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被劃成“右派分子”之後兩個多月，傅聰在國外得知此訊。這是他決定出走的很重要的原因。後來據他說，當時已經叫他回國了。回國之後，要麼參加“反右派”運動，那就變成了“兒子揭發老子，老子揭發兒子”的局麵，“我不願意陷入這種惡性循環”;要麼叫他回國以後下農村勞動，叫做“深入生活”。而彈鋼琴的手指是非常嫩的，勞動一段時間後再回來彈琴手指就發硬了。基於以上兩個原因，他從捷克出走英國。
這件事發生後，上海作家協會黨組找了傅雷的好友周煦良先生，要他把傅聰出走的消息告訴傅雷。由黨組織出麵告訴傅雷的話，對他衝擊太大了;由周先生出麵的話，會緩和一點。周先生到了傅雷家，在客廳裏走來走去，就是說不出這話。良久，傅雷問起，他才把傅聰出走的消息告訴傅雷。傅雷一聽，人當時就傻在那裏了，此後在家躺了好幾天，不吃不喝的。所以，傅聰的出走對傅雷的打擊非常之大，傅雷想不通這件事情。從《傅雷家書》也可以看出，他們的通信在那段時間中斷了好一陣子。後來這件事情引起了夏衍先生的注意，將此事告知陳毅市長，陳毅市長又彙報給周總理。周總理鼓勵傅雷不斷給傅聰寫信，讓他們父子之間保持通信。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他們才恢複通信。也因此，傅雷一再教導兒子，一切以國家利益為重。傅聰當時在英國給自己定了“三原則”:一是不入英國籍，二是不去台灣，三是不說不利於祖國的話，不做不利於祖國的事。傅聰能在英國的那種環境下，做出這“三原則”決定，完全是受了傅雷的影響和教導。
傅雷父子在那種背景下還保持著通信，當時傅聰的每封信，對傅雷來說都是極大的安慰。每次收到傅聰的來信，傅雷都非常激動，總會拿著信，在書房中兜圈子，一邊走一邊看信。可惜那時候沒有e-mail，有的話信件就能夠當天往返。(圖48)那時候一封信一來一去就是一個月的時間。所以傅雷在書房中關注著千裏之外的兒子，對他千叮嚀萬囑咐。那時候打長途電話也不容易，書信就成為父子交流的最主要的方式。後來傅雷知道傅聰有了女朋友，而她又是美國著名小提琴家梅紐因的女兒時，他非常高興，又給他們祝福，又給彌拉寫信。傅雷是從事法文翻譯的，用英文寫信，對他來說有點吃力。盡管如此，他還是用英文給彌拉寫信。
頭上戴著“帽子”，愛子遠走異國，傅雷苦悶已極。就在這時，苦中加苦，愁上添愁:1958年，傅雷把巴爾紮克的《賽查·皮羅多盛衰記》譯出來了，寄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卻被束之高閣。自1958年6月至1959年5月，花費近一年時間，譯出丹納的《藝術哲學》。如同傅雷在家書中所寫的:“思之悵悵。--此書原係1957年'人文'向我特約，還是王任叔來滬到我家當麵說定，寄出後又擱淺了。……”
傅雷以譯書為業，他沒有工資，以稿費為經濟來源。譯稿不能出版，對於他來說是致命的打擊。是原著有問題?不，不，他譯的是法國文學藝術名著。是譯文有問題?不，不，他的譯筆是一流的。為什麼不能印行呢?原因就出在他頭上那頂“大帽子”!
“改個名字，用筆名出書吧!”出版社向傅雷提出這樣的建議。傅雷一向淡於名利，改用筆名出書本也無妨。然而，由於他是“右派”而要他改名換姓，傅雷堅決不幹。他認為，給他“戴帽”本來就是錯誤的，因“戴帽”而改署名則更是錯上加錯。他寧可不出書，堅決不改名!
據當事人、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樓適夷給我來信談及:
“全國解放後，傅雷譯書最早由平明出版社出版。1952年，我從抗美援朝部隊由中共中央宣傳部調回北京，進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即親赴上海，與傅雷訂約，其譯書全歸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並作為特約譯者，預先經常支付優厚稿費，以保證他的生活。他沒有工資。直到'文革'中他逝世時，人民文學出版社支付他的稿費，是他唯一生活來源。”
“1958年，傅雷被錯劃為'右派'，不能出書。我們請示中共中央宣傳部(當時是周楊和林默涵)，據指示可以讓傅雷繼續譯書，但新出的必須改名。於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室主任鄭效洵去函，跟傅雷商量改名一事，傅雷回信堅決拒絕。”
“上邊堅持要傅雷改名，而傅雷堅持不改，這下子怎麼辦呢?經人民文學出版社內部商定，一麵仍請傅雷譯書，並按規定支送稿酬，以維持他的生活;一麵把他的譯稿壓下，不發排，準備等他'摘帽'後出版。當時壓下來的，就有《幻滅》等譯稿。這事是我決定的。這樣做，為的是既不違反上級決定，又能照顧傅雷。傅雷果真一直堅持不改名。後來，他終於'摘帽'，一大批積壓的譯稿才陸續印出。”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沒有半點虛構。我十分敬佩傅雷的品格!”
傅雷沒有媚骨，唯有傲骨。他的原則性是堅定不移的。就這樣，在他“戴帽”期間，他不出一本書--盡管他仍照常譯書。經濟來源切斷了，他不得不以“預支稿費”的方式維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