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曲的產生可以追溯到金代以至北宋。散曲中的套曲實際上源於“諸宮調”。諸宮調是《漢宮秋》插圖之二一種有說有唱、以唱為主的藝術形式。它的演唱部分是用多種宮調的曲子聯套演唱，所以才稱為“諸宮調”。根據王灼的《碧雞漫誌》和吳自牧的《夢梁錄》等書記載，北宋時就有“澤州孔三傳者首創諸宮調”，但可惜沒有作品流傳。至金代產生了著名的《西廂記諸宮調》和《劉知遠諸宮調》，且保存至今。而散曲中的套曲隻不過是僅用一種宮調而已，這與諸宮調並沒有什麼本質區別。這兩部諸宮調也有不少雙疊的麼篇，《西廂記諸宮調》中還保存有《吳音子》的支曲，這和後來的小令實際上已沒什麼區別。金人既能將諸多宮調的曲子組織在一起聯唱，並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更不用說他們填製小令和套曲了，可惜的是，那時曲方初起，絕大部分作者都來自民間，其作品得不到應有的重視，沒有保存下來。
曲，作為一種人樂的詩歌形式得到重視並走向繁榮是在元代，因而王國維將元曲和唐詩、宋詞並列在一起，稱之為“一代之文學”。《全元散曲》共收有元人小令3800多首，套曲400多套。這些作品的題材較為廣泛，舉凡抒情、懷古、寫景、詠物、敘事、投贈、談禪、嘲謔，以至揭露社會矛盾，反映民間疾苦，直接諷刺時政等，無不入曲，但更多的是表現閑適隱逸和男女風情。這和當時元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處境低下與社會心理消沉分不開。
元代有散曲作品傳世的作家，有200多人，還有許多佚名的作者及作品。這些作家可分前後兩期。
前期主要作家有關漢卿、馬致遠、白樸、盧摯、張養浩等。他們的活動中心在大都(北京)。作品有較多的社會內容，風格以渾樸自然為主，語言生動通俗，富有民間氣息。關漢卿(生卒年不詳)的代表作為〔南呂·一枝花〕《不伏老》套：他自稱“我卻是蒸不爛、煮不清人觀戲圖熟，捶不匾、炒不爆、響當當一粒銅豌豆”，自誓“隻除是閻王親令喚，神鬼自來勾，三魂歸地府，七魂喪冥幽，那其間才不向煙花路兒上走”，生動地刻畫了“我是個普天下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的形象。馬致遠(生卒年不詳)的散曲成就更高。他的〔雙調·夜行船〕《秋思》生動地諷刺了社會的黑暗：“看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道出了自己的高風亮節：“愛秋來時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這大觀園全圖種情調很能代表元代知識分子的心理。他的《天淨沙》被人稱為“秋思之祖”：“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其意境之高妙遠勝許多同題材的詩詞之作，曆來被人傳誦。張養浩(1269～1329)的小令〔山坡羊〕《潼關懷古》有雲：“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在元人散曲中屬思想意義較高的作品。
後期主要作家有張可久、喬吉、貫雲石、睢景臣等，其活動的中心在臨安(杭州)。他們的作品逐漸趨於文人化、詩詞化，更注重聲律格調的優美，語言文辭的典雅，作品內容也更遠離現實，逐漸喪失了前期作品明人演戲圖樸質自然的特色。張可久和喬吉雖都有個別的憂時之作，如張可久〔賣花聲〕《懷古》雲：“傷心秦漢，生民荼炭，讀書人一聲長歎。”喬吉〔折桂令〕《荊溪即事》雲：“廟不靈狐狸弄瓦，官無事鳥鼠當衙。”但更多的是表現不關世事的浪跡生活與調笑作風，如張可久〔朝天子〕《湖上》以“風清月白總相宜，樂在其中矣”為滿足，甚至公開聲稱“問誰是非?且向西湖醉”；喬吉〔綠麼遍〕《自述》自稱自己是“煙霞狀元，江湖醉仙，笑談便是編修院。留連，批風抹月四十年”。後期思想性較強的作品要數睢景臣的〔般涉調·哨遍〕《高祖還鄉》套曲，寫漢高祖趾高氣揚地還鄉後，“眾鄉老展腳舒腰拜”，當人們認出他原來就是給人“喂牛切草”的“劉三”後，不由地憤怒道：“為什麼改了姓，更了名，喚作漢高祖?”充滿了強烈的諷刺性與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