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仍是散曲很發達的時代。僅據任訥《散曲概論》所載，明代的散曲作家就有330人，而且所編印的散曲選集數量要多於元人。明代的散曲作家大多兼擅詩文。因而明代散曲出現了與詩文創作的同一傾向，即因襲多而創新少。他們沿襲元人“嘯傲煙霞，嘲弄風月”的道路愈走愈遠。他們在描寫歸隱田園的閑情逸致中流露出更多的怡然自得的情緒；在嘲風弄月中表現出對婦女更肆無忌憚的玩弄。隻有到明中葉後，隨著社會矛盾尖銳及城市經濟及市民意識的發展才出現了一些較有意義的作品。不同於元代的是，由於昆腔的興起，明代的戲曲多用南曲來寫，這自然也要影響到散曲的創作，不僅改變了散曲的音樂風格，也影響到散曲的文學風格。因而人們論散曲，常將其分為南北二派，北派氣勢粗豪，內容較富，猶有關漢卿、馬致遠遺風。南派柔婉典麗，喜寫閨情，有張可久風致。還有一些人身兼兩派特點。北派作家中，王九思、康海輩分稍靠前，他們以戲曲著稱，也有不少互相唱和的散曲，風格較為粗獷。北派作家中最著稱者是馮惟敏。他的散曲題材廣泛，內容豐富，有些曲子敢於對社會現實進行批判，風格亦很豪放，故而有曲中辛棄疾之稱。如在〔呂純陽〕《三界一覽》套曲中，借諷刺陰間來諷刺現實社會中官場的黑暗：“有錢的快送來，無錢的且莫慌，尋條出路翻供狀。偷與我金銀橋上磚一塊，水火爐邊油兩缸，殘柴剩炭中燒炕。若無有這般打典，脫與我一件衣裳。”在〔胡十八〕《刈麥有感》中更直接描寫了農民的苦難生活：“穿和吃不索愁，愁的是遭官棒，五月半間便開倉。裏正哥過堂，花戶每比糧。賣田宅，無買的，典兒女，賠不上。”
在身兼兩派特點的作家中，陳鐸與王磐並稱，成就較高。陳鐸的作品一般風格柔媚，字句流麗，接近南派，但他還有別開生麵的《滑稽餘韻》136首。其中有一部分描寫了城市下層居民的職業特征、生活習尚及語言動作，堪稱是一幅琳琅滿目的社會風俗長卷，風格及語言都更接近北曲。王磐(生卒年不詳)作品內容較廣泛，歌詠山水，譏諷時事，記事抒情之作皆有，風格詼諧衝融，有南派的華美清俊，又不失北派的爽朗古直，所以他的《王西樓樂府》雖皆用北曲填製，實則是身兼南北兩派的特點。其代表作為〔朝天子〕《詠喇叭》：“喇叭、嗩呐，曲兒小，腔兒大。官船來往亂如麻，全仗你抬身價。軍聽了軍愁，民聽了民怕，那裏去辨什麼真共假。眼見得吹翻了這家，吹傷了那家，隻吹得水盡鵝飛罷。”對照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所載，可知此曲所寫皆為事實。另外施紹莘亦是身兼兩派，且為明人專集中套曲最豐的作家。
南派散曲中，金鑾的作品“風流婉轉，得江左清華之致”(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沈仕的作品專寫閨情，開曲牛香奩體一派，有些甚至專寫病態的物戀：“花陰密，竹徑昏，嬌娥見人歸去得緊。塘土兒都知音，留下他弓鞋印。我輕輕驗，細細論，不差移，止三寸。”(〔鎖南枝〕《題所見》)梁辰魚和沈王景為昆曲大師，其散曲文辭精美，典雅蘊藉，尤精於韻律，造句用字多參詞法，故曲味少而詞味多。曲至此，已逐步走上重格律辭藻的“詞化”道路，質樸活潑的本色已喪失殆盡，剩下的隻是類同詞的長短句形式，而這種形式當然難於和具有更悠久曆史的詞相爭，因而曲的生命力至此已近枯竭，故時人評為“南詞出而曲亡矣”。
鑒於這種趨勢，清代散曲之作雖仍不少，但多重在文采，崇尚摹擬，故其成就，遠不如元明，隻是在朱彝尊、厲鶚、吳錫麟、趙慶熔諸人筆下，尚有一些可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