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傅雷一家的采訪
第二，我想講我對傅雷一家的采訪。
作為一個紀實文學的作家，我最忌諱的就是對作家同行進行采訪;在同行之中，我尤其忌諱采訪上海作家。因為我作為一個上海作家，再去寫上海作家的話，不管怎麼寫總有種種嫌疑。所以我的采訪幾乎不涉及同行。
最初引起我注意的並不是傅雷，而是傅聰。在“文革”結束後準備為傅雷先生平反時，傅聰從英國回來了。那是傅聰出走之後第一次回來，回到上海。我當時看到《中國青年報》內參上刊載了當時傅聰說的一些話，令我非常感動。傅聰隔了那麼多年之後回來，他說的話中還是飽含著對祖國非常強烈的熱愛之情。按照當時的規定，對傅聰的報道還是很注意分寸的，比如傅聰在上海的某項活動，規定隻能刊登在第幾版，報道的字數不能超過多少多少字之類的。可見當時對傅聰的報道還是低調的、有所控製的。我看了這些報道之後，當時就決定去找傅聰，由於種種原因雖然未能直接采訪傅聰，但傅聰的經曆引起我非常大的興趣，我注意到了這位不平凡的音樂家。當時我說過，在中國的音樂家中，引起我極大興趣的就是兩個“聰”:一個是馬思聰，一個就是傅聰。不能寫紀實文學，當時我就寫了篇小說，題目是《愛國的“叛國者”》，發在《福建文學》雜誌上。小說的主角就是個音樂家，實際上是以傅聰作為影子來寫。
後來我開始采訪傅雷和傅聰的親友，前前後後總共采訪了傅雷的23位親友。特別是去北京采訪傅敏，使我對傅雷一家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親友們都非常熱情地介紹了傅雷一家四口不同的性格。
傅雷是做事非常認真而性格又非常急躁的人，在某些時候他可以說是非常暴躁的，所以他的名字叫“雷”，很符合他的性格。(圖4)但他做事情又非常之認真，好幾件事情我聽後都十分感動。一是他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翻譯了《約翰·克裏斯朵夫》，一套一百多萬字的書。可後來他重新看了這本書之後，不滿意他當年的譯著，於是又把這一百多萬字重新翻譯了一遍。我覺得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翻譯是件非常吃力的工作，不滿意自己的翻譯，別人隻是在原有的譯著上麵修改，而他則是推翻了重新進行。
傅雷夫婦性格相輔相成，配合得非常好。幾乎所有傅雷親友都說傅雷夫人是極其賢惠而又性格溫順。如果傅雷是鐵錘的話，傅雷夫人就是棉花。鐵錘敲在棉花上麵就沒了任何聲音。傅雷先生的成就，和傅雷夫人分不開的。傅雷先生做事情非常細致，而傅雷夫人則是大大咧咧，一個東西用完可能隨手一放，過一會兒就忘了。因此傅雷先生總是提醒她，東西要放歸原位，他們家裏總這個樣子。傅雷先生家裏熱水瓶的擺放都十分有規則，把手一律朝右，總是從第一個熱水瓶開始用，用完之後放到最後去，再輪流用。保姆知道後，灌熱水瓶的時候就從最後的一瓶開始灌。傅雷翻譯的時候必須經常翻閱字典，厚厚的一本本字典翻起來很困難，他就自己設計了一個架子放字典，便於翻譯時的查詢和翻閱。他們夫婦倆的性格是互補的。(圖5)
後來我采訪傅聰和傅敏，發現兄弟倆性格也是截然相反的。傅聰像他媽媽，長相也像他媽媽，而且性格不拘小節。我去賓館看傅聰，進到他房間，看到他所有的箱子都開著，這裏放著話梅，那裏又隨手放著什麼東西……但他說話富含哲理，非常有思想。他可以同你談唐詩、宋詞，也可以談音樂、美術等等，如此之類，甚至講到各方麵的事情，他都非常有興趣。
恰恰相反，傅敏是非常細致的一個人，完全是傅雷的拷貝，做事情非常認真。比如，我告訴他，上海江蘇路傅雷住過的房子，盡管我去了好幾次，但沒有用，因為當年傅雷是租這房子住，他去世之後另外一家住進去了，所有的家具擺設都完全不同了。(圖6)傅雷住這房子時，原先是什麼樣子的呢?傅敏就畫了張原先的家的平麵圖給我，那張圖紙經過了反複修改，上麵有紅墨水畫的、綠墨水畫的，畫得非常仔細。哪些是巴爾紮克原著的書架，哪些是放父親譯著的地方，他和聰哥的床在哪裏，三角鋼琴放在哪裏……那張平麵圖，把他們家當時的情況畫得非常仔細。我在寫文章的時候，這張圖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還有，他給我寫的信都非常認真仔細，三天兩頭，我提出什麼問題，他都在信中予以仔細詳盡的解答。我現在手頭上大概有一百多封傅敏給我的信了。他的性格完全像他的父親--傅雷。
傅雷一家四個人四種性格，由此也造就了四個人四條不同的生活道路。
采訪傅雷一家，促使我寫成了《傅雷一家》一書，後來又寫出了《傅雷與傅聰》一書。於是對他們一家深入的采訪，也促使我對“反右派”運動和“文革”進行了深刻的思索，進而從事紀實長篇《“反右派”始末》、《“四人幫”興衰》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