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聰的浮沉
第四，我要講一下傅聰。
傅聰是傅雷父愛的結晶。傅聰是傅雷的長子，他出生的時候傅雷的母親剛剛去世。傅雷像他母親那樣把自己的精力全部獻給了這個孩子。他很想把傅聰培養成有用的人，可是不知道這個孩子將來適合學什麼。
傅聰怎麼會學鋼琴的呢?在傅聰六歲的時候，傅雷好友雷垣說及:“孩子有沒有音樂天份，要試試絕對音感，一試就靈。”雷垣彈鋼琴，叫傅聰聽辨音名。沒想到傅聰都說對了。雷垣很驚訝，一般的孩子沒有這種感覺的。傅雷也說傅聰平日裏喜歡鬧，很調皮，但一旦家中放唱片，他馬上安靜下來。於是傅雷開始考慮這孩子的音樂天份，覺得應該讓他學習鋼琴。
於是傅雷請雷垣教傅聰彈鋼琴，慢慢地，越學越好，老師也越換越好。傅聰在傅雷為他選定的道路上堅定地走了下去。
傅聰說自己那時候是“一個上了發條的鍾”。發條緊了，認認真真練琴;發條鬆了，也會去貪玩。所以傅雷有時候在翻譯時會聽底樓的琴聲(當時他住在上海巴黎新村，鋼琴放在底樓客廳，傅雷書房在三樓)稀疏了，(圖30)他就下去監督傅聰練琴。他要培養傅聰成為音樂家，因此傅聰在上了幾年小學後，便退學了，以便能夠有更多的時間在家裏學琴。傅雷請了私塾先生教傅聰的國文。傅聰的國文課本由傅雷親自編寫，全部由傅雷清清楚楚地抄在本子上教他的。可見傅雷對傅聰花了全部的心血。我們可以在《傅雷家書》中看到:“做藝術家一定要做第一流的。做二流、三流的藝術家是很痛苦的。”所以傅雷再三強調，傅聰要是學音樂的話，一定要培養他成為第一流的音樂家。其實傅雷的經濟條件也不算太好，僅是靠翻譯得來的稿費維持家庭。在江蘇路的那條弄堂裏，他們家的經濟條件是差的。據保姆說，他們家每個月四十八元夥食費，每天都是記賬的。傅雷是請家庭音樂教師來教他。傅聰完全是在傅雷的精心培養之下，走上了音樂的道路。(圖57)
《傅雷家書》開頭就說到“53年正月的事”:
“……老想到53年正月的事，我良心上的責備簡直消釋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遠對不起你，我永遠補贖不了這種罪過!這些念頭整整一天沒離開過我的頭腦，隻是不敢向媽媽說。人生做錯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寧!真的，巴爾紮克說得好:有些罪過隻能補贖，不能洗刷!”
這“53年正月的事”，是怎麼回事呢?
傅敏在《傅雷家書》新版中，加了這樣的注釋:
1953年正月，就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哪一首最重要的問題，傅聰與父親爭論激烈。傅聰根據自己的音樂感受，不同意父親認為第九首《“克勒策”奏鳴曲》最為重要的觀點，認為《第十小提琴奏鳴曲》最重要。雙方爭執不下。父親認為傅聰太狂妄，“才看過多少書?”，而當時國外音樂界一般都認同第九首最為重要。所以父親堅持己見，這樣雙方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在父親勃然大怒的情況下，倔強的傅聰毅然離家出走，住在父親好友毛楚恩的友人陳伯庚家近一月餘。後因傅雷的姑夫去世，覺得人生在世何其短促，父子何必如此認真，感慨萬千，遂讓傅聰弟弟傅敏接傅聰回家，雙方才講和。
當筆者采訪小提琴演奏家毛楚恩教授時，他的回憶與傅敏的注釋有所不同，照錄於下:
傅聰一氣之下，從家裏出走了，來到我家住。當時，我家很大，有三個房間，有客廳，客廳裏有鋼琴。
起初，傅雷夫婦不知道傅聰上哪兒去了，非常著急。傅雷夫人連夜找傅聰，找了兩三家，
沒找到。最後，找到我家裏來。傅聰不願意回家。傅雷夫人見他住在我家，也就放心了。
第二天，傅雷夫人又來，送來傅聰生活費，並把傅雷的話轉告傅聰:“你不在家裏住，可以。生活費我可以給你。不過，你在毛伯伯家，照樣要練琴，一點都不能放鬆!”
在我們家，盡管沒有父親監督，傅聰還是堅持每天練琴。一早起來，就練。他很有意思，一邊彈，有時還一邊唱。有些曲子，是他自己想出來的。
傅雷夫人常常來，給傅聰送來吃的東西。傅雷沒來，他還在生氣呢。
大約過了三個星期到一個月光景，傅雷的火氣慢慢消了，托夫人傳話，希望傅聰回家。傅聰呢?日子久了，氣也消了，也想家。
於是，一天晚上，八九點鍾光景，傅雷夫人拿了手電筒，接傅聰回去。
為了搞清這件事情，我采訪了上海的小提琴家毛楚恩先生。他告訴我，那年春節傅聰和幾個小朋友一起彈琴，傅雷在邊上一聽就覺得傅聰彈得比較差。於是等別的孩子走後，傅雷把傅聰罵了一頓。傅聰不服氣，一個人跑到毛叔叔家，在他家待了一個多月才回家。這使傅雷覺得自己對傅聰的教育是否過於嚴厲了，覺得對不起兒子，致使兒子不敢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