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胡政之最有意思的一次會麵發生在1945年。當時抗日戰爭已經接近尾聲，胡政之錯誤地估計了形勢的發展，以為國民黨會在不遠的將來獨步神州，所以想在上海、天津、重慶、香港四個地方分別出版《大公報》。他知道蔣介石比較注重《大公報》，想利用《大公報》這塊招牌，所以在一次蔣介石召見他的時候，胡政之就動了敲蔣介石竹杠的念頭。他在自己的袖筒子裏麵藏了一封信，談話在興頭上的時候，胡政之把信拿了出來。原來這信的內容是向蔣介石伸手要錢的，胡政之獅子大開口與蔣介石要二十萬美元的官價外彙。
這是胡政之在與蔣介石的交往中所犯下的一個最大的錯誤。當時黑市的外彙與官價的外彙要相差一二十倍，這樣大的一個沉重“包袱”《大公報》是背負不起的。經濟上受惠於人就難免要在其他方麵付出等額的代價，這正是胡政之受製於蔣介石的開始。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吧，吳鼎昌、胡政之、張繼鸞當初所約定的社訓由“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減少為“不私不盲”了，“不黨不賣”的信條再也不提了，說明他們已經開始黨了，開始賣了。
三個臭皮匠各取所需，吳鼎昌要官，張繼鸞要名，胡政之要錢，蔣介石都滿足了他們，剩下的就是三個人怎麼樣通過《大公報》回報蔣介石了。你說這樣的《大公報》怎麼敢不大幫蔣介石呢？當時人們之所以經常在《大公報》上看到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小罵，那不過是吳鼎昌、胡政之、張繼鸞使用的一種障眼法而已，他們沒有從諸葛亮那裏學到真正的本領，但是還是學會了一點，比如他們的“小罵大幫忙”就非常類似於諸葛亮的“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如果《大公報》和《中央日報》一樣公然地為蔣介石大拍馬屁的話，他們報紙還有誰去看呢，他們還怎樣去騙取公眾的信任呢？這正是《大公報》的聰明之處。
三、王芸生與毛澤東的三次會晤[4]
在《大公報》中比較有名氣的人物還有一位，這個人就是王芸生。
這個人與蔣介石也有過交往，但是沒有交情；這個人與毛澤東倒也有過交往，但是也沒有建立起真正的交情。
說來話長。
1945年9月20日中午，李子壩《大公報》報館裏正在緊張地忙碌著，總經理胡政之、總編輯王芸生都沒有外出，一直在裏裏外外地張羅著。王芸生甚至一反常態，竟然連自己的孩子都不許進到院子裏來，孩子們是不管這些的，你不讓進院他們就幹脆趴牆頭，他們在牆頭上指手劃腳，唧唧喳喳。
突然，兩輛汽車從外麵轟隆隆地開了過來，一直開到了《大公報》辦公的院子裏。這個時候王芸生的兒子大聲地呼喊了起來：“看，是毛先生，前邊的那個是毛先生！”院子外麵的人、院子裏麵的人、屋子裏麵的人都聽到了這個興奮的喊聲，循著這聲音望去，隻見毛澤東身著一套樸素的中山裝，從容大度地走下汽車，向《大公報》的辦公大樓走來。
原來今天《大公報》的總經理胡政之以個人的名義在《大公報》報館設午宴請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等人。
這已經是毛澤東與王芸生的第三次見麵了。原來在此之前毛澤東和王芸生已經有過了兩次見麵。
9月1日，在中蘇文化協會為慶祝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舉行雞尾酒會的時候，王芸生第一次與毛澤東見麵。毛澤東握著王芸生的手親切地說：“久聞大名，如雷慣耳。希望你們新聞界的朋友多為和平宣傳。”王芸生連連點頭。
幾天之後，毛澤東在紅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辦事處再一次邀請了王芸生等人。那天是9月5日下午，大約三點左右，《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編輯主任孔昭愷、采訪主任王文彬三人來到了紅岩村毛澤東的臨時會客廳，當時王若飛也在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