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問自己的貢獻
德魯克認為，要進行自我管理，並且確定自己的職業歸宿，就需要明確自身與組織的關係。個體需要建立目標，需要自問：“我工作的目的是什麼？”這就需要把自己的工作績效定位在為組織作出最大貢獻上。
作為組織中的任何人，首先都要自我管理、自我設定目標。這意味著每個人都在進行一種積極的、主動的能力的管理，責任是自我選擇並承擔的，貢獻則是建立在責任基礎之上的。所以，德魯克說，我們不能問：“組織要我作出什麼貢獻？”不能問：“我想作出什麼樣的貢獻？”而要問：“我應該作出什麼樣的貢獻？”“我能作出什麼樣的貢獻？”如何解決這四個問題，是每個人都必須明確和深思的前提。
“組織要我作出什麼貢獻”這種思維是被動的，是以組織或企業為中心的。在這種意識下，個人沒有能動性可言，個體成為組織中“會說話的機器”，人的需要、人的個性、人的發展、人的成長被刻板、機械的組織淹沒了。個體以這樣的思維麵對組織和個人職業生活時，意味著個人的能動性、創造性將被剝奪。這種思維在落後的製造業和專製的企業中廣泛存在，而其實質是把人變成機器。故而，反對這種思維方式幾乎不需要任何證明。
“我想作出什麼樣的貢獻”這種觀點還在廣泛地流行，並已被多數人所接受。表麵看來，這樣的問題充滿了主動性和創造力。而實際是，想法不能轉變為行動，想法就一文不名。更讓人憂慮的是，持這種觀點的人完全把自我置於中心，沒有組織，也沒有社會。而人的個性一旦脫離組織和社會，其價值就會變成空洞的“烏托邦”。這種觀點用最流行的話語表達便是“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但丁的這句名言，其實質在於解放人、推崇人的個性。但是，如果這一理念在實踐中被極端化地理解為追求絕對的個性和自由，結果恰恰是失去自由。每個人對組織的貢獻都不能由個人來決定，也不能由你的想象來決定，隻能由顧客來決定，由你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來決定。
所以，“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知識經濟時代的每個人都不應該在一種褊狹的追求個性的過程中讓自己成為殉難者，而是要定位自己的貢獻，定位自己的責任，並從中發現自己的貢獻在何處及如何實現。 我該做什麼和我能做什麼
“我該做什麼”體現的是一種責任、一種對自身使命感的追索、一種定位在自我基礎上並充分考慮組織需要的責任意識。“我能做什麼”則是對自我能力的評定，我具備什麼樣的優勢、我如何發現自己的優勢以實現目標、我應該怎麼做才能創造不同凡響的業績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對這一問題的進一步延伸。
德魯克認為，隻有明確了這兩個問題，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自我管理要找出自己應該做的適當的貢獻。知識工作者要將知識轉化為行動，並且據此來分析機遇。德魯克認為，真正意識到這兩個問題並獲得巨大成就的是杜魯門總統。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羅斯福突然與世長辭，杜魯門繼任總統。杜魯門當時關注的是國內問題，對外交從來就不感興趣，而且也一無所知。幾個星期後，當他出席波茨坦會議時，他的全部精力仍舊放在國內事務上。在這次會議上，他與丘吉爾、斯大林坐在一起。這時，他不僅認識到外交是整個會議的主題，而且還發現他在外交上完全是外行，這令他感到非常可怕。從波茨坦返回國內後，他知道他該做什麼以及怎麼去做——他立即要求馬歇爾將軍和迪安·艾奇遜擔任他的老師。在幾個月內，他就成為了一個外交專家，而且成功地締造了戰後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