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敏的命運
講到這裏，我談一下第五個問題:傅敏的命運。
傅敏是傅雷的小兒子。傅聰從小學習音樂對傅敏的影響和誘惑力很大。傅敏也想從小學習音樂。傅敏回憶說:“我們家上海江蘇路的住房是向宋琪家租的，宋琪的母親住在二樓。三樓的正房，是我的臥房。另有幾間是宋家堆雜物的地方。大約是195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發現三樓的雜物間裏有一把琴，我就跟宋家婆婆(即宋琪母親)提起這事。她說這是原來住在這兒的一個猶太人房客留下的，你要喜歡，你就拿去學琴吧，就這樣，我開始了學小提琴。”
傅敏很賣力地學習小提琴，希望能像哥哥一樣。可傅雷先生給他澆了盆冷水。他說:“阿敏，你不是學音樂的料子。學音樂都是從小開始的，而你現在已經上初中了，就算開始學，也隻能成為二流、三流的音樂家。當音樂家，要麼做一流的，做二、三流的音樂家是很痛苦的，這是其一;第二，我就那麼多的錢，我隻能培養你哥哥一個，不能再把你培養成為音樂家了。照我看，你是教書的料。”這話真的說中了，後來傅敏一輩子就當了教師。
傅敏說，由於父親的反對，他不能學習音樂了。但受家庭的影響，他的英語很不錯，1957年考入了北京外交學院。北京外交學院是培養新中國的外交家的，傅敏也非常高興能夠跨入這所學校的大門。當他剛進學校，家庭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父親由上海市政協委員一下子變成了“右派分子”，哥哥也出走英國，也成了可怕的“××分子”。他再也當不成外交家了。畢業的時候，他成了沒人要的學生。別的同學一個個分配走了，而他卻一直是“待分配”，誰也不敢要他。最後，北京第一女中的校長楊濱很有眼力也很有魄力，把他調了去當英語教師。傅敏就一直做中學的英語教師了。到了學校裏，傅敏工作非常認真，這可以從《傅雷家書》最後幾篇看到:當時他在學校宿舍裏，非常賣力地備課等等。到了“文革”開始，傅敏在北京的目標很大，特別是傅雷夫婦雙雙自盡。那天傅敏一接到舅舅發來的“父母去世”的電報，得知父母同一天去世，他就明白了是怎麼回事情。當時的女友也因為這個原因不得不分手。種種打擊使傅敏非常痛苦。
傅敏回憶說:“1968年我因反對江青以及反對搞早請示晚彙報那一套做法等等言論，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我被關在學校，所謂群眾專政，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那時有理無處說，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痛苦絕望之下，才無奈走上了不歸路。”
當時他投河自盡，卻沒料到河底下正好一塊大石頭把他撞得頭破血流，到現在額頭上還有個疤。所以現在傅敏的頭發是朝左梳的，目的就是為了遮住這塊疤，這塊疤也成為了那段歲月留給他的不可磨滅的印記。在那種情況下，他把傅雷寫給他的家書都付之一炬是可以理解的，盡管他現在每每提起此事都非常痛惜。
傅敏在北京成了模範教師，他為英語教學做了突出的貢獻，寫了很多英語教學方麵的專著。在傅雷夫婦冤案平反後，1979年4月傅敏去英國探親，同時利用在英國的機會，進修英國文學，英國現代語言。後來，傅敏重新回到了北京。途經香港時，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預言:中國將會出現一個“歸國潮”。在當時“出國潮”最熱的時候，他這麼說，很不容易。但是，果然給他說中了。問他為什麼要回來，他說:“我的父親一直教導我們要熱愛祖國，我是祖國培養的，所以一定要回到祖國。”他回到了北京，在北京七中擔任英語老師。我曾在北京七中作過一次關於傅雷生平的講座，一說起傅敏如何如何，學生們哈哈大笑，非常活躍。北京七中的校長、老師沒有一個不交口稱讚傅敏的。我曾為傅敏寫了篇報告文學，叫做《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發表在《北京文學》雜誌上，後由上海《文彙報》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