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解放後，1950年1月，由重慶烈士資格審查委員會對“11·27”大屠殺中的犧牲者進行烈士資格審查，楊虎城、羅世文等236名被害人員被宣布為革命烈士。此外還有近百名犧牲者，一時難以準確地評定他們的政治身份和表現，其中包括席懋昭。曾任中共川東特委負責人的鄧照明在《巴渝鴻爪》一書中回憶當時評定烈士的標準說：“當時的依據大概是，這些人被捕後的影響如何，當時有些什麼傳聞，和從集中營脫險出來的人所提供的情況。我們當時隻能根據這些來確定烈士名單。”當時，隻憑脫險難友的一兩句話，稱“席懋昭在獄中所說的參加過長征及西康組織，是假的”、“表現不好”，就決定席懋昭“不列名”，即沒有列入烈士名單。
陳雲在抗日戰爭以及解放以後，也一直關注席懋昭的蹤跡。不過時隔多年，陳雲隻記得席懋昭是天全縣靈關殿小學校長，不記得他的名字，所以未能查找到席懋昭。
在1965年前，雖然當時的西南軍政委員會曾經發出了繼續搜集那些“不列名”犧牲者的材料的通知，但是未能專門組織力量調查、核實，隻追認鍾淩雲等11人為烈士。1981年12月，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抓緊複查未定烈士人員的通知。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的通知，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立即組織力量進行複查工作。於是，在“不列名”的名單上，開始核查席懋昭的政治情況。由於席懋昭是儀隴縣人，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請中共儀隴縣委落實核查席懋昭的任務。
1983年初，席懋昭問題有了重大突破。中共儀隴縣委在地下黨的檔案中發現一份席懋昭寫的自傳，其中寫及護送陳雲出川，一下子就引起高度關注。於是，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向陳雲核實這一問題。
1983年7月12日，陳雲委托秘書複信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
1935年紅軍長征過大渡河後，中央決定派他去上海恢複白區黨的組織，當時確有一位在靈關殿做小學校長的地下黨員護送他到成都、重慶，以後在延安還見到過這位同誌，但姓名記不得了。如席做過靈關殿的小學校長，即可肯定席就是當年護送過他的那位同誌。
陳雲非常關注這一情況，8月28日，他又委托秘書給四川省委辦公廳打電話，催問查詢結果。
10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致信陳雲辦公室說：經查曆史檔案，席懋昭在1934年和1935年確實當過天全縣靈關殿村小學校長。同時附寄了《席懋昭情況簡介》，請陳雲提供一份證明材料。
陳雲希望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能夠提供席懋昭的照片，以求最後確定這一問題。
1983年12月中旬，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派出專人把複查席懋昭的材料以及照片送給陳雲。
陳雲於1983年12月20日親筆寫下詳細的證明材料：
1935年春，紅軍長征過了大渡河後，中央決定派我回上海恢複黨的組織。
當時我化裝成小學教員，組織上派了一位擔任天全縣靈關殿小學校長的地下黨員護送我。我們為了躲避國民黨的追擊部隊，走的是山路，經滎經、雅安到達成都。在成都，我和他分開活動。我持劉伯承同誌的親筆信，找到他在中美銀行任董事的朋友。那人一見我，就說外麵風聲很緊，情況很危急，要我快走。我在他那裏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和護送我的同誌前往重慶。在重慶，我又持劉伯承同誌的信找到他在藥鋪的弟弟，在他家裏住了幾天，買好去上海的船票。到此，護送我的那位同誌完成了任務，和我分手。1937年，我到延安後曾見過護送我出川的那位同誌，記得他當時正在中央黨校學習。不久，他又被派回四川做地下工作，從此沒有再聽到有關他的消息。我由於記不起護送我的那位同誌的名字，便要辦公室查一下這位席懋昭同誌當年是否擔任過靈關殿小學的校長，他的愛人是否也在該校當過教員。最近，四川省委組織部送來材料，證明席懋昭同誌確曾擔任過靈關殿小學的校長，他的愛人也在該校當過教員。另外，還送來一張他的照片。這些情況以及照片，和我的記憶完全吻合，因此可以斷定，席懋昭同誌就是當年護送我從靈關殿到成都、重慶的那位同誌。我認為，應當肯定席懋昭同誌為革命烈士，並記下他在完成護送我出川這一黨的重要任務中的功績。
陳雲的這一親筆證明材料，為席懋昭洗去了冤屈。
1984年5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認席懋昭、黃寧康、唐建餘、陳本立等4位“11·27”大屠殺犧牲者為革命烈士，其中席懋昭因護送陳雲出川有功，被追記大功一次。
1986年11月20日，在“中美合作所”被害的未定烈士人員的調查核實工作結束。經多方查證，已查清了83人的情況，其中席懋昭、張露萍等64名遇難人員經四川省人民政府批準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在席懋昭被追認為革命烈士的時候，陳雲出川也被人們所記起。不過，最初媒體隻宣傳席懋昭精心護送陳雲出川，隻字未提另一個人——陳梁。
這又是為什麼呢？因為陳梁後來成了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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