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人至深的小人物
第六，我講一下感人至深的小人物。
在采訪傅雷一家的時候，一個小人物閃進了我的視野，使我非常感動。傅雷夫婦的追悼會時，傅聰手中捧著傅雷夫婦的骨灰盒。按照“文革”時的規定，像傅雷夫婦這樣的所謂的“自絕於人民的人”是不能留骨灰的。但傅雷夫婦的骨灰能保留了下來，這引起了我的注意。當時有個素不相識的姑娘冒稱傅雷的幹女兒，去火葬場一定要把傅雷夫婦的骨灰領走，就這麼將他們的骨灰保存了下來。
我得到這個消息後，來到傅雷夫人的哥哥朱人秀的家中，向他打聽這個姑娘姓甚名誰，家住何方。他告訴我，當時這個姑娘去他家時戴了個大口罩。朱人秀告訴了我這個姑娘的住址。我後來為她寫了篇報告文學就叫《戴口罩的姑娘》。那天我循著得到的地址，去這個姑娘家找她。雖然開始沒有碰到她本人，可她媽媽在。老人家很熱心地向我介紹了當時的情況。她們家很小，大概在十平方米吧，住著她、她媽媽和妹妹三口人。談了一會兒，這個姑娘回來了。當我說明來意，被她一口回絕，說這個事情沒什麼好談的。在我再三懇求下，她終於答應接受我的采訪，但提出了一個條件:不寫她的名字，僅用“她”代替。
其實她和傅雷一家沒什麼瓜葛。她姓江，父親是上海的一位畫家，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而她的老師也在同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她堅決不肯“揭發”她的老師，也因此成為了“嚴重右傾”的人。她非常喜愛傅雷的譯著，也很喜歡音樂，學過鋼琴，聽過傅聰的鋼琴演奏會。在“文革”中，她聽說傅雷夫婦自盡的消息，非常震驚，到江蘇路那裏想去看看，得知傅雷夫婦在火葬場裏骨灰都不能保留。她非常著急，連忙趕去火葬場，想領回傅雷夫婦的骨灰。但非親非故的，不能領取骨灰。於是她又到朱人秀家中，征得同意後，以幹女兒的名義，保存了他們的骨灰。
同時，她又感到非常不平。她聽人說傅雷臨死的時候還是說自己是愛國的，於是以自己的名義寫了封信給周總理，希望能給這位愛國的知識分子一個公正的評價。在落款的時候，她留了個心眼，落了個假名，姓“高”。這封信沒出上海就被“四人幫”在上海的爪牙給扣下了。拆開一看，作為重大案件來追查。她的字寫得非常漂亮，文筆也很好，於是他們認為寫這封信的人肯定是傅雷的好朋友。最後追查到朱人秀處。朱人秀告訴他們，信是個年輕的姑娘寫的，聽說她也學鋼琴，而且她的鋼琴老師住處離傅雷家不遠。當時專案組憑這麼句話找到了她的鋼琴老師，從而找到了她。一天當她回家時，發現家中坐了很多陌生人，便知事情不妙。果然她被隔離審查了。審查期間確認了字是她寫的，但她與傅雷並無瓜葛，事情到最後也就不了了之。但年輕的她當時遭遇了這麼件事情，她的青春也被耽誤了。因此到現在她還是獨身，盡管她已經退休了。現在她是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還出了自己的書法集。我非常敬佩這樣的一個女性，盡管她和傅雷家沒有任何關係，但在那樣一個時刻她能夠挺身而出，保全了傅雷夫婦的骨灰，這也是《傅雷家書》精神的折光。
由於事先答應了不提起她的名字，我在寫她的報告文學中始終沒有提及，而是用“她”指代。她還有個條件:不在上海的報紙上發表。於是我當時在福建一家雜誌發表。但福建的雜誌還沒到上海呢，就先被上海的《報刊文摘》轉載了。我記得那天下午剛到家不久，門鈴聲響了。戴大口罩的姑娘一進來，臉色就不好看，說我違反了當初的約定。我的解釋是，我確實在外地的雜誌上發表的，但誰也想不到上海的《報刊文摘》會轉載。後來她也表示了理解。從此我們保持著很好的友誼，她幾次搬家我都去看過她。
前幾年傅敏來上海，再三要求見一見這位姑娘。我和她取得聯係之後，陪著傅敏一起去看她。那時她已經退休了，在教一個日本學生書法。傅敏想說些感謝的話。可她說:“你不用謝，我也不要你感謝。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當時也不會做這些事情。”所以她盡管做了這樣一件事情，影響到了她的終身，但她從來不要求傅家半個“謝”字，甚至傅聰來上海辦音樂會，托舅舅送票子給她，她也沒去。在上海出現這樣的姑娘，代表了人民的心。
後來征得她的同意，允許公布她的名字。她叫做--江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