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和尚當場愣住了，一下子不知如何作答！
“要是沒有船呢？”黑和尚的師父不知何時來了，他朗聲說道。
這回白和尚語塞了。
故事中白和尚不能說沒練本事，黑和尚也不能說本事就很高強，兩人所練各有所長，單純的“比”功夫沒有任何意義。
人這一生可學的本領、知識太多了，過去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現在行業增多，可學的就更多了。花開心自知，深水流自靜。有謙遜品質的人，是不會把自己的“能耐”、本領天天掛在嘴上不停地去說、去張揚的。人隻有靜下心來，三緘其口，更多地用心去學知識、練本領，才能體會到謙恭這種境界的博大精深。當然人更重要的是，加強自身的實力，不做有成績就驕傲自滿、剛愎自用、自視甚高、看不起他人的人。
人無信不立，國無信不強
南懷瑾有一句著名的話：“誠信心自安。”他曾說：“做人也好，處世也好，為政也好，言而有信，是關鍵所在，而且是很重要的關鍵，無‘信’是絕對不可以的。”他以一生踐行了誠信美德，他的一生也是誠信的一生。
中國傳統文化，“誠信”二字十分講究。信作為封建社會“五常”之一，要求人誠實不欺、遵守諾言，這也是處理人際關係的最基本的道德規範之一。
北魏的崔浩和中書侍郎高允兩個人就遭遇過生死考驗。作為司徒，他們奉命撰寫北魏的國史——《國書》。
崔浩和高允兩人依據實錄作史的精神，對北魏早期的曆史多秉筆直書，
《國書》寫好以後，被鐫刻在首都平城南郊十字路口的石碑上。當權的一些官吏看後極為不滿，他們跑去跟北魏太武帝拓跋燾進讒言，說這二位史官不好，不管好壞都寫出來了，這不是影響貴族的形象嗎？
拓跋燾聽後很是氣憤，就下令逮捕了司徒崔浩，接下來就要逮捕中書侍郎高允。偏偏太武帝的兒子，就是當時的太子拓跋晃，曾經跟高允念過書，他知道這件事情以後，想保護自己的老師，就把高允請到東宮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拓跋晃和高允一起進宮朝見皇帝。二人來到宮門前，太子對高允說：“我們進去見皇上，我自會引導你怎麼做。一旦皇上問什麼話，你隻管按照我的話去說。”高允問為何如此安排，太子也不回答隻說進去便知。
太子應召先進去了，例行禮節後，便跟拓跋燾說：“高允做事一向小心謹慎，而且地位卑賤，《國書》中的一切不好都是崔浩寫的，與高允無關，我請求您赦免高允的死罪。”
拓跋燾召見高允，問：“《國書》中許多不好史錄果真都是崔浩一個人寫的嗎？”這個時候，高允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他卻是這樣回答的：“《太祖紀》由前著作郎鄧淵撰寫，《先帝紀》和《今紀》是我和崔浩兩人共同撰寫的。不過，崔浩兼職很多，他隻不過領銜總寫而已，至於具體的著述工作，我寫得要比崔浩多得多。”
拓跋燾一聽，大怒，說：“原來你寫得比崔浩還多，你的罪行比崔浩還大，怎麼可能讓你活！”太子慌了，非常害怕，趕緊對他的父親說：“您的盛怒把高允嚇糊塗了，他隻是一介小臣，現在說話都語無倫次了。我以前問過他這件事，他說是崔浩寫的，真的與他無關。”
拓跋燾聽罷轉向高允問道：“真的像太子說的那樣嗎？”高允不慌不忙地回答說：“我的罪過確實非常大，但我不敢說虛妄的話來騙您。太子因為我長期給他講書而哀憐我，想要救我一條命。其實，他沒有問過我，我也沒有對他說過這些話。我不敢瞎說。”顯然，為了維護史實真相，高允連命都不要了。
太子很是擔心，以為高允這次是必死無疑了。不料，拓跋燾回過頭對太子說：“這就是正直啊！這在人情上很難做到，而高允卻能做得到！他明知自己就要死了，卻不改變他說的話，這就是誠實。作為臣子，不欺騙皇帝，這就是忠貞。我應該赦免他的罪過，還要褒揚他。”此後，皇帝不但赦免了高允，還給了他很多獎勵。
高允寧死不說假話，為後來的史官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那麼，高允的勇氣從何而來呢？它來自於一種內心對誠信的信仰，來自史官對曆史真相的執著守護。人做到誠信，有時候是需要膽量的，尤其是麵對生命的威脅，高允也絲毫沒有選擇撒謊來逃避責任，而是恪守誠信的原則，甚至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正是這種誠實的精神獲得了皇帝的尊重，也獲得了皇帝的赦免。
著名的“商鞅立信”，也是“講誠信、守信用”的例證。
商鞅是先秦時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變法之前，怕百姓不相信新法，於是采用了“徒木立信”的策略：南市是秦國櫟陽南門內城牆下的一處農牧貨品交易大市。正午最熱鬧的時分，大市裏來了一小隊士兵。他們將抬來的一根粗壯的木櫞靠在一座石坊上，一個黑衣小吏走進柵欄，站在石墩上高聲道：“農牧獵工商人等聽著：奉左庶長衛鞅大人命令，誰人能將這根木櫞扛到北門，國府賞十金！看好了，這是十金！”小吏搖晃著手裏的皮錢袋，“當啷當啷”的金餅撞擊聲清脆悅耳。隻見木柵欄外“轟”的一片笑聲，許多買賣完畢的市人也圍了過來。人們你看我，我看你，誰也不認為官府能兌現承諾。
市民越聚越多，紛紛議論，隻是沒有一個人上前扛那根櫞。正在此時，一隊甲士護衛著一輛牛車駛到木柵欄外。車上跳下三個人來，為首的便是左庶長衛鞅，緊跟著的是櫟陽令王斌，最後是一個捧著木盤的書吏。
王斌踏上石墩高喊道：“秦國的父老兄弟、列國客商們：我是櫟陽縣令王斌，為昭國府信譽，目下扛這根木櫞的賞金加到三十金，無論誰扛到北門，即刻領賞，絕不食言！請看，這便是賞金。”回身一指書吏捧著的木盤，揭去紅布的木盤中碼著一排金餅，在陽光下燦爛生光。
人們議論紛紛，卻無人上前，衛鞅一腳踏上石墩，“秦國民眾、列國客商們：我是左庶長衛鞅，以往國府號令多有反複，庶民國人不相信官府，是以秦國的事情辦不好。從今日開始，官府說話一定算數，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絕不更改！為表官府誠意，今日徒木立信，誰將這根木櫞搬到北門，即刻賞金五十，這是秦國官府今年的第一道命令。”
“啊——，賞金又漲了！”人群開始騷動起來，激動和興奮的情緒開始彌漫，但人們還是半信半疑，三五成堆的互相議論。
這時，衛鞅見仍沒有動靜，又高聲道：“列位以為搬木容易，不值五十金，沒有人相信，對嗎？衛鞅正告列位，官府信譽，千金萬金也買不來，為官府立信，理當賞賜！從今以後，官府言必信、行必果；庶民相信國家，國家令出必行，秦國才能變樣，目下，我再增加賞金。誰人將徒木扛至北門，賞金一百！”一招手，身後書吏將滿當當的一盤金餅舉起來轉了一圈。人群又一次掀起波瀾，大家相互推擠對方上去試一試。
突然，人群中有人高喊一聲：“我來！”眾人驟然安靜下來，隻見一少年布衣襤褸，赤腳長發，黝黑結實的肌肉一塊塊鼓在破衣外麵。
衛鞅問道：“小兄弟，你想搬？”少年目光閃閃，“怎麼了，不算數？”衛鞅扶住少年，麵向眾人道：“國府立信，童叟無欺。列位隨這位小兄弟到北門做證，看他領賞金一百！”話音落下，少年彎下腰，扛起木櫞向北門走去。
少年大步如飛，直到北門吊橋外的平地才放下木櫞。看熱鬧的人群也緊緊跟著少年全部走到了北門，所有人都目不轉睛地看著衛鞅。衛鞅並未說話，走到書吏麵前揭開紅布，親手捧起一百金遞給少年。
衛鞅對著圍觀百姓說道：“父老兄弟們，秦國從明日開始就實施變法了，你們將陸續看到新法令。今日徒木立信，就是要大家明白，官府說話算數——頒布新的法令必須忠實執行！隻要全國上下一條心，秦國必將強大起來。”
隨著三月二十櫟陽大集的結束，衛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迅速傳遍了秦國山野村莊。宋代王安石曾寫《商鞅》一詩：“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誠信是一個道德範疇，是日常行為的誠實和正式交流的信用合稱。千百年來，人們講求誠信，推崇誠信。誠信之風早已融入我們民族文化的血液中。有關誠信的故事、格言隨處可見，誠實守信的人也越來越多。人無信不立，國無信不強，平凡中信守道義，困苦中把誠信作為責任，人生路上，誠信如同一盞明燈，路越走越寬廣，而失信，最終無路可走。
“三晉”時期，魏國魏文侯是個賢明的君王，為人最講誠信。有個關於他的經典故事被人傳頌至今：
一日暴雨驟降，魏文侯在宮中宴請群臣，君臣酒興未艾，暴雨卻依然下個不停，魏文侯問：“現在是什麼時間？”左右侍從說：“已經正午了！”魏文侯毫不遲疑地站起來，催促隨從快去備馬車，要出去打獵。大臣們不解：天氣如此糟糕，為什麼要出去打獵呢？！魏文侯說：“寡人已經和人約好，今天中午一起去打獵，那人一定在郊外等我，雖然雨天不能打獵，但是怎麼能不去赴約呢？”話畢，他帶著隨從一行消失在茫茫雨幕中。
魏文侯以誠實、守信用為立身之本，因此他廣得賢才，如卜子夏、田子方之屬，吳起、樂羊、西門豹等人，魏國很快富強起來，成為戰國初期的一大強國。
誠信是立人之本，是齊家之道，是交友之礎，也是為政之基。古語雲：“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人隻要做到真誠無偽，就可使內心無愧；反之，社會秩序混亂，彼此無信任感，就會矛盾不斷。
《呂氏春秋·貴信篇》說，如果君臣不講信用，則百姓誹謗朝廷，國家不得安寧；做官不講信用，則少不怕長，貴賤相輕；賞罰無信，則人民輕易犯法，難以施令；交友不講信用，則互相怨恨，不能相親；百工無信，則手工產品質量粗糙，以次充好，丹漆染色也不正。由此可見，失信對社會危害何等之大啊！
誠信既是需要培養的，也是需要修煉的，人應時時提醒自己，將誠信牢記心中。誠信對於人的自我修養、齊家、交友乃至為政都是不可缺少的美德，所以，我們都應該從現在開始，從小事做起，誠實守信，並且把它作為一生的為人處世的準則！
“忠恕”之道，一以貫之
南懷瑾在《論語別裁》中說，後世提到孔子的“忠恕”之道，其實就是推己及人，即替自己想也要替別人想。
古代儒家講究“忠恕”之道，那麼什麼是“忠恕”之道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忠恕”之道的一種；推己及人也是“忠恕”之道的一種，“忠恕”思想看似簡單，實則做起來極為不易。因為“忠恕”是以待自己的態度對待他人。
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及推己及人”的做法，是一種把自己和他人對等地看待的一種人生觀，也是一種仁愛之德。因為，如果我們能夠時常把別人看成自己，設身處地地為別人著想，自己不喜歡的東西也不去強加給別人，這樣做離仁德之人的要求也就很近了。
孔子關於“忠恕”之道，用了“一以貫之”，這說明這是唯一的，後世人認為“忠恕”之道就是人們常說的將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思想。
據《貞觀政要》記載：貞觀四年，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與臣屬魏征談皇帝的行事原則問題。
李世民說：“考見修飾宮殿屋宇，遊玩觀賞池台，這是皇帝所希望的，但不為百姓所希望。帝王所希望的是驕奢淫逸，百姓所不希望的是勞累疲憊。其實，勞累疲憊恐怕是人見人棄的事；孔子曾經說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看來勞累疲憊的事，確實不能施加給百姓。我處於帝王的尊位，富有天下，處理事情能設身處地，節製自己的欲望。如果百姓不希望那樣做而硬要做下去，一定不能夠順應民情。”
魏征說：“陛下素來體恤百姓，常常節製自己去順應民情，臣聽說：‘拿自己的欲望去順應民情的就會昌盛，勞累百姓來娛樂自己的就會滅亡。’隋煬帝貪心無厭，專門喜好奢侈，每當有官屬供奉營造稍不稱心，就用嚴厲的刑罰處罰，終於導致滅亡。這不僅在史籍中有記載，也是陛下親眼看見的。如果您隻想滿足自己的欲望而不考慮人民的疾苦，那麼也難免不重蹈覆轍。”
太宗說：“你講得很好！不是你，我豈能聽到這些話？”
還有一件事。
有一年，公卿大臣上奏李世民說：“按照《禮記》，夏季最末一個月，可以居住在高台上築成的樓閣。現在夏熱未退，秋季的連綿大雨才開始，皇宮裏低矮潮濕，請陛下營造一座樓閣來居住。”臣子們巴結皇上，不可謂不用心良苦，要為李世民修建一座避暑的行宮，還引經據典，搬出《禮記》來，但李世民見到奏章後說：“我患有氣喘病，哪裏適宜住低下潮濕的地方？修一座行宮避暑，按理說也不為過，但是如同意了你們的請求，浪費實在太多，會給人民增加沉重的賦稅。從前漢文帝準備修建露台，後得知費用相當於十餘戶人家財產的費用，就不再興建。我的德行趕不上漢文帝，而耗費的財物卻超過了他，這難道是作為百姓父母的國君應該行的嗎？”盡管公卿再三堅決奏請，李世民始終沒有答應。
李世民身為一國之君，能夠通過節製自己的物欲來實現“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能不說是一位仁君。忠者，心無二心，意無二意之謂。恕者，了己了人，明始明終之意。
大禹在接受治水的任務時，剛剛和塗山氏的一個姑娘結婚。當他想到有人被水淹死時，心裏就像自己的親人被淹死一樣痛苦、不安，於是他告別了妻子，率領27萬治水群眾，夜以繼日地進行疏導洪水的工作。
在治水過程中，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經過13年的奮戰，終於疏通了九條大河，使洪水流入大海，消除了水患，完成了流芳千古的偉大工程。
到了戰國，有個叫白圭的人，跟孟子談起這件事，他誇口說：“如果讓我來治水，一定能比大禹做得更好。隻要我把河道疏通，讓洪水流到鄰近的國家去就行了，那不是省事得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