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遇見“明主”就要忠心不二
擇主雖然講究依時而變，但“跳槽”過頻卻並不可取，天下之大臥虎藏龍無數，遇到合適的“領導”時便要死心踏地跟著，不可一山還望一山高，如熊瞎子掰玉米似的，到頭來什麼都沒有撈到，這是做人的大忌，也是有“心機”的人必須明白的道理。
我們常說的擇主要喜新厭舊，但這個喜新厭舊的前提是我們的上司領導實在是扶不起的“阿鬥”，跟著他注定一輩子將無所作為，這樣才能成為我們選擇“跳槽”的前提條件，如果我們遇到的是明主，是不可多得的雄才大略之人，這時如果還“一心二用”，到頭來落得個“竹籃打水一場空”的便可能是你自己。
做人要有“心機”，這個“心機”並不是要我們不勞而獲去占別人的便宜，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隻有通過自己的努力才能獲得人生和事業的成功，所以找到“明主”之後最好死心踏地跟著，“貞觀之治”年間的著名宰相房玄齡，便是這樣一位悟透這一“心機”的人物。
房玄齡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得力助手，他與杜如晦被人合稱為“房謀杜斷”，一時被傳為佳話，他一生至忠至勤，在唐太宗年間做了二十年的太平宰相，尤為可貴的是，他能夠善始善終，這在鬥爭激烈的封建官場是十分難得的。
隋朝末年李淵在太原起兵反隋的時候，房玄齡正任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陽）當官。李淵派其子李世民（後來的唐太宗）帶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區，房玄齡經過分析比較，認為隋朝滅亡隻是遲早的事，而在諸多起義軍中，惟有李唐政權深明大義，極得民心，又能禮賢下士，將來必定能據有天下，於是，他就毅然拋棄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房玄齡的這一“棄暗投明”便正是他一生發跡的起點。
公元630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以後的第四年，房玄齡被提升為尚書左仆射，行宰相之職。
在任相職期間，房玄齡可謂至忠至勤，而且成績卓著，堪稱能相。史書上這樣稱讚他：“任總百司（總管政府中的各個衙門），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謹慎虔誠地處理各類問題），盡力竭節，不欲一物失所（不讓一件事辦不妥當）。”
對於朝廷上的一些煩事，他幾乎事無巨細，一概過問，不僅定期審查吏治、司治的得失優劣，甚至連宮室的營選、武庫裏的存儲數目，他都要一一過問。史書說他“事無巨細，鹹當留意”，其認真負責的精神，著實令人感動。
房玄齡心地一片赤誠，為人胸懷寬廣，善於團結同僚，容易與人共事，並且注意發揮別人的長處。如經他推薦的杜如晦，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史書上稱他“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為時輩所服。”房玄齡就注意發揮他善於決斷的長處，每和太宗有所謀劃，都要等杜如晦前來定斷，用房玄齡的話來說，就是“非如晦莫能籌之”，而杜如晦的很多看法，往往與房玄齡不謀而合。“房謀杜斷”，相得益彰，他們兩人的密切工作，與勾心鬥角的官場習氣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成為流傳不絕的佳話。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齡病危，太宗不斷派人看望，並親去探望，於房玄齡臨死前與他握手敘別。房玄齡死時，“太宗對之流涕”，足見君臣感情之深。
人言官場險惡，官場如戰場，其實並不盡然，其主要條件應看處於什麼樣的朝代，得遇什麼樣的君主，更主要的還是自己的態度。以曹操之“奸”，尚有許多人忠誠於他，尚有許多人在他手下得以善始善終，何況奉事別的君主呢？由此看來，官場機詐，宦海“三忌”，都是存在的，但也不是絕對無法避免的，至於如何避免，要看具體情況而定。
俗話說太平天子易做，太平宰相難當，但房玄齡穩穩當當地做了二十年太平宰相，且身後哀榮無限，實在是中國古代大臣裏善始善終的典範，他能做到如此，概莫基於兩點原因：其一是棄暗投明，拋棄腐朽的隋朝投奔了開明的唐太宗，這一選擇為他的一生開了一個好頭；其二是他能夠勤勤墾墾地跟隨太宗皇帝，這是他得以榮寵一生的根本原因。
為官之道，擇主固然重要，但踏踏實實做事卻是實現人生理想的根本所在，悟透這一“心機”的人將注定有所作為。
3．馮道學做“牆頭草”成就“不倒翁”
牆頭草的特點是風吹兩邊倒，哪邊勢力強便倒向哪邊，也許有人會說它意誌不堅定，是個不折不扣的“兩麵派”，其實不然，這裏蘊含著一種深刻的處世哲學，試想如果牆頭草“昂首挺胸”地站在那裏，恐怕過不了幾天便會被大風攔腰折斷。做人應該學學“牆頭草”的精神，尤其是在變幻莫測的官場，更是要把握好風向，這樣才能成為真正的官場“不倒翁”。
時代與時代不一樣，為官之道也是有所區別的，房玄齡能做二十年的太平宰相，一生極盡榮寵，關鍵還在於那是個和平年代，穩定的政治環境為他施展自己的抱負給予了充分的機會。但倘若一個人處在“城頭變幻大王旗”的亂世，那麼忠侍一主則極有可能被時代所無情的吞噬掉，俗話說“亂世宜用重典”，有“心機”的人應該知道亂世要學做“牆頭草”的道理，五代時候的官場“不倒翁”馮道，便是這樣一位深諳擇主而事的“教父”級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