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由戶部谘解的太倉銀七萬餘兩；兵部谘解太仆寺銀四萬兩；鳳陽李三才谘解銀八萬五千兩；湖廣撫臣支可大谘解漕折銀三萬兩；四川按臣崔景榮解髒罰款三萬五千兩；四川布政司庫銀十三萬六千餘兩；川東道銀六十四萬二千餘兩；川南道銀五十二萬六千餘兩；川西道銀二千兩；貴州以福建協計解補銀十萬兩；各府州縣解銀四十二萬餘兩；四川各州縣加派地畝賦稅銀十二萬三千餘兩；四川加派運夫工食銀二十五七千餘兩；銅錢合計2886兩。
屬於戶部銀的有兩項，共計十萬兩；屬於兵部銀的同為兩項，共計十二萬五千兩。其餘皆是四川地方籌措銀兩。
郭子章疏中提到，貴州布政司實際籌措到各省直解貴州兵餉及木價借充兵餉，並舊鎮雲南沐昌祚捐助等銀，通共一百零四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兩。此外貴州還從戶部題留湖廣本色漕糧中實際獲得八萬九千餘石漕米，按時價每石銀七錢換算合白銀六萬二千四百餘兩。
其中，兵部解到太仆寺銀六萬兩；南京戶部解到餉銀十萬兩；督臣李化龍解到餉銀十二萬二千餘兩；雲南撫臣解到餉銀十萬四千兩；黔國公解到報效銀二千兩；兩廣督臣解到餉銀三十八萬兩；湖廣支可大解到五萬餘兩；河南撫臣曾如春解到餉銀九萬兩；福建撫臣金學增解到餉銀十萬兩；木價借充餉銀三萬兩；應天撫臣陳惟芝解到木價借充銀二千兩；戶部題留湖廣漕糧本色折銀六萬餘兩。
貴州解銀裏，屬戶部者九項，計銀84萬5千兩；屬兵部者一項，計銀六萬兩；屬貴州地方者三項，計銀20萬6千兩。
原本朝廷下詔加派四川、湖廣兩地地畝銀，湖廣擬加派二十六萬兩，隻是這一筆湖廣並未協濟出去，而是留在了本省使用。
即便四川加派的地畝銀，李化龍亦是讓四川從中自得七萬兩，以五萬兩協濟貴州，隻是最後並未協濟貴州，而全部留在本省。
湖廣所題留的漕糧正、耗米共計三十六萬石，為三省均分，以充平播糧餉。每省該九萬餘石，改折漕糧並三六耗席、楞木各該一萬五千餘兩。後來本該解往四川的本色漕糧因故亦以同樣的價格改解折色銀，連同楞木等銀共計八萬餘兩，但楚撫支可大隻解運了漕折銀三萬兩給四川。
貴州得到均分漕糧以每石折銀七錢算，合銀六萬餘兩，及支可大差官解到軍餉並愣木銀五萬餘兩。按戶部題留三省均分，每省得銀八萬計，湖廣實際分得九萬六千餘兩，再加上籌措的其他經費，實際湖廣籌得共計九十萬兩。
由此也得到，朝廷為平定播州之亂，實際籌措的軍餉總額達449萬餘兩，其中地方籌措就達286萬兩，源自戶部的經費有144萬兩，而來自兵部的經費隻有18萬餘兩。
自攻克海龍囤之日算起，離綦江失陷不到一年，離李化龍兵分八路誓師會剿之日不足四月。這段時間內，李化龍是嚴督經管司道等官，事事籌算，時時稽核，正支之外，絕無別項浮費。至戰事結束，這449萬兩經費並未全部用完。
三省的軍費開支都是本省的巡撫負責，四川是李化龍，貴州是郭子章，湖廣則是支可大。李化龍在上疏朝廷的《銷算軍餉疏》中明計，四川實際軍餉開支為138餘萬兩，剩餘108餘萬兩。
郭子章在上奏的《播平奏報軍餉疏》中記錄，貴州的實際軍費開支為63萬8千餘兩，剩餘47餘萬兩未使用。
湖廣在此役中實際使用軍費約為50萬兩，剩餘42萬兩。三省合計共用軍費為252萬兩，僅占籌措軍費的不到六成。
播役結束之後，三省尚餘198萬兩，這筆餘款大多用在了營建、蠲免、賑濟等善後事上，以及征叫胡廣皮林苗人，另有部分繳還給了戶部。
四川則動用餘款43萬兩抵扣了今年蠲免之數，另又解發三萬兩協濟胡廣征剿皮林。播州營建城池等支銷43萬9千兩有奇。
貴州則在餘款中動支20萬兩解赴戶部交納，又支銀一萬兩賑濟被賊殘害的軍民，協剿皮林陸續支出三萬八千兩，剩餘銀16萬8千，用於了新府州縣的經理建置善後。
湖廣剩餘軍費，處用於征剿皮林叛苗外，還用在了蠲免當年的部分田賦。
若將善後費用一並計算在播州之役的總軍費開支當中，那麼此役的軍費開支已達362萬餘兩白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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