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這首詞具有先進的思想性以及高超的藝術性，所以，“不止是蘇（東坡）辛（稼軒）低頭，定評為詞中第一首，就是三百篇以下各體歌詩中”的“著名雄篇”，若“與本篇較長短，不免尚有遜色”。範文瀾關於毛澤東詠雪詞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地位的這一判斷，同詩人柳亞子大約一年前對該詞的評論極為相似，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範文瀾為什麼對毛澤東的詠雪詞這麼感興趣？他為什麼對毛澤東的《沁園春·雪》有這麼深刻的理解？為什麼寫出了這麼出色的白話譯文呢？說起來話就長了。
範文瀾與毛澤東有著比較深的交情。
範文瀾生於1893年，浙江紹興人，是著名的曆史學家，生平著述頗豐。早年在北京大學就讀，畢業後留校任蔡元培的私人秘書。當時毛澤東也正好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打工，毛澤東與範文瀾在那個時候是否有過交往，現在還沒有發現明確的記錄。但是畢竟彼此是有淵源的。
1941年，範文瀾從河南來到延安，擔任馬列學院曆史研究室主任。
毛澤東與範文瀾的第一次見麵是在北京大學，還是在延安的窯洞？
現在還不敢說，但是有文字記載的第一次見麵是1940年1月。當時，範文瀾帶了三十多箱書籍，千裏迢迢從河南抗日根據地來到延安，主持中央馬列學院曆史研究室的工作，並擔任主任的職務。很快，範文瀾就與毛澤東相見了，而且他們就曆史方麵的話題進行了廣泛的交談。
範文瀾長期研究曆史，毛澤東對中國曆史也很有研究，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而且範文瀾與毛澤東同歲，他們又都在北京大學接受過蔡元培的熏陶，所以在一起的時候話題比較多，經常就曆史方麵的問題進行交流。而且每次交談，範文瀾都非常認真地傾聽毛澤東的意見。有一次，毛澤東希望他組織人員編寫一本幹部們學習用的中國曆史通俗讀本，字數要求在十五萬字左右。範文瀾回去就開始布置這項工作。這就是編寫《中國通史簡編》的起因。
隨後，範文瀾開始著手編寫提綱，並就體例字數等問題請示毛澤東。毛澤東再三強調，寫中國曆史要“夾敘夾議”。範文瀾心領神會。但是寫著寫著問題來了，範文瀾向毛澤東建議說要增加到二十五萬字左右，但是寫著寫著又不行，又要增加到四十五萬字。後來毛澤東幹脆說，你們寫吧，能寫多少寫多少。
這樣，在範文瀾的主持下，以他帶來的三十多箱書籍做參考資料，經過兩年多的時間，《中國通史簡編》終於完成了，並且於1942年在延安出版發行。毛澤東特別看重這本書，看了剛剛出版，還散發著淡淡墨香的書籍，非常高興地對範文瀾說：“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們共產黨人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曆史，不僅有我們的看法，而且寫出了一部係統的完整的中國通史。這表明我們中國共產黨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曆史有了發言權，也拿出了科學的著作了。”這本《中國通史簡編》，是共產黨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係統敘述中國曆史的著作，在當代中國史學界和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累計印數達數百萬冊。範文瀾仿佛在延安這個西北小城裏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知音，創作的熱情不斷高漲，一發而不可收，又相繼完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編）、《正史考略》、《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等多種著作。
毛澤東發現範文瀾是一個可造之才。後來，範文瀾工作的馬列學院改組成中央研究院，範文瀾被任命為研究院的副院長，兼任曆史研究室主任。這期間，毛澤東覺得範文瀾主持編寫的《中國通史簡編》效果不錯，又交代給範文瀾一項任務，委托他編寫一本國文課本，供工農幹部提高文化之用。範文瀾接了任務之後馬上與齊燕銘等幾個人著手工作，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就把課本編出來了，而且還加了詳盡的注釋，非常實用，受到毛澤東的表揚。
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毛澤東前腳剛走，根據工作需要，範文瀾也於冬季離開延安，赴晉冀魯豫解放區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