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吳景洲與兒子的一唱一和
《沁園春·雪》發表一個月之後，1945年12月15日，一個署名景洲的先生也在《新民報》晚刊依毛潤之原韻作了一首《沁園春》，名日《沁園春·詠霧》。詞中有這樣的句子：“思往事，祈天青雨過，昨日今朝。”表達了詞人期盼和平的美好願望。
你猜這景洲是何許人也？
他不是別人，他正是吳祖光的父親，吳景洲。吳祖光在《新民報》晚刊首發毛澤東的《沁園春·雪》，而吳景洲緊隨其後，上演了一出父子一唱一和的好戲。
吳景洲的兒子是我們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劇作家，名重華夏，其實乃父之名也絕非在兒子之下，無論為文、為畫都堪稱大家。
吳景洲名吳瀛，景洲是他的字。他生於1891年，江蘇常州人，出身世代書香家庭，其父吳稚英是清朝著名洋務派領袖張之洞的幕府。吳景洲就畢業於張之洞創辦的湖北方言學堂的英文專業，不僅有精湛的國學基礎，而且有深厚的西畫及傳統國畫功底，可謂學貫中西。他曾任京都市政都辦公署坐辦（相當市府秘書長），32歲便以其出類拔萃的學識參與創建故宮博物院，任常務委員、古物審查專門委員，並擔任《故宮書畫集》、《故宮周刊》首任主編。解放後被陳毅元帥聘為上海市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員會古物鑒別委員，董必武曾親自登門拜訪。
吳景洲早年受孫中山革命的影響，具有強烈的愛國民主思想。吳景洲的舅父莊蘊寬曾擔任1925年至1927年故宮博物院臨時董事會董事和“維持會”副會長。由於這一層關係及其後首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的邀請，吳景洲被聘到故宮博物院兼職，參與了“清室善後委員會”對清官財產的清點和博物院的創建工作。1926年，曾任“故宮博物院維持會”常務委員。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特派易培基為“接收北平故宮博物院委員”，易培基因病不克北上，電囑馬衡、吳景洲等為代辦，與奉係軍閥操縱下的“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辦理交接。1929年，易培基被正式批準為院長，吳景洲擔任“古物審查會專門委員”。1931年，鑒於日本帝國主義已占領了東北，華北危急，為保護文物安全，故宮博物院決定精選部分文物南遷，吳景洲參與其事，為首批南遷文物監運員。直至1933年，易院長為人中傷，以“故宮盜寶案”被迫辭職，吳景洲也隨之離開了故宮。
故宮博物院的最初十年，是風風雨雨狂飆迭起的十年。為了保護這個幼弱的民主革命新生兒不致在搖籃裏就遭到扼殺，許多愛國民主人士、專家教授及當時故宮同仁，冒著被綁架、坐牢、暗箭中傷等危險，四處奔走呼號，與各種惡勢力展開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在這場民主與封建、進步與倒退、正義與罪惡的鬥爭中，吳景洲始終是“以保存數千年文化淵藪為職誌”，站在鬥爭的最前列，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他所撰寫的《故宮博物院五年經過記》，不但真實地記述了最初的艱難創業曆史，同時也洋溢著他一片愛國主義的熱忱。
吳景洲是一位學者，曾有《中國國文法》等著作行於世；他同時也是一位文物收藏鑒賞家，這也許是與故宮博物院有這一段不解之緣有關罷。收藏文物，需要錢財，而他的家庭人口多，全靠工薪收入，生活並不富裕，但為了購藏一件心愛的文物，往往不計重值，所以全家人跟著他節衣縮食。時有不足，隻有借貸，每逢年節，債主盈門。經濟拮據時連兒女們些小學校費都無所籌，而吳景洲卻嗜痂成癖，甘之如飴。經此苦心收集，藏品逐漸豐富，盈箱累篋，小室為滿。離開故宮後，為謀生計，吳景洲攜眷南下武漢，抗日戰爭爆發後，又避亂重慶，抗戰勝利後，吳景洲帶一家老小回到南京，後來又寓居上海。經過這些年的奔波，吳景洲對國民黨早已失望透頂。對於共產黨，他同吳祖光一樣抱著極大的希望。十幾年間，輾轉遷徙，裝載他所收藏的文物的大小箱籠，總是寸步不離。關山險阻，戰火紛飛，其中艱苦，可想而知。
全國解放後，吳景洲曾擔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正當他以其興奮的熱情為新中國服務時，卻不幸中了風疾，癱瘓不起。1955年，其長子吳祖光為方便照顧，將雙親迎養到北京，他所精心收集的文物也隨之而至。出於對新中國前程的憧憬和熱愛之情，兒子吳祖光提議，將這批來之不易、保存尤難的珍貴文物被無償捐獻給國家，吳景洲當即欣然同意，這批文物成為了故宮博物院的珍貴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