寵辱不驚，看花開花落
南懷瑾認為，在人生旅途中，如果人能把什麼欲望都減省一分，便能超脫物欲羈絆。而超脫了物欲的羈絆，人的精神就會澄澈清明，進而做到大徹大悟、和諧持中，寵辱不驚。
深山裏住著一位僧人。他因品德高尚、為人慈祥，深受弟子們的愛戴。
90歲以後，他的身體大不如前，一天，他把弟子們召聚到床邊，他的眼淚流了下來。
弟子們非常吃驚，問道：“您為什麼流淚呀？您每天都在堅持學習，教導我們，還經常施恩於他人，因此備受他人尊重，您沒有理由流淚啊。”
僧人說：“我之所以流淚，是因為現今我常捫心自問：‘你這一生學習過嗎？’‘你這一生品行端正嗎？’‘你這一生行過善嗎？’我可以全部回答‘是’。可是如果自問：‘你過的是正常人的生活嗎？’我隻能回答：‘不是。’所以我流淚了。我這一生為了維護所謂的名聲，活得太累，值與不值？或許隻有在如今——我臨終的時候才能體會到‘為名所累’四個字的含義。”
的確，在現實世界中，很多人總是被種種物質利益所束縛，或為名，或為利。名和利，就像風箏想飛時卻被一根長長的繩子拴著；就像籠中圈住了的鳥想飛卻逃不出。而人在名、利麵前，似乎也毫無抵抗能力，對於外麵諸多誘惑，也缺乏防禦之心。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都什麼也沒帶來，也不會永遠長生不老，神仙佛祖都隻是神話傳說。“世事忙忙似水流，休將名利掛心頭，粗茶淡飯隨緣過，富貴榮華莫強求。”這首流傳至今的詩則真實地揭示了生活的本質，即人逝去那一天，同樣也帶不走任何東西。
一個後生，在從家裏到一座禪院去的路上看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便想以此去考一下禪院裏的老禪師。他一進到禪院見到禪師就問：“什麼是團團轉？”
“皆因繩未斷。”老禪師脫口而出。
後生聽到老禪師的回答之後，目瞪口呆。老禪師見此情景，便問道：“是什麼使你如此驚訝？”
“老師父，我驚訝的是你是怎麼回答對的呢？”接著他說：“今天，我在來的路上，看到一頭牛被繩子穿了鼻子，拴在一棵樹上，這頭牛總是試圖想要離開這棵樹，到旁邊的草地上去吃草，可是不管它怎麼轉來轉去都不得脫身。我以為師父沒看見，肯定就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哪知師父出口就答對了。”
老禪師微笑著說道：“你問的是事，我答的是理，你問的是牛被繩縛住而不得掙脫，我答的是心被俗務糾纏不得超脫，這一理通百事啊！”
老禪師所說的的確是世間真理。人如果在名利麵前，始終保持一顆平常心，不論是得利還是吃虧、受詆毀還是被稱譽、被誇讚，不論是受批評、吃苦還是享樂，都能夠不為之心“起伏”，就會達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蘇東坡在江北瓜州任職的時候，經常與江對麵金山寺的主持佛印禪師談禪論道。
一天，蘇東坡覺得自己修持有得，便撰詩一首，派遣書童過江去，請佛印禪師指教，佛印禪師打開信箋，見上麵寫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
佛印禪師看後，拿筆批了兩個字，便叫書童帶回去。蘇東坡打開禪師的批示，隻見上麵寫著“放屁”二字，不禁火起三丈，立刻乘船過江去找佛印禪師理論。就在船快要到金山寺的時候，見佛印禪師早早地站在江邊，蘇東坡一見禪師就氣呼呼地說：“禪師，我們是至交道友，對於我的詩與我的修行，你不讚賞也就罷了，何必罵人呢？”
佛印禪師若無其事地說道：“我罵你什麼了啊？”於是，蘇東坡將他批的“放屁”二字拿給佛印禪師看。隻見佛印禪師頓時大笑道：“哦，你不是說‘八風吹不動’嗎？怎麼‘一屁就打過江’了呢？”蘇東坡聽罷，慚愧不已。
“八風吹不動”，原本是出家人追求的一種至高的境界，也就是說麵對諸事都保有一顆平常心，這對常人來說本是不容易達到的，但對蘇東坡來說應能做到，但蘇東坡卻沒做到，蘇東坡聽了佛印禪師的話慚愧不已我們就能理解了。這個故事對我們也應有所警示，即生活中，應時刻保持一顆平常心，時刻提醒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尤其要做到不為名累、不為利累。
大畫家齊白石曾給自己立了“七戒”，戒酒、戒煙、戒狂喜、戒悲憤、戒空想、戒懶惰、戒空度。有些人聽後出於偏見，對他進行攻訐，還有些人對他的“七戒”妄加評論，而齊白石聽後一概置之不理，聽之任之。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人譽之一笑，人罵之一笑”。
人很難做到“八風吹不動”，“人譽之一笑，人罵之一笑”。許多人往往是遇順境忘乎所以，遇逆境一蹶不振，聽到表揚就歡喜不禁，聽到批評就麵露生氣。其實，
生活對待任何人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生活中每一天也不會永遠是“好日子”，所以，人要盡量做到寵辱不驚，保有平常心，喜不張狂，怒不失態。少生幾分戾氣，多生一些祥和；少生幾分狂躁，多生一些寧靜。
人生最大的悲哀是無知
南懷瑾認為，人千萬不要自以為了不起，因為人與人從人格上來說都是平等的。就像孔子在《論語》中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南懷瑾認為孔子所說的話非常有道理。是的，如果我們解釋孔子的話，就是：“有錢有地位，這是人人都向往的，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方式得來，君子是不接受的；貧窮低賤，這是人人都厭惡的，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方式來擺脫，君子也是擺脫不了的。而君子一旦離開了仁道，還怎麼成就好名聲呢？所以，君子任何時候——哪怕是在吃一頓飯的短暫時間裏也不離開仁道。倉促匆忙的時候是這樣，顛沛流離的時候也是這樣。”南懷瑾曾說，“道”說到底也就是仁義之道——仁道。而仁道是一個人安身立命的基礎，也是人應該持有的生活準則。人無論是富貴還是貧賤，無論是處在幸福舒適還是顛沛流離之時，都不能違背這個基礎和原則。
孔子是自我踐行“誌與道”的最佳典範，他不僅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公元前489年，孔子想到楚國去。此時楚國的國君楚昭王在位已27年，不僅將楚國治理得比較強盛，而且敢於公開與強國抗衡。孔子寄希望於楚昭王能器重他，采納他揚禮儀、推仁義、複興周禮的政治主張。
這時，南方強盛的吳國進攻陳國，楚國出兵援陳抗吳，軍隊駐紮在城父（楚邑，在今河南省寶豐縣東）。楚王也聽說孔子正在陳蔡兩國的邊境上，便派人來請孔子到楚國。
陳蔡兩國的大夫們知道了楚昭王要禮聘孔子的消息，就商議說：“孔子是位有才能的賢者，有治國之術，現在的楚國非常強大，卻來禮聘孔子，楚國一旦重用了孔子，讓其當政，那我們陳蔡兩國就危險了。”遂派人一起將孔子一行圍困在陳蔡之間的曠野上，孔子及弟子們糧草斷絕，七天未生灶做飯，進退不能，弟子們有的生了病，有的發牢騷說怨言，打不起精神來。
新的困難考驗著孔子，孔子麵對困境思考著。
最終孔子給弟子們打氣，他援引伯夷、叔齊、比幹等人的遭遇鼓勵弟子們渡過難關，他說這三個人都是君子公認的“仁人誌士”，但是伯夷、叔齊恥食周粟而餓死於首陽山中，比幹更是被商紂王剖腹挖心。說明在暴君昏王的強權重壓下，有德有才的人未必會交好運，其行為未必能被一般人所理解。
弟子們聽後心漸漸安定了下來。孔子又讓弟子們發表看法，子貢說：“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意思是，孔子創立的理論精深博大，所以天下容納不了他。子貢的話實際上是安慰孔子的，但孔子聽後卻不認可。孔子認為，子貢的安慰是對自己追求“道”的曲解，於是否定了子貢的回答。顏回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夫子之道至大”，同時他認為孔子一直身體力行，弘揚光大“道”，認為是非常正確的事，盡管很多人暫時不理解也應該堅持下去。孔子聽後點頭稱是，讚同顏回的說法。
當然，我們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在陳絕糧，陷入窮困”，主要是指經濟上遭遇了困境，但我們理解文字卻不應僅僅局限於經濟上遭遇了困境這一方麵，事實上，當人遇到挫折、事業坎坷，甚至到了窮途末路，都可以理解為身處“窮及困境”。危難關頭，人不能坐以待斃，應該有“去窮”的胸襟和氣度，有“既來之則去之”、淡然麵對困境、努力走出困境的信念。絕不應“窮斯濫矣”，自暴自棄，或鋌而走險或投機取巧，甚至屈態變節、苟且偷生、一念不起。
孔子在《論語》中有這樣一句話：“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意思是說，士人立誌於仁義之道，卻對粗糙的衣食引以為恥，就無價值和他談論了。也就是說一個人講自己“誌於道”，但仍然在乎吃穿，就難免淪為假道學了。隻有做到了超越誘惑，有遠大誌向，才是“有誌於道”的人。
中國傳統文化對“誌於道”的推崇，並不局限於儒家，像道家也視“誌於道”為重要地位。當然，有些人認為孔子被困在陳蔡之地，被人圍困，無飯可食，遭遇奚落，不懂羞恥之心，是一件沒“麵子”的事。但從孔子弘道理念來看，任何事都需要一分為二，實事求是，被困陳蔡，麵對他人圍擊，能坦然麵對，是心態陽光的表現。人生有順境就會有逆境，對待孔子此事也應如此。
任何人都不喜歡貧窮卑賤，但幸福也不會從天而降，擺脫貧窮卑賤要有一定的方法，比如，靠自身努力贏得財富才是正道，而靠投機取巧和欺瞞耍奸就是歪門邪道。不怕貧窮卑賤沒“麵子”，怕就怕一蹶不振，永遠陷在貧窮卑賤中還怨天尤人。
富貴功名是人們都想得到的，但是如何得到，要靠自己努力來爭取，而不是靠歪門邪道或偷、搶得來。
豐富自己還是取悅他人
南懷瑾認為，“和而不同”應該是人與人交往的基本原則。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維方式；加之出身背景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人生經曆不同等，決定了每個人都擁有自己不同的情感、性格、氣質、思想。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裏，隻要個人的行為不妨礙社會的健康發展，不妨礙他人的生活，就有存在的權利，任何人都沒有權利也不能消除與他人的這種差異。因此我們不能認為自己所行所言都應得到他人的首肯，我們不可能與每個人都成為知心的朋友，我們也不可能喜歡所有的人，但可以不欣賞、不喜歡他人，卻不能輕視、歧視他人，因為，他人隻是和你不同而已，你要尊重這種“不同”。當然也不要在與他人交往中，一味地遷就他人，盲從他人，從而丟掉自己的個性。
“和而不同”還有這樣一層意思，即人與人之間除了互相欣賞，還應當相互督責，相互啟發，向對方提出不同的意見幫助對方。提意見者不論地位高低、年齡長幼。
而“君子和而不同”的古訓，是說雖然人與人的交往貴在求同存異，但君子之間的交往是求和諧，而不是一味地投他人所好。現實中有些人的交往是“同而不和”，凡事都說“好好好、是是是”，但相互之間卻沒有真心，也不和諧。
孔子在《論語》中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說：“君子和諧相處卻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卻不和諧相處。”再通俗些說，君子能以自己的正確意見來糾正他人的錯誤意見，使一切恰到好處，而小人則一味附和、討好他人，不肯提出不同意見。
孔子堅決反對與世俗同流合汙。他說：“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即君子莊重而不固執，團結而不結黨營私，但小人卻結黨營私，同流合汙。孔子怒斥團團夥夥的勾結作風，認為這是對道德的踐踏。對此，南懷瑾認為，孔子並非是一位不分是非的調和主義者、折中主義者，相反，他是一位很講原則的人，是一位敢於堅持自己的意見，又能虛心接受他人批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