周禮製的文明和完美。孔子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意思是說，周禮是在借鑒了夏、商兩代為政得失的基礎上製定的，因此典製粲然大備，足以為萬世規鑒，因此，他表示了“從周”的立場。
西周開國之初，周公製禮作樂，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西周禮製之所以為後世所稱道，是因為它是以道德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由此確立了道德在治國理政中的主導地位，這對中國曆史的發展方向，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到了春秋時期，由於種種原因，這套製度瓦解了，史稱“禮崩樂壞”。貴族們為了權和利，彼此征戰不息，史載“春秋無義戰”。而孔子本向往周公之禮，因此他對春秋亂世極為不滿，同時，他對西周道德禮製不停頌揚，表明自己的向往之情。
第二，禮是體現德治、仁政的途徑。周公最早提出“德治”的理念，孔子又提出了“仁政”的思想，這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德”和“仁”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對知識程度較低的人來說，甚至會覺得是虛無縹緲的“東西”。因此，孔子認為自己有義務用“禮”把德和仁賦予成具體化的製度或行為方式。
先秦曆史上有儒法之爭，爭論的焦點，是實行禮治還是法治。法家認為，政令的推行要依靠法，凡是不從令者，就要用刑罰加以懲處，這樣，老百姓就不敢作亂了。而儒家則主張以禮來規範和教導民眾的行為。孔子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即靠刑法推行政令，結果是“民免而無恥”，老百姓雖不去觸犯法律，是因為畏懼刑罰，並不是因為沒有羞恥之心。而靠“禮”來推行政令，結果就不同了，老百姓因為有了羞恥之心，不僅不會去做壞事，還會“格”，就是有上進心。所以禮是體現德和仁的具體形式，離開了德和仁，禮就不成其為禮。當然，禮要推行、傳播。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即一個沒有仁愛之心的人，怎麼會去推行禮和樂呢？也就是說，推行禮的人首先應該是一名仁者，一名富於愛心的人。可見，禮與德、仁是互為依存，相輔相成的。
第三，禮是修身、立身的基礎。在人類社會中，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放縱自己的行為，那麼，就和禽獸沒有區別了，社會也就沒有了起碼的秩序，也就沒有辦法再長治久安地維持下去了。所以，儒家和法家，盡管政見不同，但都認為人的行為是需要約束的，雙方的分歧主要在於究竟用什麼來約束人的行為。
孔子主張用內在的道德力量修養自身，以禮來約束自我，他說：“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即作為一名君子，一方麵要“博學於文”，廣博地學習文獻，積累深厚的知識，同時要“約之以禮”，人隻要在這兩方麵都做好了，就一定可以做到“弗畔”，就是不背離“道”了。
每個人都有缺點，每個人也都有優點。但如果不學禮、不懂禮、不知禮、不約束自我，就達不到人格理想的最高境界。南懷瑾在這方麵舉例說，恭敬而不懂得禮的人，就會空自勞碌；謹慎而不懂得禮的人，就會膽小怕事；勇敢而不懂得禮的人，就會莽撞從事；直率而不懂得禮的人，就會說出傷人的話。平心而論，恭、慎、勇、直這四種性格都不是什麼不好的性格，但是如果離開了禮的指引，常常都不會結出“正果”。
禮從某種意義上屬性是社會範疇的，可以維護社會各項製度，嚴格區分尊卑長幼親疏，使人人各安其位、各守其業。像孔子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說君要像君、臣應像臣、父應像父、子應像子。這就明確地告訴人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特定的社會角色，超越了自身的社會角色，就是對禮的僭越。
禮是從整個社會結構的角度去規範人、去要求人的。在禮麵前，人有貴賤之分、長幼之序、親疏之別；禮是規則，違禮則錯。
孔子說，人光有質樸的品格，不注重禮節儀表，就會顯得粗野；但人隻注重禮節儀表，缺乏質樸的品格，也會顯得虛浮。隻有裏外相配，才算得上一個有教養的人。
《論語》中有這樣一段話：“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意思是：“服侍君王太頻繁瑣碎，反而會招來羞辱；與朋友相交太頻繁瑣碎，反而會遭到疏遠。”這說明君臣之間也好，朋友之間也好，保持一定的距離才是交往之道。數是指在與人交往的時候，要注意禮貌和恭敬，對君王、好朋友即使關係再親密，也要以禮相待，切不可失去禮數，更不能擺正不了自己的位子，輕易涉足對方的禁區。
南懷瑾認為，人應學禮，不能把知禮、學禮當小事。人不但要有良好的內在品質，而且應有良好的禮儀教養和舉止風度，做到內在美和外在美相統一。在古代，文質彬彬、內外兼修是君子應具備的人格標準，也是知識分子追求的最高境界。比如，孔子本人是一位既注重內在品德的修養，又注重外在禮儀，舉止言談有風度的人。詞語“儒雅風流”就是對孔子所倡導的文質彬彬君子之風的形象說明。下麵這個故事形象地證明了這一點。
春秋時期，衛國有個名叫哀駘的人，一無權位二無財產，也沒有什麼高深的理論和顯赫的功績，他的容貌也很醜陋，但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都非常喜歡和他交往。這使得魯哀公驚異不已，於是派人把他從衛國請到魯國來。
相處不到一個月，魯哀公覺得他身上確有不少過人之處，不到一年，就很信任他了。
不久，宰相的位置空缺，魯哀公便讓他上任管理國事，可他卻無心做官，雖在再三要求下參議了國事，但不久他還是謝絕了高位厚祿，回衛國去了。
對此，魯哀公求教於孔子：“他究竟是怎樣一種人呢？”
孔子借喻道：“我曾經在楚國看見一群小豬在剛死的母豬身上吃奶，一會兒就都驚恐地逃開了，因為小豬發現母豬已不像活著時那樣親切。可見小豬愛母豬不是愛它的形體，而是愛主宰它形體的精神，愛它內在的品性。哀駘這個人雖然外表不美，但他知書達禮的品德和超高的才華等內在之美必定已超越一般人很多，所以您和許多人才喜歡他。”
中國禮文化經過五千多年的發展演變，重禮儀、守禮法、講禮信、遵禮義已內化為一種民眾的自覺意識並貫穿於其心理與行為活動之中，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特征及基本表征。孔子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元的“國尚禮則國昌、家昌禮則家大”，都反映了禮與中國曆史、中國文化相伴、相生、相長。禮在今天，對我們仍有重要的啟示，因為，禮是中國人一切行為的準則。
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常常遇到這樣的事：一個人不慎踩了另一個人的腳，這個人馬上誠懇地向對方表示歉意，說：“對不起！”被踩的人雖疼痛未消，卻也會表示諒解：“沒關係！”同類情況，在一些場合卻則會出現另一種局麵：踩人者無動於衷，被踩者罵罵咧咧。於是開始了一場舌戰，最終你來我往，吵得不可開交。
同一件事，為什麼會有截然不同的態度、截然不同的結果呢？很簡單，隻因前者知禮，後者無禮，所以，人一定不要小看了禮的重要性，一聲“對不起”，不僅體現了人的修養和道德，還可以化幹戈為玉帛，使一場無謂爭執化為烏有，使一觸即發的衝突煙消雲散！一句“謝謝”，讓人心裏溫暖，讓人願意成為你的朋友。
講禮、懂禮、知禮絕不能走“形式主義”，因為它所表達的是具有一定內容的情感，概括起來說就是學會了“尊重”和“友愛”。生活中，我們應該處處事事重視禮、學習禮，把知書達禮、恭敬懂禮、重禮儀、守禮法、行禮教當成生活中的常態，這樣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和喜愛。
容人、容言、容事
南懷瑾認為， 寬容不但是做人的美德，也是一種明智的處世原則，是人與人交往的“潤滑劑”。而他人犯了錯，能做到寬以待之，不僅可以體現出自己的胸懷，還會因為寬容他人一時的狹隘和刻薄，在自己的前進路上搬掉一塊又一塊絆腳石。有人說，人所謂的幸運，是自己為自己謀來的，因為有意、無意中對他人一時的恩惠、寬容和幫助，常常拓寬了自己前行的道路。
孔子在《論語》中記載，魯哀公問宰我：“土地神的神社應該種什麼樹？”
宰我回答：“夏朝植鬆樹，商朝植柏樹，周朝植栗子樹。但植栗子樹使老百姓戰栗恐懼。”
孔子說：“已經做過就不要再說了，已經完成的事就不要再提了，過去了的事就不要去責備了。”
這段話說明孔子主張“既往不咎”，即已經過去的事，就不要再追究了，就像人有了過失，教育了、認識了、改正了就好。這是寬以待人的一個重要表現。孔子常說：“伯夷叔齊不記人過去的錯事，因此別人也不怨恨他們。”
蘇東坡的《河豚魚說》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南方的河裏有一條豚魚，遊到一座橋下，撞在橋柱上。它不怪自己不小心，也不想繞過橋柱，反而生起氣來，認為是橋柱撞了自己。它氣得張開嘴，豎起顎旁的鰭，脹起肚子，漂在水麵上，很長時間一動也不動。飛過的老鷹看見它，一把抓起來，把它的肚子撕裂。這條豚魚就這樣成了老鷹的食物。
蘇東坡就此發議論說：這條豚魚“因遊而觸物，不知罪己”。即不去改正自己的錯誤，卻“妄肆其忿，至於磔腹而死”，真是可悲！
人非聖賢，一個不能寬容自己的人隻會使自己鬱鬱寡歡，一個太吝惜自己的私利而不肯為別人讓一步路的人最終會無路可走，一個一味逞強好勝而不肯接受別人見解的人最終會陷入孤立，一個求全責備寬容不了別人一點瑕疵的人最終會成為“孤家寡人”。
寬容並不意味著對惡人橫行的遷就和退讓，也非對自私自利者的鼓勵和縱容。誰都可能遇到情勢所迫的無奈、不可避免的失誤、考慮欠妥的差錯。這些用寬容就可以消除，人隻要以寬容去寬待有著各種缺點的人，就像大海因其寬廣而容納了眾多小溪，各種有缺點的人會努力改正自己的問題，而胸懷寬廣者也會因胸懷大度受人尊敬。
《菜根譚》中說：“路徑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減三分，讓人嗜。此是涉世一極樂法。”可謂深得處世的奧妙。
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家喻戶曉，他以自己的寬宏大度製伏了孟獲，收服了人心，贏得了人們的敬佩和讚許。
孟獲是三國時蜀國南方少數民族的首領，率眾起兵反叛，諸葛亮奉命率兵去平定。當諸葛亮聽說孟獲不但作戰勇敢，而且在南方各個地區的部族人民中很有威望時，就想到如果把他爭取過來，會使蜀國有一個安定的大後方。於是，下令對孟獲隻許活捉，不得傷害。
當蜀軍和孟獲的部隊初次交鋒時，諸葛亮授意蜀軍故意退敗，引孟獲追趕。孟獲仗著人多勢眾，隻顧向前猛衝，結果中了蜀軍的埋伏，被打得大敗，自己也做了俘虜。當蜀軍押著五花大綁的孟獲回營時，孟獲以為此次必死無疑，便刁鑽使橫、破口大罵。誰知諸葛亮不但立即讓人給他鬆了綁繩，還陪他參觀蜀軍營寨，好言勸他歸降。孟獲野性難馴，不但不服氣，反而倨傲無禮，說諸葛亮使詐。諸葛亮毫不氣惱，放他回去，二人相約再戰……
就這樣七擒七縱，終於感化了孟獲。
孟獲回去之後，說服各個叛亂部落全部投降，南方地區重新歸屬蜀漢控製。自此，蜀國的大後方變得更加穩定，南方各族人民也得以休養生息，安居樂業。
常言說，事不過三。一般人忍讓一次兩次都可以，再三再四就有些按捺不住。但是諸葛亮卻為了蜀國後方的穩定而對孟獲捉了放，放了捉，共七次，每一次並沒有因為孟獲的行為而放棄。諸葛亮之所以這樣做，就是想以德服人、以德報怨，使孟獲心悅誠服，下定決心不再叛亂，為自己獲得一個穩固安定的後方，使國內人民免於戰亂之苦，同時也能逐漸積蓄力量以對付魏、吳的覬覦和侵略。如果諸葛亮對孟獲的傲慢無禮和不識時務無法忍耐，抓住之後一刀殺掉，那也就隻能出一時之氣，反而會激起其他各族人們的敵愾，競起效尤，他就會疲於應付南蜀各部落的叛亂，也就不會再有後麵的北伐曹魏、六出祁山的壯舉了。
人一定要學著去寬厚地待人，特別是他人犯錯後能夠既往不咎，這樣做不僅體現了自己的胸懷寬廣，也會使自己、他人都受益，利己利人。在古代，有這樣一個著名的故事讓人受益匪淺：
晉綽公執政時期，有個叫解狐的大夫，他為人耿直倔強，公私分明，晉國大夫趙簡子和他十分要好。
解狐有個愛妾叫芝英，生得貌美體嬌，如花解語，深得解狐的喜愛。可是有一次有人告訴解狐說，他的家臣刑伯柳和芝英私通。解狐不信，因為刑伯柳人很忠實。那人於是決定用計使刑柏柳和芝英的私情暴露。
第二天，解狐突然接到晉君旨意，要到邊境巡視數月。由於任務緊急，解狐連親近的幕僚刑伯柳都沒帶，就匆匆出發了。
真是天賜良機，芝英不由心中竊喜。可是前兩天她還不敢去找刑伯柳，第三天，她實在熬不住了，就偷偷地溜進了刑柏柳的房間，倆人正在房中卿卿我我、如膠似漆的時候，房門突然大開，解狐滿麵怒容，帶著侍衛站在那兒。原來，他根本沒接到命令要去巡邊，而是就在附近躲了起來，一接到報告，馬上回府，果然逮個正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